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翎

計程車載著我們和大大小小五六件行李（居多是藥品和其他防護設施），駛入了內羅畢的高速公路。此時是早上八九點鐘，正是上班的高峰期，但路上卻空無一人。參加示威活動的人，尚未開始行動；不參加的，都選擇待在家中，留給了我們半個空城。街面上彌漫著一股大騷亂之后的肅穆，空氣凝成了稀果凍。這樣的肅穆讓談話變得艱難，仿佛一口氣沒喘好，就會把空氣戳出一個洞。

這樣的肅穆，二十多年前我見過一次。那年我接受哈佛燕京圖書館的邀請做一個講座，適逢9.11.之后，波士頓滿城蕭殺，每一輛駛過的汽車上，都插著一面國旗。這是兩起完全沒有可比性的事件，但我感受到的，卻是類似的肅穆。

司機是個沉默的男子，一路無話。我忍不住小心翼翼地問：“這個路段安全嗎？”當時我還不知道，這會是我在肯尼亞一個月里最經常問的一句話。“安全。游行只在金融鬧市區(qū)，高速公路不受影響。”他回答道。司機的判斷，很快就被推翻。在后來的日子里，示威者的腳蹤延伸到了內羅畢的主要出入口和城里的一些居民區(qū)。

三天后，我們開始了預定的游獵之行。原先十人的團，等報到時，只剩了四位游客：我們和另外一對美國夫婦。肯尼亞的騷亂，已經通過媒體迅速傳到了世界各地，許多旅客臨時取消了行程。我們日程單上原定的一些內容，都經過了刪減修改，只為了越野車能在最安全的時段里駛在路上，避開人群。

游獵途中乘坐的越野車

同車的兩位美國旅客，對非洲作過充足的功課。他們對肯尼亞以及周邊國家（烏干達，埃塞爾比亞，盧旺達，坦桑尼亞，索馬里）的人文歷史政治時局，了解得相當透徹深入，對非洲政府部門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深惡痛絕。一路上我都在聽他們說話，感覺他們是行走的百科全書。美國的中年知識分子，大都還保持著一點少年人的輕狂，對社會問題，總有一些激越鮮明、不容置疑的看法。我并不都認同他們的觀點，但我欣賞他們那種漠視年齡的激情和天真。

當越野車在清晨空無一人的街上狂駛，把內羅畢遠遠拋在身后時，大家都松了一口氣——我們最終遠離了危險。可是誰也沒想到：危險不一定都在身后。

在去往馬賽馬拉草原途中，我們路過一個離內羅畢大約150公里的小鎮(zhèn)。司機的車速突然慢了下來，我們發(fā)現路上出現了一群人。他們抬著一具棺材，嘴里高喊著一些我聽不清楚的短句。最初我以為這是為幾天前死去的游行者舉行的公葬，過了一小會兒，我看清了那具棺材上貼的一幅畫像，是現任總統(tǒng)威廉·魯托——那是他政治死亡的象征。幾乎在同時，我也看見了路面上被人群遮擋了一半的路障，這才意識到：抗議行動已經從內羅畢的金融區(qū)，輻射到了四周的鄉(xiāng)鎮(zhèn)。

我下意識地掏出了手機想拍攝，卻被司機一聲吼停——我差一點就犯下了一個后果不堪設想的愚蠢錯誤。后來回想起來，依舊感覺遺憾：我竟沒能留下任何現場的畫面記憶。但之后的媒體報道卻替我補上了這個缺憾：我在當天的新聞照片上看到了我所經歷的那個場景，同一群人，同一具棺材，同一個小鎮(zhèn)的同一個街口。

車里的四個游客，不約而同地隔著玻璃，對游行的人群高高地豎起拇指，夸張地表示著我們的支持。這個動作，對后面的兩位游客來說，也許是出自真心的感受，而對我們來說，僅僅只是本能反應——是動物面臨危險時與生俱來、無師自通的神經反射。我們試圖告訴示威者：別傷害我們，我們是同盟。

這群人朝我們的車子走了過來。

我的記憶在這里斷片。后來發(fā)生的事情，象是速度極快的車流被超長曝光的照相機鏡頭撕扯出來的那些長線，色彩斑駁，相互交纏，聲音和動作都邊緣模糊。我存住了線，卻丟失了串聯起這些亂線的時間軸。直到一切過去、塵埃落定的時候，時間軸漸漸顯現，這些亂線才慢慢地穩(wěn)固在各自本該在的位置上，組成了一幅按順序排列的拼圖。我腦子里對那個場景的復盤，是在遠離了現場之后才發(fā)生的。

這群人涌上來，把我們的車緊緊包圍住，有人開始用拳頭砸車窗。車里的光線頓時暗淡了下來，每一片玻璃上都是一張張壓得扁平的黑色的臉，還有那些舞動著的、像柿餅一樣圓而緊的黑色拳頭。我突然產生了一個幻像：這輛經過改裝、堅固如堡壘、身處獅子大象群中卻巍然不動、可以在任何地形里穿行自如的越野車，在這一刻變成了一個紙糊的火柴盒子，正在被一群黑螞蟻擁抬著，挪去一個不可知的去處。

有人強迫司機搖下窗子，雙方進行了一場冗長的對話，講的是我們聽不懂的斯瓦西里語，語氣平和，神情肅穆。過后司機說：他們在問車里的那幾個外國人來自什么國家？對這場運動持什么立場？司機告訴他們：這幾個老外都憎恨魯托，支持你們。我無法驗證司機說的是不是實話。當我對周遭環(huán)境漸漸熟悉起來的時候，我才會知道：許多最黑的勒索和討價還價過程，都是在貌似溫和熟稔甚至調笑般的對話中完成的。

