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跑智能經濟，重慶與北上深“對賭”

重慶推動智能經濟成為重要增長極。

近日，《重慶市推動“人工智能+”行動方案》（簡稱《方案》）印發。這不止是布局新賽道，更是對其數萬億工業體系的一場智能化“關鍵手術”。

全國人工智能競速已至深水區，《方案》是直面差距的回應，更是加快建設“應用高地”的進擊。

手術刀已然落下，因為重慶的差距與危機就在眼前。

2024年，重慶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為171億元，這不僅是一線城市的量級之差，甚至僅為成都的六分之一。

去年7月公布的《中國人工智能城市競爭力排行研究報告》為這一危機提供了冰冷的注腳：

在激烈的城市競爭中，重慶位列第13，落后于同處西部的成都（第8）、西安（第6）。

值得注意的是，該報告同時顯示重慶在“政策環境”單項排名中位列全國前三——強烈的政策意志與薄弱的產業現實之間，張力已然拉滿。

壓力首先來自頭部城市已構建的、難以撼動的系統性優勢。這不是單點領先，而是從規則、生態到市場的全方位碾壓。

北京，掌控著規則與源頭。

2025年其核心產業規模有望突破4500億元。這里不僅是183款備案大模型的誕生地，更聚集了從寒武紀的芯片到字節跳動、百度的全產業鏈巨頭。它定義發展框架，掌握著產業發展的最高話語權。

上海，構筑了生態與底座。

2024年，上海人工智能產業規模突破4500億元，匯聚了全國近三分之一的AI人才。從智元機器人的具身智能，到摩爾線程的芯片，再到階躍星辰等大模型獨角獸，頂尖創新力量在此破土。

深圳，實現了市場與硬件的閉環。

2024年產業規模超3600億元，人工智能相關企業數量約2000家，排名全國第三。依托華為、騰訊、優必選等巨頭，這里完成了從底層算力、核心算法到智能終端產品的完美商業轉化。

資本，如同混凝土，不斷固化著這座金字塔的格局。

全球資本已為AI寫下狂熱注腳——2025年10月29日，英偉達市值突破5萬億美元，創下歷史記錄。

而在國內也在重復著相似的劇本。

據IT桔子等市場監測機構統計，2025年前10個月，中國人工智能領域有近800家公司獲得風投，吸引資金超800億元。

然而，這龐大的資金洪流呈現出極高的地域集中度：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市企業獲得風險投資的次數最多。

