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特朗普發布了最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這份文件不僅標志著美國外交政策的重大轉向，更被視為一種“新門羅主義”的宣言。它明確主張美洲是美國的“勢力范圍”，強調美國在西半球的“預先優勢”，并以“特朗普門羅主義附則”（Trump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為名，宣稱要“主張并執行”這一原則，以保護美國本土安全、遏止移民潮、打擊毒品走私，并排除中國等外國勢力的干涉。

這份報告隱含著文化與種族優越論的論調，特朗普政府對歐洲移民政策的批評，以及對非洲國家如索馬里的貶低，暴露了白人至上主義的幽靈。

特朗普在今年一次演講中，確認他二零一八年稱某些非洲國家為“屎坑國家”的說法，將索馬里描述為“地獄般的國家”，并宣布“永久暫停第三世界移民”，包括來自索馬里、海地和阿富汗的難民。

此言論引發國際嘩然，更被《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形容為一場“文明戰爭”（Civilizational War），從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對抗，轉向文化與種族身份的全球沖突。

對歷史學者而言，特朗普的邏輯可追溯至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白人的負擔”（White Man's Burden）理論。吉卜林在一八九九年詩中主張，作為優越種族的白人負有“文明化”落后民族的責任。

這種帝國主義敘事如今在特朗普的報告中重現：美國不僅要守護自身，還要“拯救”歐洲免于“文化抹除”（civilizational erasure），并將非洲視為威脅來源。

這種論調不僅違背了美國民權運動的傳統——如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我有一個夢》演說——更抹殺了共和黨內部開明派如布殊家族、麥凱恩（John McCain）和羅姆尼（Mitt Romney）的自由開放遺產。

報告更重申對中國在拉丁美洲影響力的警惕（如中國投資港口和礦產），還將移民、毒品和跨國犯罪視為“存在威脅”，主張美國有權“干涉”該地區以維持穩定。例如報告要求拉美政府與美國合作打擊毒品恐怖主義和毒梟集團，確?！瓣P鍵供應鏈”和“戰略位置”如巴拿馬運河安全。這被批評為“新帝國主義”，因它將美國“全球霸權”概念轉向“區域平衡”，接受大國劃分勢力范圍的邏輯，實際上強化美國在美洲的單邊主義。特朗普已威脅入侵巴拿馬、委內瑞拉，扣留委內瑞拉郵輪，并對巴西實施百分之五十關稅。

今天，特朗普的門羅主義版本視拉美為“美國的延伸”，這無異于將美洲國家降格為附庸。

報告對歐洲的描述充滿文化焦慮，警告歐洲面臨“文明抹除的嚴峻前景”，因移民政策導致國家身份“被侵蝕”，預測“某些北約成員將在數十年內成為多數非歐洲人”。弗里德曼在評論中，將此視為“從冷戰到文明戰爭”的轉變：特朗普不再聚焦俄羅斯或中國，而是將移民與文化變革定為“存在威脅”，這是一場“文明戰爭”，西方白人文化面臨“抹除”。這種敘事強化了種族二元對立，將非洲國家如索馬里簡化為“地獄”，忽略其內戰與貧困的復雜性。這延續美國一九二零年代種族配額遺毒，將非白人移民視為“威脅美國歸屬”的族群。

歷史學者將特朗普的論調追溯至吉卜林的“白人的負擔”，這首詩鼓吹白人“優越種族”有責任“文明化”“野蠻”民族，承擔帝國擴張的道德責任。這種思維抹殺了美國民權歷史。金恩《我有一個夢》呼吁種族平等，共和黨曾是其盟友—林肯廢奴，艾森豪護送黑人學生入校。布殊家族、麥凱恩和羅姆尼延續傳統支持民權法案與移民改革。

特朗普的思想等于否認美國黑人貢獻。美國文化界不會忘記，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探討黑人女性韌性，轟動全球文壇；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寵兒》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揭示奴隸遺毒。美國黑人女數學家韋斯特（Gladys West）開發GPS精準模型，貢獻全球定位系統，被譽為GPS“隱藏人物”，是全球司機開車導航時不能忘記的天才。特朗普將黑人與“屎坑”掛鉤，種族歧視，更是文化盲點，開時代倒車，令人齒冷。

毫無疑問，特朗普的言論針對“覺醒文化”（woke culture）與民主黨左翼的“零元購”，如過度政治正確與邊境松懈導致難民涌入。

但從一極端擺向另一極端，只會撕裂美國。NSS的種族論調損害軟實力：皮尤數據顯示，美國全球形象已衰落。要發揮優勢，美國須回歸中道——平衡移民改革與人文關懷，擁抱多元以強化創新。否則，軟實力流失將使美國陷入文明倒退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