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矚目到黯然離場，穩定幣先驅Libra因何隕落？

2019年6月，Facebook雄心勃勃地推出加密貨幣項目Libra，夢想建立一套“無國界的貨幣和為數十億人服務的金融基礎設施”。含著金湯匙出生的Libra高調開局，不到3年便以出售業務悲情落幕。

這場“幣圈風云”留給我們無盡的思考：Libra隕落的根源是什么？科技巨頭的金融創新為何最終折戟？金融創新應如何平衡效率與風險？今天和你分享長江商學院李偉教授、陳劍研究員最新發表于《經濟觀察報》的署名文章。

CKGSB

作者 | 李偉 陳劍

來源 | 經濟觀察報

李偉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亞洲（及大洋洲）市場副院長

長江商學院案例中心主任

長江商學院大數據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2025年底，穩定幣的全球市值已突破3000億美元，在跨境支付、數字資產交易和新興市場中的應用不斷擴大。

但6年前，當Facebook（Meta前身）宣布將發行一種由一籃子法定貨幣支持的全球數字貨幣時，卻迅速演變為全球金融治理的爭議焦點。各國央行一方面加強對穩定幣的監管，另一方面加快推進研究央行數字貨幣（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y，下稱 CBDC）。

Libra最終失敗了，但穩定幣市場卻開啟了快速增長，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們不禁追問：Libra從誕生、轉型再到退出舞臺，科技巨頭是否適合承擔金融基礎設施的角色？在數字時代，金融創新又應當如何在效率與風險之間取得平衡？

Libra的誕生

2019年6月，在硅谷的一場發布會上，Facebook推出了一款名為Libra的數字貨幣。這場產品發布會更像一場宣言：這家連接全球20多億人的社交網絡巨頭，正試圖打造一個無國界的金融體系，讓全球用戶能像發送訊息一樣便捷地轉移資金。對馬克·扎克伯格及其團隊而言，Libra不只是支付工具的革新，更是重新定義貨幣的一次嘗試。

Facebook高層認為，社交網絡的下一個階段，不只是讓人“連接彼此”，而是讓人“連接價值”。全球仍有數十億人無法享受基本的銀行服務，Facebook看到了以其龐大用戶基礎推動普惠金融的機會。

Libra最初被設想為一種加密貨幣，更準確地說是穩定幣，其價值由一籃子銀行存款和短期政府債券等高流動性資產作為儲備支撐。設計初衷在于結合加密貨幣的技術優勢與傳統貨幣的穩定性，創造出一種跨境、低成本且可信賴的支付方式。其官方錢包Cali－bra（后更名為Novi）將直接嵌入What－sApp與Messenger，讓用戶可以像發信息一樣轉賬。

為確保透明度與治理獨立性，Facebook在瑞士日內瓦成立了非營利組織Libra協會。最初的創始成員包括Visa、Mastercard、Uber、Spotify、Voda－fone等28家合作伙伴，每家投入至少1000萬美元來啟動該項目，并共同參與決策。

后來陸續有幾家成員因擔心無法滿足監管要求而退出。因而，在2019年10月Libra協會正式成立時，它只包括21位創始成員。理論上，Facebook并不直接控制Libra，而是作為眾多成員之一，共同維護貨幣儲備與區塊鏈網絡的運行規則。

Libra的發布在全球引起轟動。支持者稱其為“全球支付的革命性嘗試”，期待其成為“世界版PayPal”，但監管層的反應卻是即時且激烈的。

美國聯邦儲備主席鮑威爾表示“嚴重關切”，美國國會則要求Facebook出席聽證會，質疑曾因數據隱私泄露而備受關注的這家企業，是否有資格掌管全球的金融基礎設施。各國央行與金融監管機構也紛紛警告：如果Libra真的在Facebook的全球用戶群中流通，它可能會削弱國家貨幣主權、擾亂金融穩定、甚至威脅反洗錢機制。

更有批評者指出，Libra實質上是一種“私人央行”。所謂去中心化不過是表象，背后真正的權力仍集中在Face－book及其合作伙伴手中。社交數據與金融數據若結合，將可能形成前所未有的隱私數據獲取權。甚至有加密貨幣圈的原教旨主義者也表示反感，認為Li－bra背離了比特幣“去中心化與自由”的精神。

面對全球監管的壓力，Facebook不得不多次調整項目方向。然而，這并未平息外界疑慮。Visa、Mastercard、Pay－Pal、Stripe等核心成員相繼退出。少了支付巨頭的支持，Libra的前景愈發暗淡。