這種資本與產業的高度集聚，不斷加固金字塔的塔基與塔身，形成強者恒強的“馬太效應”。在產業紅利向下游傳導之前，這種態勢意味著后發城市面臨極高的追趕壁壘。

在此逼仄的格局下，重慶的任何進展都顯得緊迫而珍貴，卻也映照出更深層的戰略焦慮。

2025年，長安汽車發布“天樞大模型”；

吉利將核心智駕團隊及近3000名研發精英整體落戶重慶，成立“千里智駕”；

聚焦“數智+裝備”的嘉陵江實驗室掛牌；

“光+AI”智能視覺的中科搖櫓船，為賽力斯打造全鏈條質檢系統，并在2025年躋身《財富》中國科技50強。

這些星火，精準卡位了前沿方向，但多集中于汽車智駕、裝備數智等巨頭主導或依賴單一技術的細分領域，尚未形成跨產業的生態協同與從技術到商業化的完整鏈路。

當領先者已在收獲系統性創新的復利時，重慶需清醒地認識到：

這場競賽的終極標的已非單一產業之爭，而是對未來整個產業價值鏈支配權的爭奪。

對重慶而言，其命脈系于龐大的“33618”現代制造業集群。

如果這場“操作系統”革命完全由他人主導，那么一個清晰的險境是：重慶的支柱產業，可能被永久“錨定”在價值鏈的加工、組裝環節。

工廠里運轉著最先進的智能生產線，但其核心的“大腦”——工業軟件、控制算法，“神經”——高端傳感器，“靈魂”——基礎模型，卻主要依賴外部輸入。

屆時，重慶面臨是在全球智能分工體系中，能否避免滑向價值洼地的生存問題。

一次技術浪潮的錯失，可能導致一代產業的被動，進而在城市競爭中陷入不利的境地。

因此，面對國家“人工智能+”行動的全面升級與資源進一步向塔尖聚集的趨勢，這份《方案》的本質愈加清晰：這是一場危機感驅動的、關于產業生存權的防衛戰。

橋，只能架設在自己的基石之上。當賽道已被先行者用頂尖稟賦定義，后來者的模仿便是絕路。

2024年7月，北京發布行動計劃，依托最密集的國家級科研力量，目標直指定義規則的“全球創新策源地”和“人工智能第一城”。

幾乎同時，深圳則以 “先鋒城市” 行動方案，將全球市場與硬件制造的強大優勢，轉化為定義智能產品的能力。

同年12月，上海推出 “模塑申城” 方案，憑借國際金融中心與國際化的底座，志在構建掌控產業鏈的“世界級產業集群”。

人工智能基礎相對薄弱、發力更晚的重慶，若繼續跟隨，將永無機會。

于是，《方案》開宗明義，將總目標錨定于“建設全國人工智能應用高地”。

這首先是對現實的清醒認知——避開在基礎研究、通用模型與消費生態上的無望競爭。更深層的邏輯是，對自身國家戰略定位、雄厚的產業基礎和復雜應用場景的智能化實踐。

因此，重慶《方案》并非單一舉措，而是一組環環相扣、指向明確的組合拳。

第一拳，也是基石，是推動AI與“33618”現代制造業集群的全面、深度融合。

這遠非簡單“賦能”。《方案》的核心要求，是“加快‘33618’現代制造業集群體系智能化升級”，系統構建 “產業大腦”與“未來工廠” 。

其目標，是將龐大的工業產能，鍛造成能夠吸收智能、自主迭代的“母體”。

對比來看，上海、深圳的方案中，“AI+制造”是重要的應用場景；而在重慶，這是驅動智能經濟的主引擎，是避免產業價值被“邊緣化”的生存命題，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二拳，為這場制造革命構建跨區域的“能量”通道——“疆算入渝”。

當上海強化自主智算集群、深圳優化本地調度時，重慶選擇了更具雄心的路徑：成為國家 “東數西算” 戰略中的關鍵調度樞紐。

此舉直接服務于其“新時代西部大開發戰略支點”的定位，旨在解決內陸發展的算力與能源成本瓶頸，為本土及周邊地區工業智能化注入穩定、經濟的“動力引擎”。

第三拳，是將智能化嵌入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新棋盤”——面向東盟的協同機制。

這與北上深側重參與全球治理或數據出海等國際合作路徑截然不同。

在全球產業鏈加速向 “安全與韌性” 重構的背景下，重慶人工智能的國際合作，牢牢綁定中新互聯互通項目與陸海新通道，緊扣“內陸開放綜合樞紐”的定位。

通過“探索建立面向東盟的算力協同機制”，不僅是為自身解決方案尋找市場，更是旨在成為連接中國制造與東盟市場的智能供應鏈核心節點。

尤為關鍵的是，《方案》為這一龐大轉型注入了緊密咬合的創新源頭：布局“AI+科學技術”，但路徑同樣獨特。

不同于北京方案探索 “AI for Science” 新范式、上海聚焦優勢學科前沿、深圳攻堅全棧核心技術。

重慶明確要求科研力量圍繞 “AI+”裝備、診療、材料展開，同時探索“AI+”材料科學、生命科學、能源科學等新型科研范式。

其目的，是讓嘉陵江實驗室、金鳳實驗室等機構，直接成為本地產業智能化升級與未來產業孵化的 “創新土壤” 。

這確保了技術創新不懸浮于空中，而是扎根于重慶最深厚的土壤。

從筑牢制造基石、貫通算力動脈、卡位供應鏈節點到培育創新土壤，重慶《方案》勾勒出一條清晰的邏輯。

它致力于在中國龐大的工業腹地與全球供應鏈變局中，完成一場從“軀體”到“大腦”的完整智能化躍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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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前顧問，一家產經決策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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