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按：

今晚的文章，來自一位阿富汗女性，她叫哈迪亞·海達里，或許你對這個名字并不陌生。

2024年9月，塔利班頒布新法，剝奪女性上學、工作、進入公共場所的權利，甚至禁止女性在家以外的地方發出聲音。

寫作者洪蔚琳聯系上阿富汗女性哈迪亞，想請她聊聊當地現狀。多次通信后，洪蔚琳將哈迪亞的講述整理成文，于 10 月在正面連接發表了《》。

這是哈迪亞的名字首次出現在大家的視線中。文章獲得了近40萬的閱讀，有4位讀者向哈迪亞捐款，共計1001美元。

一位女性出版編輯安琪因為看了文章，決定向哈迪亞發出邀請，幫她出版她自己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并在簽訂合同時預付了書籍的版稅，這筆錢成為了哈迪亞能啟動移民流程的關鍵一步。

2025 年 8月，書籍成功出版。一個阿富汗女性，首次出書，卻是用中文發表，在中國出售。這是很罕見的。

三個月后，一位讀者到巴基斯坦出差，輾轉中得以同哈迪亞見面，為她帶去了這本新書。

持續關注哈迪亞經歷的這一年多，我感受到了一種莫大的鼓舞。在如今人人默認全球趨向保守排外的時代，這樣動人的、毫無私心的援助像接力棒一樣發生在中國，并奇跡般地幫到了一個他國女性。

對哈迪亞而言，這份來自遙遠異國的注視，同樣不可思議。那些厚重的，長久的聲援，不止一次地在泥沼中向她伸出手，將她拉拽出來。

于是，有了這次特殊的約稿，我們想從哈迪亞的視角，聽她從頭講述一遍，這段日子以來，這些女性創作者對她的幫助，以及中國讀者的持續關注，對她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

致 我要WhatYouNeed 編輯部：

謝謝你們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再一次講述我的經歷。

洪蔚琳的郵件抵達我時，我正徘徊在是要留在喀布爾、還是前往巴基斯坦之間。

我當時失業，住在婆婆家，以化名從事自由記者工作，但收入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

幾個月前，塔利班曾直接來到我們公寓門口，因為害怕他們的突襲，我們只能放棄自己的公寓。

從 2024 年 4 月到 8 月，我們又搬到了一個偏遠省份，那段時間，我在自己的祖國里，真正成了一個流浪者，一個迷失之人。

洪蔚琳的郵件，以及她提出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推動我真正開始嘗試離開阿富汗。

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我的故事、我的斗爭、我的苦難，是重要的；我必須找到一個能夠自由說話的地方，去講述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一切。

你知道嗎，洪蔚琳的郵件讓我意識到，世界上確實有人在關心我們的痛苦。我知道自己必須鼓起全部勇氣，盡一切可能離開這里。

我隱約感覺到，或許世界的某一端是明亮的，而我正在朝那束光走去。

我告訴洪蔚琳，我一直以化名寫作。她回復說，我們可以用化名發表。說實在的，沒有人會真的喜歡化名。化名誕生于恐懼與窒息之中。

我和洪蔚琳的郵件往來持續了兩到三周。就在那幾周里，我和丈夫下定決心離開阿富汗。

我們都已經精疲力竭。我的丈夫同樣失業，沒有任何收入。威脅并不總是正面出現，但它一步一步跟著我們，從不讓我們安寧。

我向自己的家人借了 1000 美元。我的丈夫向他在美國的親戚借了 1000 美元。我們用這 2000 美元，收拾行李，申請了巴基斯坦簽證。

也是在和洪蔚琳通信的那段時間，塔利班開始禁止女性發出聲音，通過電視、廣播和社交媒體反復強調：女性的聲音是 awrah（羞體/私密之物），不應被大聲聽見。

我和丈夫花費了 700 美元，拿到了為期一個月的簽證。我寫信告訴洪蔚琳，我正在前往巴基斯坦，請求她在我抵達之前不要發表文章，因為我希望文章能以真實姓名刊登。

她回復說，文章可能會在十月中旬發表，這給了我足夠的時間抵達巴基斯坦并安頓下來。

我們于 10 月 5 日進入巴基斯坦，10 月 9 日抵達伊斯蘭堡，并以每月 200 美元租下了一套帶家具的一居室，開始了新的生活。

房子里有地毯、餐具、電視和冰箱。正是在那段安頓下來的日子里，洪蔚琳發表了那篇文章。

回頭看，我常常想，為什么當時沒有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分享那篇文章。你看，我把生活在喀布爾的恐懼和窒息一起帶到了巴基斯坦。