2020年底，Libra項目宣布更名為Diem，試圖擺脫與Facebook名字綁定的負面印象，以應對全球監管壓力并重塑品牌形象。2022年初，在美國監管壓力下，Diem協會宣布出售其技術與資產給SilvergateBank，金額僅1.82億美元。這個曾矚目一時的“全球貨幣夢想”就此落幕。

詳解Libra

技術上，Libra區塊鏈被設計為一條高性能、許可型的區塊鏈，采用三大技術創新：

● 自主開發的Move編程語言：專為資產安全與智能合約而設計，防止資產“復制”或非法生成；

● 拜占庭容錯共識機制（LibraBFT）：允許高吞吐量與低延遲，能容忍最多三分之一節點失效，保障交易的可靠與穩定；

● Merkle樹數據結構：保證交易不可篡改并支持歷史數據驗證。

與比特幣等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不同，Libra的許可型區塊鏈架構意味著只有獲得批準的節點（即協會成員）才能運行系統、驗證交易和參與治理。這樣的設計在效率與合規性上有其優點：它能以極低的能耗支持每秒上千筆交易，同時在監管層看來更可控。

2019年發布的首版白皮書描繪了一個宏大藍圖：LibraCoin將由一籃子主要法定貨幣（如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及短期國債作為儲備支撐，以保持穩定價值。用戶使用Libra可實現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支付。

“多幣種籃子”設計類似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SDR），但其執行主體卻不是政府或央行，而是Li－bra協會。協會負責維護區塊鏈網絡、管理儲備資產，并監督項目的運營與治理。

盡管Libra被設定為一個由非營利組織管理的“公共基礎設施”，但其經濟機制依然為成員企業與投資者提供了可持續的收益來源。當用戶購買Li－bra時，他們以美元、歐元或其他法幣兌換等額Libra代幣，這些資金隨即被存入LibraReserve（儲備池）中并投資于低風險、有息資產。

儲備池所產生的利息收益，構成Libra生態的主要盈利來源。這些利息不會分配給用戶，而是由Libra協會統一管理，用于支付網絡的運營成本與技術開發、建立資本緩沖與風險準備金，以及向早期投資者和協會成員支付適度的股息或回報。

但面對監管壓力，Libra協會在2020年發布了第二版白皮書，對項目架構進行了深度調整。最大的變化是Libra不再是單一的“全球貨幣”，而是由多種單幣穩定幣組成的體系。例如：LibraUSD錨定美元；LibraEUR錨定歐元；LibraGBP錨定英鎊等，原有的多幣種LibraCoin則被重新定義為這些單幣穩定幣的“加權組合”。

此外，2.0版強化了監管與合規機制，如明確建立反洗錢（AML）與反恐融資（CFT）框架；將交易主體分為受監管服務商、認證服務商與自托管錢包用戶；要求交易商遵守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標準與各國金融監管要求等。Libra協會承諾接受獨立審計，定期披露儲備構成與風險情況。

Libra項目公布僅兩周后，項目負責人DavidMarcus便被傳喚至美國國會。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和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連續兩天的聽證會上，他面對的是議員們如潮的質疑。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雖未親臨現場，但其事先表達的“對隱私、洗錢、消費者保護和金融穩定表示嚴重擔憂”似乎已為聽證會定下了基調。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推特上直言，Libra“幾乎沒有立足之地，也缺乏可靠性”。

大西洋彼岸的反對聲浪同樣洶涌。在Libra宣布后不久，法國經濟部長布魯諾·勒梅爾便毫不客氣地指出，Libra“對國家主權構成威脅”。他與德國財政部長奧拉夫·朔爾茨發表了聯合聲明，強調“任何私人實體都不應聲稱擁有國家主權所固有的貨幣權力”。朔爾茨更是用一句形象的比喻，將Libra描繪成“披著羊皮的狼”。

法德兩國的強硬立場迅速轉化為歐盟層面的共同行動。2019年12月，歐盟理事會與歐盟委員會發布聯合聲明，明確指出在“法律、監管和監督方面的挑戰與風險得到充分識別和解決之前”，任何全球穩定幣安排都不得在歐盟運營。這一聲明為后來歐盟制定《加密資產市場監管法案》（MiCA）鋪平了道路。MiCA旨在為加密資產（尤其是全球穩定幣）建立全面且嚴格的監管框架，其核心精神正是回應Libra所帶來的挑戰。

與此同時，國際監管協調機制快速運轉起來，七國集團（G7）成立了穩定幣工作組。該工作組在2019年10月發布的報告中，系統性地列出了穩定幣面臨的一系列挑戰與風險，包括法律確定性、健全治理、反洗錢/反恐融資、支付系統安全、市場誠信、消費者保護以及潛在的金融穩定影響等。

