文丨汪兆騫

1918年春，新文化運動有了一抹春色，陳獨秀進入北京大學，攜風靡一時的《新青年》北上，《新青年》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高地。

1918年4月，周樹人創(chuàng)作了小說《狂人日記》，署名魯迅，載當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上。周樹人以此為開端，橫空出世，開始了魯迅時代，標示了中國新文學的誕生。從此，魯迅全力投入改造國民性與反對舊勢力的斗爭之中，成為中國新文學的偉大旗手。

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發(fā)表之后，引起轟動，文壇一片喝彩之聲。

這篇小說與俄國作家果戈理的作品同名。果戈理筆下的狂人，是被專制農(nóng)奴制社會壓榨的自卑懦弱的小職員。魯迅筆下的“狂人”，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長期受禮教壓迫，對社會產(chǎn)生恐懼的一介書生。狂人的每句話都是瘋話，卻含有許多嚴酷的真理和深刻的哲理。魯迅借此控訴了封建社會“吃人”的本質(zhì)。評論界認為《狂人日記》在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使我們的民族面貌、氣象為之一新。

筆者總覺得，《狂人日記》的主人公正是魯迅自己。當時他寓居山會邑館，如同困在牢籠之中，他自己正是想沖破黑暗卻報國無門的一介書生。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吶喊·狂人日記》）

請看小說，“狂人”安排的“早愈”并“赴某地候補”的情節(jié)中，就有魯迅本人欲走出“S會館”，為新時代吶喊的復雜心態(tài)。“黑暗”讓他“痛苦”，但又不確信“希望”的存在。他所以要出征，系聽到“將令”，就要沖出牢籠，“與黑暗搞亂”，“鬧他一下”。

魯迅將自身矛盾而沉痛的思索都寫進了《狂人日記》之中，我們可以從中讀到魯迅復雜的世界觀，以及他獨特的性情和人格。有了這一層，“狂人”或孤獨的魯迅，為中國文學留下了豐富的精神與文化財富。

當然，與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提倡的五四新文化思想和精神相比，《狂人日記》所表現(xiàn)的并沒有超越。

《狂人日記》發(fā)表后，《新青年》第四卷第六號上發(fā)表了胡適的《易卜生主義》一文，詳細地介紹了北歐戲劇大師易卜生的思想及其現(xiàn)實主義代表作品，在中國思想界和戲劇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沖擊波。

胡適抽譯出易卜生的三句名言：一、你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二、社會最大的罪名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fā)展；三、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胡適認為，健全的個人主義的核心精神就是由這三句話發(fā)生的，這個健全的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一面教我們學《玩偶之家》主角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鑄造成一個人，另一面教我們學習《國民公敵》主人公斯鐸曼醫(yī)生，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zhàn)。要為社會造出無數(shù)愛自由勝過愛面包、愛真理勝過愛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為今日的文明世界奠定基礎。

在人道主義旗幟下，魯迅的《狂人日記》旨在批判，胡適的《易卜生主義》重在建設。看得出來，胡適的《易卜生主義》是對魯迅的《狂人日記》的肯定和補充。《狂人日記》和《易卜生主義》互相支持之后一個月，魯迅與胡適又在兩性道德的問題上再度相互支持。

周作人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上發(fā)表譯作《貞操論》，在《譯者前言》中高度贊揚作者與謝野晶子“是現(xiàn)今第一流女批評家”，文章中“純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藥”，在中國文化界引起不小的震動。

胡適最先響應，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號上發(fā)表《貞操問題》一文，敏銳地抓住北洋軍閥政府剛剛公布《中華民國褒揚條例》這一契機，不失時機地提出：“貞操問題之中，第一無道理的，便是這個替未婚夫守節(jié)和殉烈的風俗。”

魯迅立刻呼應胡適，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號上發(fā)表《我之節(jié)烈觀》，明確提出“自他兩利”的新的道德準則，呼吁“要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要人類都受正當?shù)男腋！薄?/p>

魯迅和胡適在新文化運動發(fā)軔之初，默契地聯(lián)合作戰(zhàn)，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為了適應革命需要，《新青年》改組為同人刊物，成立了編委會，由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沈尹默、高一涵六人輪流主持編輯工作。魯迅逐漸成為《新青年》雜志一員健將。《新青年》的編輯會也邀請周氏兄弟參加。

魯迅與李大釗在《新青年》的編輯會上相識：

我最初看見守常先生的時候，是在獨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樣進行《新青年》的集會上，這樣就算認識了。（《〈守常全集〉題記》）

錢玄同與魯迅最為熟悉，為了約稿也多次造訪周氏兄弟。沈尹默曾回憶說辛亥革命后住在杭州的時候就認識魯迅，但魯迅日記第一次記錄沈尹默是1913年3月1日，此后二人逐漸相熟。二人皆善酒，常在一起小酌。

陳獨秀對魯迅格外敬重。后來，《新青年》隨陳獨秀南下上海，陳獨秀頻繁與周作人通信，向魯迅約稿。1920年3月11日陳獨秀致周作人信：“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chuàng)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8月22日，陳獨秀致信周作人，告知魯迅小說《風波》將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登出，說“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

9月28日陳獨秀又致信周作人：

“你尚有一篇小說在這里，大概另外沒有文章了，不曉得豫才兄怎么樣？隨感錄本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東西，現(xiàn)在我一個人獨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工夫都寫點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處自加訂正，寄來付印。”

后來，魯迅采納陳獨秀的建議，將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十四篇短篇小說編成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集——《吶喊》，于1923年8月出版。

1933年3月5日，魯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中說：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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