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

《胡阿姨的花園》一舉拿下最佳紀錄片。

片子用14年，

拍下了一位靠開小旅館為生的女性

和她在城中村的廢墟上建起的花園。

胡阿姨的旅館“圓門山莊”，

位于重慶十八梯，

每晚只收兩三元，

給務工者、低保戶等提供蜷縮庇護之處。

而另一邊，

她每天跑到繁華的解放碑，

撿一件件“寶物”回來，

搭起自己的花園。

胡光榮阿姨，與兒子少斌

十八梯的小花園

這部被媒體評為2025年華語十佳榜首的電影，

前段時間在院線上映沒多久，

就悄悄下線，暫時告別了觀眾的視野。

但豆瓣評分高達8分，

1000多條評論下，

網友們為胡阿姨感到一次次揪心、震動，

感嘆時代轉變下

一個底層良善之人的笨拙、真誠和“愚蠢”。

2024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左）、2025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右）

導演潘志琪北影畢業，

一邊在高校教書，

一邊記錄著城市的變革。

11月，一條在杭州拜訪了潘志琪，

他說自己想拍下的，

“是在時代的更替中，好像在追趕這趟列車，

又似乎沒有趕上的那些人。”

自述：潘志琪

編輯：夏 爾

責編：陳子文

2010年我去重慶，參加重慶民間映畫影展，第一次到了十八梯。

這里給我的印象非常奇特：周邊都是非常繁華的CBD，而十八梯則像是一個很靜止的空間，但又充滿了市井味。那個時候，我知道這里即將開始舊城改造，我好奇住在這里的人，他們將去往哪里？

2012年，我第一次遇到胡光榮阿姨。

旅館“圓門山莊”，與門口的小花園

胡阿姨早年是個會計，和她的丈夫在一家國營公司上班，因為幫人家擔保了很多貸款，后來入不敷出，把自己的房子也變賣了。最終丈夫也和她離了婚，胡阿姨就來到了十八梯。

她在這里開了一家名叫圓門山莊的旅館，收費不高，大概就兩三塊錢一天。里面的客人形形色色：有打工的，也有算命的；有低保戶，也有剛到城里來尋找工作的人，旅館就是他們暫時的一個落腳點。用她的話來說：“他們都在這里共渡難關。”

背著“大蘑菇”，在重慶走街串巷

我認識胡阿姨，是先通過她的花園。因為她的生活，除了經營這家小旅館，每天還會去旁邊的解放碑撿垃圾。一些已經廢棄的商業物件、道具，她覺得比較有趣，就會把它們搬回家，重新收拾裝扮一下，安置在她的花園里。

這座“花園”不大，就是她小院子門口的一座小山坡，里面擺著她撿來的大蘑菇、平安衛士、恐龍蛋、還有彩虹傘……就像一件件被她重新打造的藝術品，也像是她為自己打造的一個烏托邦世界。

花園，被五彩繽紛的道具點綴

解放碑是重慶的CBD，但重慶人有個說法，是“先有十八梯，后有解放碑”。胡阿姨，我發現她的生活是貫穿這兩個時空的：從繁華的解放碑，到十八梯的小旅館。她每天的行為，把這兩個空間非常有機地聯系在一起。

這座花園，其實是胡阿姨跨越現實苦難所追尋的一片凈土，也是她面對過去、面對自我的一種救贖。

胡阿姨用她面對生活的堅韌、用她的精神世界，回應了很宏大的命題：在時代的潮流中，其實人非常渺小，我們都是順應著時代在往前走，我們中的每一個個體都是這樣的。在大家面臨焦慮、迷茫時，我們應該怎么樣去守護自己的內心？

胡阿姨與少斌

有一天我在拍攝，老太太突然停下她手中的工作，非常認真地對著攝影機跟我說：“小潘，你今天晚上能不能幫我打一個電話？”