報告指出，在全球穩定幣項目啟動之前，必須充分解決這些公共政策風險。這一立場迅速得到了二十國集團（G20）的背書。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和FATF等國際標準制定機構也火速行動起來，評估現有監管框架，并發布針對全球穩定幣的監管建議，形成了圍堵Libra的全球監管網絡。

何以折戟

監管者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根植于Libra可能顛覆現有金融秩序的風險預判。這些風險可歸納為以下幾個關鍵維度。

一是對貨幣主權與金融穩定的侵蝕。Libra的雄心是成為全球性貨幣，這直接觸動了國家主權。

歐洲央行認為，像Libra這樣規模的多幣種穩定幣，如果被廣泛用作計價貨幣，將削弱歐元區貨幣政策通過匯率渠道影響國內經濟的能力，使價格體系更易受他國貨幣政策或外部匯率波動的沖擊。

Facebook的月活用戶為24.1億（截至2019年6月30日），若Libra依托這龐大的用戶形成規模效應，它有可能在高通脹國家成為事實上的硬通貨，導致貨幣替代，從而架空當地央行的利率與匯率調控能力。更宏觀地看，由私人協會管理、以一籃子主權貨幣為儲備的Libra，實質上在行使一種類央行職能，卻不受任何國家《中央銀行法》的約束，可能成為全球金融體系一個不受控的波動源。

二是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Libra的設計并不能規避傳統金融中的經典風險。

首先是擠兌風險。盡管Libra聲稱由資產儲備全額支持，但其儲備資產的結構存在市場波動和流動性壓力。一旦發生信任危機，如Facebook遭遇丑聞或儲備資產出現虧損，全球用戶同時贖回法定貨幣（如美元、歐元），超過Li－bra協會的即時兌付能力，很可能引發數字擠兌，并因其跨境屬性瞬間傳導至多個國家。

其次是“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風險。如果Libra成功滲透進全球支付體系，一旦出事，將迫使各國政府動用公共資金進行救助，問責和監管責任卻因Libra“瑞士注冊、全球運營”的復雜架構而變得模糊不清。

三是合規與消費者保護。

在操作層面，Libra對現有監管框架構成了嚴峻挑戰。在反洗錢/反恐融資領域，其區塊鏈網絡的潛在匿名性與全球合作伙伴的合規水平不一，有可能為非法資金流動創造溫床。美國眾議員布拉德·謝爾曼聲稱Libra將成功地為“恐怖主義、販毒、人口販子，尤其是逃稅提供便利”。

在數據隱私與消費者保護方面，Facebook過往的不良記錄像揮之不去的陰云。監管機構難以相信，一個在社交數據管理上尚有漏洞的企業，能夠妥善守護用戶更為敏感的金融交易數據。此外，與傳統銀行賬戶享有存款保險不同，Libra用戶沒有任何法定保障機制，萬一發生Libra協會破產的情況，用戶將面臨投訴無門、血本無歸的困境。

四是信任危機，Libra項目的命運與Facebook的聲譽深度捆綁。

即便Libra協會宣稱獨立運營，但Facebook在技術、生態和用戶導流上的主導地位，使其獨立性備受質疑。Facebook歷史上存在多次數據濫用事件，如2018年爆出的劍橋分析數據濫用丑聞、2021年曝光的內部員工濫用用戶數據事件等，此類事件直接影響Libra的公眾信任度。一旦發生信任危機，Libra作為貨幣的公信力將面臨嚴峻考驗，其后果也不是僅由Facebook能夠承擔的。

Libra的失敗警示著金融創新者：在觸及現代經濟核心——貨幣與支付的領域，技術雄心必須直面主權、監管與政治的復雜棋局。任何試圖重塑全球金融格局的嘗試，如果不能妥善化解各國監管層對金融穩定、主權安全和系統性風險的高度關注，終將在全球監管前碰壁。

回望Libra的折戟沉沙，Marcus的結論值得人們思索，在他看來，試圖構建一個開放全球貨幣網絡，必須基于“最中立、去中心化、無懈可擊的網絡和資產”。這指向了比特幣，而非他們最初設計的、在妥協中變得面目全非的“Frankenstein”（英國作家瑪麗·雪萊小說中一個由尸塊拼湊的怪物）。

后Libra時代

雖然最終夭折，Libra卻如同一條鯰魚攪動了全球數字貨幣進程，尤其是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研發與推進。根據Atlantic Council CBDC Tracker統計，2023年全球有超過130個國家／地區正在探索CBDC，覆蓋約98%的全球GDP。