我沒有勇氣用自己的名字、從自己的賬號發布任何東西。即便我的 Facebook 已經限制了可見范圍——只有一千名朋友和熟人——我仍然害怕其中有人截圖，給我的家人帶來麻煩。

洪蔚琳會把中國讀者祝我平安與成功的評論截圖發給我。在那些善意、興奮和面對新環境的混亂之中，我感到震驚。她向我要地址，用來寄稿費。我問金額是多少，她說是 1300 美元。我簡直不敢相信她要給我們這么多錢，我們高興極了，感謝上帝沒有忘記我們。這筆錢支撐了我們幾個月的生活。

那幾個月里，我們是快樂的。我們去餐館吃飯。我不再為下個月的房租焦慮。我們給兒子、給我丈夫、也給自己買了新衣服。我們去商場、公園和一些景點走走。

后來，洪蔚琳告訴我，有幾位讀者專門給我捐款，希望轉交給我。你知道嗎，這些事情就像奇跡一樣。

我感覺宇宙正在把我所承受的痛苦、疲憊與流離的回報，一點點送到我面前。

中國人的善意，尤其是許多女性的關注，給了我力量。我開始充滿熱情地寫作。那些曾經困擾我的痛苦不再讓我恐懼，相反，我變得更強大了。

我告訴自己，我必須講述阿富汗女性的苦難，不能讓我們的聲音被消滅，不能讓我們的權利被真正、徹底地踐踏。

洪蔚琳把讀者捐助的1001美元寄給了我，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感謝這些善良的人。我甚至去了幾次理發店，剪了頭發，修了眉。

來自世界另一端的人，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我快樂而輕盈，哪怕獨自一人時也會不自覺地微笑。我感覺那些溫柔而善良的人，始終在注視著我、關心著我。

巴基斯坦并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地，在這里，我們隨時面臨著遣返的風險。

2025 年 1 月 1 日，我們提交了簽證續簽申請，但在新簽證尚未下來之前，巴基斯坦警察敲響了我們的門。他們以我丈夫簽證過期為由將他帶走，準備遣返阿富汗。我和兒子被留在家中，驚恐萬分。我四處打電話求助，最終在一位朋友的幫助下，我丈夫才得以獲釋。

2 月初，警察再次上門。這一次，我丈夫的簽證是有效的，而我的已經過期。他們檢查了他的簽證，發現沒問題便離開了，沒有檢查我的。我們暫時躲過了一劫。

幾天后，我們離開了那套公寓，決定前往更遠的城市——卡拉奇。在那里，我們在一個貧窮社區租到了一套老舊公寓，并一直住到現在。

公寓每周只有兩次通水，我們要把水存進水箱慢慢用。電力和網絡還算穩定，對我來說，住在這間狹小、昏暗的公寓里，意味著我還能與世界保持連接。

我并沒有太多抱怨，只是有時會忍不住想念新鮮空氣，想念和親密的朋友一起散步，想去咖啡館坐一坐。

公寓有兩間臥室、一間廁所、一間浴室，還有一條狹窄的走廊，盡頭是廚房。

最初的幾天真的很難熬，我無法適應潮濕的氣味。我開始打掃、清理，我們把其中一間房刷成藍色，買了一面鏡子，買了一幅海盜船的畫，添置了地毯和餐具。

就這樣，我們開始了在這里的生活，任由它緩慢地展開。

這段日子，我依靠為《Zan Times》撰稿支付房租和生活費，每周我需要參加兩到三次線上會議和項目。我與阿富汗境內的記者保持聯系，請她們協助收集材料與信息，并指導她們更有效地準備內容。