其實我很驚訝，我以為這個人是誰呢，胡阿姨說這是我兒子，他今天生日，你能不能以一個陌生人的身份給他道一聲祝福？那是我接觸到少斌的開始。

回到酒店以后，我馬上就撥通了他的電話，但在電話那端傳過來的聲音，其實讓我很驚訝：一個非常虛弱的男士的聲音。后來我才知道，他那個時候正處在抑郁當中。

兩人爭論，關于人生的意義與生死

少斌是胡阿姨最親近的人，母子倆的性格卻反差很大。

有一次我跟少斌約好，第二天要去十八梯看他媽媽。那天他過來的目的，其實是要勸胡阿姨搬走，因為他覺得她一個人在那，實在是太孤獨了，而且他（自己）在這邊也不成家。更不用說，旅館根本也是入不敷出，他覺得實在是沒有堅守的必要。

在那場對話里，少斌質問他的母親：“媽媽，我們活著的意義到底是什么，難道就是等死嗎？”

胡阿姨用非常有力的一句話，她列舉了保爾·柯察金的故事，去激勵他的兒子。

那一刻我端著攝影機，內心是很受震撼的，我突然間發現，眼前的這個人物，她其實就是一個精神的貴族。她在精神方面的這種富足感，其實遠遠超過我們。

胡阿姨、少斌，與新家

電影首映以后，我們先是去了德國的霍夫電影節，然后回國之后，把路演的最后一站落在了重慶，就覺得這個故事重新回到了十八梯。

我們特地去看望了老太太，胡阿姨拿著她非常可愛的、撿到的小電子琴給我們彈《東方紅》，然后我給她帶了一份郁金香的種子。少斌還調侃老太太：你要成網紅了，以后出去注意形象。

胡阿姨每天依然會在她幾平方米的走廊上，精心照顧那另一座新的小花園，她跟我說，她撿到的植物又重新栽活了。

她依然覺得她很富有，她什么都有。

拍攝中的潘志琪

上次我在莫斯科國際電影節，頒獎典禮之后，電影節的總監特意過來找我說，在莫斯科，他們已經有了一個胡阿姨的粉絲群。那時我就覺得，人的情感，和它想傳遞的價值，是可以跨越地域、文化的。

在這個片子的前期階段，我既是導演，又是攝影。因為十八梯有很多游客來光顧，不經意間，總會有人停下來圍觀我們。

潘志琪與胡阿姨

我每次去重慶，長的話會待一個多星期，短的話可能也就兩三天。當時我經常會住一家酒店，就在十八梯的上面，現在酒店已經不存在了。

七八年的時間，連服務員都認識我，因為我每次走，總要寄存一大堆電池在那，有些時候一放就是一個多月。

《24號大街》

2010年那個時期，我同時也在做另外一部片子，就是《24號大街》。我感覺自己一直在尋找一些城市化，或者說現代化進程中的東西。他們都是在這種時代的更替中，有可能在追趕這趟列車，又似乎趕不上的這些人。

在我的預想中，胡阿姨的拍攝本來在2017年就該結束了，也就是十八梯舊城改造一期工程的收尾。但我沒想到，一直拍到了2021年。最大的挑戰，是你要在10多年的時間里頭，去持續觀察一件事情，去慢慢地等待，其實它是會有一些疲勞感的。

但我很認同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曾經說的一句話，“紀錄片是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創造的世界。”

用收集來的雜物布置花園

其實我有的時候也在問自己，你為什么要花十幾年時間，去記錄這樣一位普通的女性？最后我發現，這么多年下來，我已經成為了胡阿姨生活的一部分。

片子結尾的時候有一幕，邊上的路人看到我們，很驚奇，又很調侃地問胡阿姨：他怎么還在拍你，你是不是要上電視了？老太太也會非常調侃地回答：“上個屁電視，他就是個沒事干的人。”

就是你跟她好好地生活，好好地相處，然后讓她覺得，你是一個“沒事干的人”。

胡阿姨與新家

電影的第一版結尾，是胡阿姨背著那朵太陽花在地鐵里、在城市的各個空間游蕩。好像她在用一種非常獨特的、個人化的，甚至有點像接近當代藝術的方式，在跟她的過去做某種表達。后來我總覺得，這個結尾還差那么一口氣。

疫情期間，我又去到重慶，用航拍器補拍了一個格子間一般的公寓外景，作為結尾的鏡頭——在胡阿姨新家的窗口，那里有一片花。

這個人物的精神，其實它是不會敗的，她的生命力依然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