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上一期內容中說到，“澳門王”何賢之所以能在新中國成立后備受重視，跟他多次化解澳門政治危機的功勞是分不開的，而發(fā)生在1952年的“關閘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該關閘始建于明朝萬歷年間，是明清時期的四大海關之一，其修建目的是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擴張。新中國成立后，該關閘便成為了廣東拱北海關和澳葡當局之間的分界線，當時，中方和澳方均在此布置有哨兵把守。

沖突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

當時我軍站崗的士兵大都是北方人，從來沒有見過外國人，而駐守關閘的葡軍士兵中，有些還是黑人，雙方距離只有短短的幾十米。

一天，一名黑人葡兵突然內急，于是就跑到炮樓外脫下褲子就地解決，兩名解放軍士兵見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其實我軍戰(zhàn)士只是感到新奇，但黑人葡兵卻認為這是故意嘲笑，于是便不由分說地端起槍，對著我軍戰(zhàn)士發(fā)起怒來。

雖然聽不懂對方講的是什么，但從臉色來看，肯定是不是什么友好的信號。而我軍戰(zhàn)士也不甘示弱，當即沉下臉色，緊緊盯著黑人葡兵。怎料，這名黑人葡兵越想越氣，當即便對著我軍戰(zhàn)士扣動了扳機。

自駐守關閘以來，我軍戰(zhàn)士始終遵守上級的指示：“既不主動惹事，也不示弱的有理、有利、有節(jié)”，但對方既然已經率先開槍，那就別怪我們不客氣了。兩名戰(zhàn)士立即還擊，還投了個手榴彈以示警告。

當然，盡管開槍還擊，但主要以警告為主，所以并未造成人員傷亡。但顯然這名黑人葡兵并不識趣，當即就回去向上級匯報，稱自己受到了中國軍隊的襲擊，請求增援。不久后，葡方派出九名士兵趕到現(xiàn)場，并將攔路用的“木馬”推向我方警戒線內。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人民政府便多次嚴正聲明：

港、澳均為中國的固有領土，新中國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于中國人民的不平等條約。港澳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待時機成熟時，必定會予以解決，未解決前則維持現(xiàn)狀。

然而，對于我人民政府的聲明，澳葡當局置若罔聞，并誤以為這是新中國軟弱可欺的表現(xiàn)，一再進行挑釁。

對于這樣的頑固分子，只有一個解決方法，那就是予以堅決、徹底的打擊！

我軍戰(zhàn)士見狀，立即打手勢警告葡軍士兵停止挑釁行動，并將“木馬”移回去。但葡軍士兵毫不理會，繼續(xù)將“木馬”向我方推進。我軍戰(zhàn)士怒不可遏，迅速沖上前按倒一名葡軍士兵，其余葡軍士兵四散奔逃。

沖突就此拉開了序幕。

葡軍指揮官看到越境士兵被我軍擒獲后，自覺理虧，想把這名士兵救回去，于是又派出6名士兵沖過我方警戒線，與此同時，葡方碉堡里的士兵也開始趁機向我方官兵開槍射擊。

澳軍如此囂張，我軍戰(zhàn)士已是忍無可忍，當即開槍還擊，當場擊斃了一名葡軍士兵。接著，我中南軍區(qū)公安第十師第二十九團一營一連官兵也聞訊趕來，與葡軍展開了激戰(zhàn)。戰(zhàn)斗進行了十多分鐘，中葡雙方均有傷亡。

事件發(fā)生后，我方立即向澳葡當局發(fā)出通知，稱葡方要為該事件負全部責任。葡方自知理虧，當即便請何賢、馬萬祺等“華人代表”出面與中方斡旋。

時任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向周總理匯報了事件的整個過程，在得到了毛主席“大國從嚴，小國從寬，葡國是小國，可以寬大處理”的指示后，同意和葡方展開談判。

然而，在此后連續(xù)幾天時間里，葡方士兵仍繼續(xù)向我軍開槍、開炮。面對挑釁，我軍官兵立即予以還擊。幾個回合下來，雙方已經是死傷累累。

為了懲罰澳葡當局，8月2日，中方宣布封鎖關閘通道。

毫無疑問，這是一步狠棋。因為當時澳門的蔬菜、水果、糧食等生活物資主要依賴廣東中山縣提供，封鎖關閘通道后，便使澳門變成了一座死城，一時間，民怨沸騰，謠言四起。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謠言還頗為“有趣”。有的說解放軍已經調集重兵部署在關閘北面，大戰(zhàn)一觸即發(fā)；還有的說中方這是要將澳門封鎖起來，不讓民需物資進入澳門……總而言之，澳門的處境將越發(fā)艱難。

時任澳門總督的史伯泰已然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深知，倘若再不妥協(xié)退讓，勢必會動搖澳葡的統(tǒng)治根基。但鑒于當時中葡兩國尚未建交，史伯泰只好再次讓經濟局局長羅保去請何賢、馬萬祺出面再度與中方斡旋。

然而，盡管澳葡當局有錯在先，但其并不打算承認錯誤，澳督史伯泰更是明確要求：談判只求不要把事態(tài)擴大，至于誰對誰錯的問題則避開不談。

當時，我方共提出了三個談判條件：一是澳葡當局必須保證此類事件不再發(fā)生；二是就該事件作出正式的書面道歉；三是賠償損失。

但史伯泰卻只答應第一條，其余兩條均不答應。以至于當羅保將澳督的意思轉告給何賢時，何賢還有些生氣，他當即表示：我是看在澳門幾十萬居民的份兒上才答應再去的，倘若澳督還是這個態(tài)度，實在難以從命。

之后，何賢和馬萬祺一起去見了史伯泰，在轉述了中方的意見后，便勸他改變態(tài)度。

史伯泰還是一個比較識時務的人，他知道想要改變現(xiàn)狀，就必須采納何賢和馬萬祺的建議，于是，他同意了！

經過15次談判，1952年8月23日，澳葡當局正式向中方遞交了道歉書，承認錯誤，并保證不再進入中立區(qū)挑釁，撤退到原來規(guī)定的警戒線內，并向我方賠償人民幣4.4億元（舊幣）。持續(xù)一個月的“關閘事件”至此落下帷幕。

多年后，何賢回憶起這段經歷時，感慨地說：

“我那次上內地做傳達，去過二十幾次，一日兩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時兩國無邦交，我們夾在中間沒法明著向誰，自己是中國人，卻代表著葡人政府，怎么辦？唯有兩頭講好啦！”

澳葡當局明明知道澳門的生活物資大都依賴內地攻擊，為何在沖突爆發(fā)之后還敢繼續(xù)挑釁呢？甚至在我方提出明確的談判條件后，仍不準備答應呢？

很明顯，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百余年前，認為只需要架上幾挺機槍、幾門大炮就能讓中國屈服，就能在中國的土地上為所欲為。但事實證明，新中國不是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對待朋友，我們有好酒，而對待豺狼，迎接它的只有獵槍！

“關閘事件”的規(guī)模雖然不大，但影響卻很深遠，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在這之后，西方各國在我國華南邊境地區(qū)的挑釁行為明顯減少，維護了華南地區(qū)局勢的相對穩(wěn)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