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可靠消息，南博藏品《江南春》畫作現身拍賣會的事件經新華社報道后，文旅部的領導已經飛到南京介入調查，這也預示著這已經不單是南博的事，也不單是一幅《江南春》的事，整個收藏界注定會被掀起一場血雨腥風了！而這場風波里的哪些人和事值得推敲呢？今天我以“七問南博”為引子給大家提供一點茶余飯后的談資。

• 一，137件藏品是自愿捐贈還是“不得不捐”？

1949年，著名民間收藏家龐萊臣去世，龐家響應國家號召，（時任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分兩批將自己所藏幾百件藏品捐獻給故宮博物院，為民間捐贈作了表率）捐出了一大批珍貴的藏品，但是當時大多捐給了上海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

南京博物館作為當時僅次于故宮博物院的全國第二大博物館非常眼紅，于是找到龐家的龐增和，以“館藏匱乏”為由，希望龐家也向南京博物館捐贈一批藏品，于是才有了龐家向南京博物館捐贈137件藏品的事情。

但是值得說明的是，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大多數通過購買的形式收集的龐的藏品，而南京博物館通過6年的“工作”，胖龐家無償捐獻給博物館的。

• 二，藏品到館后兩次鑒定的目的是什么？莫名其妙或是有的放矢。

按常理來說，既然你做工作讓人家捐獻，要么你無條件相信龐萊臣的眼光，用人不疑。要么你不相信人家，那起碼收到捐贈后先鑒定再給證書啊，可為什么當時不鑒定而是幾年后再鑒定呢？而且第一次已經鑒定為仿品為什么又要再鑒定一次呢？是多此一舉還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還有第一次鑒定中提到“陳鎏題引首真”，陳鎏乃是明朝進士，官至四川布政使，而且卒年晚于仇英。既然陳鎏的題引是真的，那么為什么又說《江南春》是偽造？就算是偽造起碼也是明朝人偽造的，一張明朝的畫作就算不是仇英真跡難道就沒有收藏價值嗎？

退一萬步講，就算沒有收藏價值為什么沒有通知龐家，更沒有退回龐家？

更可疑地是第二次鑒定中的三位專家中竟有兩位是南博的文物征集員，這就好比讓文盲給博士的論文打分，讓保潔給病人開顱手術，簡直是老壽星吃砒霜，上趕著去死啊。

• 三，鑒定藏品時的所謂專家的水平真的能比頂級藏家龐萊臣的水平高？

龐萊臣是業內公認的頂級收藏家。其“虛齋”藏品被譽為“江南收藏甲天下，虛齋收藏甲江南”，曾讓張大千、吳湖帆等大師嘆為觀止。對于仇英的《江南春》畫卷更是喜愛，如今卻被個文物征集者鑒定為“假”。

我個人更傾向于相信龐萊臣的眼光，別說南博的文物征集員，就算當時真的鑒定專家也不一定能超過頂級藏家龐萊臣的水平。畢竟人家一生都在與文物古董打交道，家里的收藏更是堪比博物館，而其本人不但是收藏家還是一名書畫大師。

• 四，捐贈品為贗品，捐贈人是否有知情權？

鑒定是60年代初作的，而龐家獲悉捐贈品為贗品卻是2025年才知道的，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直到今年6月份龐家要求法院強制執行入庫清點捐贈品時發現五件藏品不翼而飛后才被告知不翼而飛的五件藏品是贗品，已經被“以規處理”。

除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被鑒定為贗品外，還有北宋趙光輔《雙馬圖軸》、明代王紱《松風蕭寺圖軸》、清初王時敏《仿北苑山水軸》、清代湯貽汾《設色山水軸》也都鑒定為贗品。

但是出現的拍賣會上的贗品《江南春》起拍價卻高達8800萬，同樣是贗品的《雙馬圖軸》則被爆拍出了230萬的高價。這是將拍賣行和拍下藏品的大佬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呢？還是將南博的臉皮按在地上摩擦呢？

• 五，是劃撥調劑還是監守自盜？

南博曬出調劑證據：1997年依照《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將5幅"偽作"劃撥給江蘇省文物總店，其中仇英的《江南春》畫卷于2001年以6800元售出。但這張發票漏洞百出。既沒有發票章，購買人那里也不該寫顧客，按要求必須實名。

這里面有幾個時間點很重要，1997年徐湖平是當時南博的常務副院長，雖然是副的，但是當時院長已經退居二線，不再負責具體業務，所以博物館的實權已經落在徐的手里。有消息顯示，徐不止是博物館館長，還兼任文物總店法人代表，也就是說徐自己將一千多件藏品從自己掌管的博物館（不可買賣）轉到了自己掌管的文物店（可以買賣）。

第二個時間點：2001年，這是《江南春》等五件藏品被買走的時間，這時的徐正式成為南博的館長。

• 第六，這個“顧客”是誰？是否和徐湖平認識？

由其他消息驗證《江南春》被同在南京的民間博物館藝蘭齋收藏并多次展出，藝蘭齋成立于1996年，創辦人是陸挺和丁蔚文。另外，2016年媒體報道中說《江南春》被藝蘭齋收藏是在90年代，也就是說應該是1996年之后1999年之前，但是這張沒有公章的收據上的日期卻是2001年，那么只有一個可能，這個收據是假的，是后來補的。

徐對媒體講，關于《江南春》畫作的問題自己沒有參與，不了解詳情，自己也不認識陸挺。

但是那張撥交文物手續上卻清晰的有徐的親筆簽字，而且他早年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也直言自己和陸挺認識。

• 七，監守自盜是否是收藏界業內潛規則？

據公開資料顯示，承德李海濤案、廣州蕭元案，都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文博系統“以贗換真”已成為“行業公知的潛規則”。李海濤用贗品替換259件文物，其中4件一級文物；蕭元調包143幅真跡，還發現“前人已掉包留下的贗品”。

以上都足以說明，收藏界確實存在這種監守自盜的情況，而且應該算是比較普遍，不然也不會發生調包都調晚了的笑話了。

最后說一句：文物雖然是沉默的，但是它卻可以映射出人性中的丑陋，而信任就像花瓶，一旦被打破就再難修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