《Zan Times》在阿富汗境內的記者多為女性。在塔利班的惡劣條件下，以女性身份工作充滿無數困難，但她們仍在用盡一切方式保證工作的順利進行。

所以除了需要親自跟進以確保材料的準確性外，我還必須確保阿富汗境內的記者不會受到傷害。

我們通常起得很晚睡得很晚，因為《Zan Times》按加拿大時間運作。起床后，我照顧兒子，為他準備食物，陪他玩一會兒，然后打掃房間，整理我的工作空間。

我用塑料盆手洗衣服，洗我自己的、丈夫的、兒子的衣物，然后晾在陽臺上。我也負責熨衣服。我丈夫最大的貢獻，是照顧兒子，讓我能安心工作。

我的兒子三歲七個月，非常好動，精力旺盛，但他只能在屋內玩玩具、看兒童視頻，和我與他父親一起玩。

我知道孩子也會感到無聊，但我們別無選擇。即便出門，也沒有太多適合他的活動。我們的孩子并沒有在最理想的環境中度過童年，但我們仍在等待——也許他也感受到了這種等待。

我的丈夫也會看劇、看電影，偶爾寫文章，并志愿參與一所面向阿富汗女性的線上大學。

但有時，失業與沒有獨立收入的狀態也會折磨他，他會對我說，我應該珍惜自己還能在這里工作。

從到巴基斯坦的那一天，我就一直在尋找前往歐洲、美國或加拿大的任何可能性。

我給所有能想到的機構發郵件，但得到的回復幾乎都是：項目已暫停、沒有預算、已經幫助過足夠多的阿富汗人，或項目只覆蓋 2021、2022、2023 年。

在尋找過程中，一位曾與我一起在阿富汗秘密女子家庭學校共事的同事告訴我，我們可以走加拿大的「私人擔保」路徑，但需要錢。

在這種擔保模式下，一個被認可的組織會向加拿大政府提交難民案件，同時需要一份顯示賬戶中有 25,000 加元的銀行證明。這筆錢將存入該組織賬戶，用于家庭在加拿大第一年的生活費用。

那時，我和丈夫仍靠洪蔚琳和中國讀者寄來的錢生活，也仍然背負著債務。但我們不得不選這個方案，四處籌錢。

2024 年 11 月，安琪通過有光出版公司聯系到我。她在第一封郵件中說，閱讀了我發表在正面連接上的文章和為《Zan Times》撰寫的敘述后深受觸動，她希望我能夠在中國出版我的書。在她之前，一位先生也曾聯系過我，但最終我們未能達成共識。

而安琪從一開始就明確表示，他們的出版社堅定地致力于出版我的書。她告訴我，她是出于支持女性的立場與我聯系的。

我向她發送了 18 篇關于自己生活與阿富汗女性經歷的短篇小說 PDF。她寄來合同，我們簽署了出版協議。

這份合同，對我和我的家庭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決定性的轉折點。有光提前支付了我關于這本書的版稅，這筆錢幫了我的大忙，2025年 5 月，在其他朋友的幫助下，我終于湊齊了所需金額，移民流程就此得以啟動。

整個流程需要 21 個工作月，在此之前，我們必須想辦法在巴基斯坦生存下去。目前已經過去 7 個月，還剩 14 個月等待案件完成。

一個月前，安琪告訴我，這本書已經售出一萬冊。她說，相較于中國的人口，這個數字并不大；但對我來說——來自一個女性作品賣出一萬冊幾乎不可想象的國家——這簡直是奇跡。

中國讀者，尤其是許許多多的女性，給予了我和所有阿富汗女性極大的善意。這種關注，對我和我所接觸的女性而言，都意義重大。

自 2021 年 8 月以來，我們阿富汗女性失去了工作與受教育的權利。這里的女性沒有選擇權，在糟糕或被迫的婚姻中，她們沒有離婚權，沒有子女監護權，沒有抗議任何暴力的權利。

當我知道有如此多人在關注著我們的苦難時，我第一次對我們的處境與命運產生了希望。哪怕只是留下一個表情符號，對我而言都意義重大。

我因此明白，一個人的痛苦并非徒勞，它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價值。一篇文章和一本書，就這樣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

我，以及所有阿富汗女性，真誠感謝你們對我們痛苦的關注，以及對我們自由的祝愿。

致那一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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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幫助她

作者/ Khadija Haidary

編輯 / 米花

配圖 / Khadija Haidary

音樂 / 你要如何，我們就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