這時，我身邊的門被嘩啦的一聲推了開來，一個示威者把身子探進了車內。除了司機門之外，這輛經過改造的越野車只有一扇可開的門，而我，就是坐在這扇門邊上的那名乘客。要進車的那名男子離我非常近，他的臉幾乎挨上了我的臉，我清晰地看見了他白到微微泛青的眼白和唇邊柔軟的髭須。

那一刻，車上所有的人，包括司機，都呆若木雞，身上的每一根骨頭每一根筋都化成了石頭。我的心臟不見了，跑到了太陽穴，我聽見我的心臟在太陽穴里瘋狂地擂鼓。嘭。嘭。嘭。

很奇怪，那一刻我絲毫沒有想到自己可能陷入的險境：身體的傷害，甚至綁架。我想到的卻是暴露在明處的手機和手提包。我想到了手機里這幾天留下的記憶——那是一片無可復制的生命。我的腦子里鋪開了一張圖，清晰而明確地標出了手提包里各樣物件的擺置位置。我的手提包層次豐富，有好幾個口袋。大口袋里裝的是日常所需的物件，即使丟失，也可以被輕易替補。第一個小口袋沒有拉鎖，放的是電子簽證和疫苗黃本，最好不要丟失，但丟失了也不至于不可替換，因為我的手機相冊和電子郵件里，都存著原件的照片——除非手機和手提包一同丟失。最靠里的那個口袋有一道拉鎖，里邊裝的是現金和護照。現金數額不大，大頭已經被我裝進貼身衣兜。護照當然可以替換，但替換的過程或許得經過許多道我們不熟悉的門。

事后無數次復盤當時的情景，每一次我都還會被當時的想法震驚。至此我才真正明白：大難將至時，人想到的，也許真是一些并不那么緊要的事。

那張年輕的充滿了戾氣的臉逼得那樣近，我和他之間的空氣已經被擠壓成了金屬。后座那兩位高談社會理想的人啞然無聲。革命的熱情，被革命的現實瞬間碾壓成了一地碎紙。我依稀記得我對那只湊在我嘴邊的年輕耳朵囁嚅地說了一聲：“Ruto must go （魯托必下臺）！” 這是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的核心口號，此刻被我慌不擇路地扯過來用——那是一只即將被獅子咬住頸脖的羚羊的最后哀求。

就在那個年輕人即將撲入車內的那一刻，坐在我右方的先生狂吼了一聲——我聽見他的聲帶撕破了，聲音裂開了幾條縫。那人顯然吃了一驚。我先生隔著走道，從他的座位上騰躍而起，越過我，把那人一把推搡出去，唰地拉上了門。現在我終于相信了，他真的當過兵。緊接著，咔噠一聲，司機鎖上了車門。我至今也沒想通那位已經在游獵的路上開了多年的越野車、熟悉路上的每一道彎、每一家店鋪和鋪子跟前坐著的每一位女人、早已修煉成精的司機，竟會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上路不鎖車門。

那位被推下去的年輕人怔了一怔。也許，他和他的同伴們都還太年輕，他們也沒想好該如何處置我們這樣一群“外賓”。也許，他們也不想把這場深得國際社會同情的行動，演化成一起喧嘩的國際事件。在所有人愕然不知所措的那個空擋里，司機小心翼翼地從路障留下的那個小空隙里，把我們的車子緩緩地順了出去。過程應該只有一兩分鐘，但感覺卻象一個世紀。車里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誰也不敢回頭。

再次上路，車里沒人說話，那是巨石落入水中、波紋平息之后的沉寂。半晌，只聽得前排的司機猛敲了一下腦門，大呼：“天哪，我都忘了鎖后備箱”——那里有我們所有的行李。

“搗你十娘！”我聽見自己用溫州話喊出了一句足以染黑我牙齒的詛咒。從小到大，我在溫州街面上聽到這句話時，大多出自粗鄙男人、或者市井悍婦之口。我只是粗淺地知道那是一句熱烈地問候某人母親的話——世界上所有的詛咒謾罵似乎總與母親相關，而父親總能安全地置身事外。假如非得求甚解，這句臟話的字面意義可能有兩種解釋：一是熱烈地問候某人的母親十次，二是熱烈地問候某人的十位母親。這是我有限的詞匯中最歹毒的話。從此我不再信任司機，養(yǎng)成了一個幾乎怪異的習性：上任何一輛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鎖門，然后再卡嚓卡嚓試開幾次，反復驗證。

游獵途中遭遇示威抗議者（圖片源自當地媒體）

事后的一段時間里，我夜里經常大聲驚叫——自己卻渾然不知。早上起床梳洗，看見地上大把大把的頭發(fā)。有一天，我驚駭地在鏡子里發(fā)現我的頭頂出現了一塊銅錢大小的禿斑。

后來和朋友聊起非洲的記憶，我都會用輕描淡寫的語氣告訴他們：萬一哪天我成名了，你們寫我的傳記時，一定要加上一筆：此人曾經不遠萬里來到非洲，親身參與了2024年肯尼亞的街頭革命。

也就在那幾天里，朋友從多倫多給我傳來一段視頻，里邊是一輛到馬賽馬拉游獵的越野車，被一群人用石塊砸破車窗的場景，很是觸目驚心。那段視頻來得正是時候，它竟然給了我極大的安慰：萬幸，我們遇到的是一群雛兒。

（摘自張翎新書《赤道風語：東非漫行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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