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提到斬殺線大家往往帶著獵奇和事不關己的心態，但其實它背后的一個重要成因是法律體系的寬縱。
斬殺線和輕罰化是一體的，當你不確定對面是好人壞人，那全社會的信用門檻就會水漲船高
風險被社會化，個別人的犯錯的成本由全社會均攤了（不均衡地）。所有生命都變成了某種赤裸生命。
輕罪化伴隨的必然是法律的威懾力下降，犯罪的法律成本下降，相應的，進入到犯罪門檻的人會越來越多，這個在吸食違禁品的問題上可能會表現得更加突出，使得嘗試的誘惑力大增，產生泛罪化的效果。
執法也會變成成本收益判斷，隨意性會大大上升，社會其他機構由于需要自己進行判斷和承擔風險，會強化對人群的分類與標記，而不是預設你是清白守法的。
社會會將不斷擴大化的輕罪群體匹配到更高風險的類別，進而觸發連鎖排斥，更難找到體面工作、無法獲得體面住房、信貸成本飆升、社會關系斷裂等等。
法學經濟化傾向的思路轉變在歐洲的?？?、美國的桑斯坦、波斯納等法學家都有明顯的體現，它代表的是一種新的治理思路，不是采取對抗和鎮壓的姿態，不試圖預先防范犯罪和改造罪犯，而是關注結果，控制成本走向了全面的治安化，這方面經過長期實踐并形成了系統完整的理論。
在國內則是伴隨著法學界對重刑主義、家長主義的反思，背后理念也是要從對人以及行為的刑罰轉化為對社會后果的技術化、概率化的風險管理。
社會管理是階級統治的一個特殊形態。在歐美，這種狀況的一個背景是工人—產業后備軍的結構的后工業化轉向。后備軍是暫時失業、可再吸納的工人。到了后工業時代、金融資本時期，這種人口冗余從周期性變成了結構性的。問題就變成了對這部分人口進行有效的風險隔離。
這部分人口并不等于犯罪記錄可封存的群體，但也確實是通過不斷擴大的處于永久性半合法狀態的輕罪群體來間接性制造的，信用門檻越來越高，越往下風險越大，滑落的機會越大。
這些匿名的罪犯（包括改過自新自新和躍躍欲試的）還有一個作用，就是制造社會的猜疑鏈和內耗，例如，守法公民在保持共情和反歧視教育的同時，還要增加私人防護，增加實質性的不信任，同時更加小心謹慎地遵守規矩、維護秩序。
統治階級則是通過這種狀況鼓勵個體化的生存策略，使社會更加豎切化、原子化，以及可以控制中產和底層的高效有序的流動，保持對于社會生產，社會秩序和利潤積累來說有利的可控的人口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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