歐洲央行已于2023年11月啟動“準備階段”項目，為發行數字歐元做基礎建設，明確表示其目的是“使中央銀行貨幣適應數字時代，應對歐洲支付生態系統當前面臨的挑戰”。數字歐元將促進普惠金融，減少對外國支付系統的依賴，并構建統一的歐洲支付生態系統，確保歐洲在全球快速變化的環境中保持自主性。

中國數字人民幣（e-CNY）的研發與試點早于Libra的誕生。早在2014年，中國人民銀行就成立了法定數字貨幣的專門研究小組。

2019年7月初，Libra剛剛公布，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前人民銀行副行長）就發表意見說：“我們對Libra的出世是不應該掉以輕心的，它對現有的金融體系、貨幣體系甚至未來的儲備體系都會產生很大沖擊�！�

目前，數字人民幣已進入大規模試點階段，覆蓋民生消費、政務繳費等多個場景，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推進最快、試點最廣泛的零售型CBDC。

其他一些主要經濟體也在積極研究和探索CBDC。如英格蘭銀行2025年 1月宣布將啟動“Digital Pound Lab”作為實驗環境，并高度重視隱私保護，承諾英國央行和政府均無法獲取用戶的個人信息。

日本央行于2020年10月發布了《央行數字貨幣方案》，聲明盡管日本銀行目前沒有發行CBDC的計劃，但從確保整體支付結算系統的穩定性和效率的角度來看，充分準備以應對未來形勢的變化至關重要。美聯儲則聲明尚未就CBDC是否推進或實施做出任何決定，但一直在從多個角度探索CBDC的潛在益處和風險。

這些舉措共同構成“后Libra時代”的又一重要進展：由國家信用背書的、法幣的數字化形式，它們與私營穩定幣形成了既競爭又共生的復雜關系。

當前，美元穩定幣在市場上占據主流。隨著特朗普政府上臺，美國對穩定幣、加密貨幣及真實世界資產（RWA）展現出主動擁抱與積極規范的姿態，試圖通過《天才法案》等框架將其納入金融體系，服務于其經濟與地緣政治目標。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歐盟與中國的審慎立場。歐盟推出MiCA，核心在于防范外部穩定幣削弱歐元區的貨幣主權與金融穩定。

中國在2025年底由央行等多部門明確將穩定幣定性為虛擬貨幣，在境內禁止其相關業務活動。中國人民銀行在加速優化數字人民幣管理體系的同時，也表示將密切跟蹤、動態評估境外穩定幣的發展。這種審慎態度，實質上是對貨幣主權與金融安全的明確宣告：未來貨幣體系變革的主導權，必須掌握在國家手中，并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大局。

數字貨幣的競爭已不僅是私營機構與監管者的博弈，更深度交織于國家間的戰略較量。未來將是新興的貨幣工具在創新與規則之間，尋找各自定位與邊界的漫長過程。

未來，我們可能看到一個混合的貨幣生態系統：央行數字貨幣將作為大額結算與零售支付的基礎設施；USDC這樣較為合規的私營穩定幣，則可能在特定的跨境貿易、DeFi等場景中，憑借其靈活性與可編程性發揮輔助作用。

Libra的故事為全球金融體系留下了深刻思考。作為最早由大型科技公司主導、試圖將區塊鏈與貨幣體系深度結合的項目，Libra不僅是場產品實驗，更是關于“貨幣、信任與治理”的制度性探索。

從技術上看，穩定幣通過區塊鏈實現了資金的可編程化與跨境流動效率的提升，為國際支付、匯款、數字資產交易等場景帶來了便利。但貨幣從來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主權、信任與監管的綜合博弈。

Libra項目也推動了全球監管者對數字貨幣的系統性思考。G7、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BIS（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組織相繼成立工作組研究穩定幣風險與監管框架；各國央行也加快了CBDC的研究與試點。

Libra的經驗也給企業的創新戰略提供了借鑒。Facebook既是大型互聯網平臺，又是潛在的貨幣發行方，這種“雙重身份”引發社會對其權力過大的擔憂。

它提醒科技公司：在金融領域，合規即競爭力。技術領先并不意味著能突破監管紅線，在監管框架內創新，才可能建立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無論是USDT、USDC這類當前主流的穩定幣，還是仍在不斷出現的類似探索，它們都在嘗試回答Libra試圖解決的問題：如何在效率與信任之間找到平衡點。

“金錢永不眠”，Libra的故事已然翻篇，但金融創新與監管的較量卻從未停歇。

本文基于案例《Facebook's Libra：穩定幣項目的雄心與末路》（案例編號：2025-1-1-610-2）改寫，有刪節。案例由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李偉指導，案例中心助理主任陳劍撰寫。

文中圖片來自圖蟲創意，轉載需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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