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萊頓世界大學排名發布！浙江大學登頂榜首 哈佛第三

《科技日報》：理性看待中國高校論文排名登頂

2026年荷蘭萊頓世界大學排名（文獻計量類）日前發布，浙江大學登頂，美國哈佛大學退居第三，中國高校占據前十中的八席。榜單隨即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有觀點認為我國高校科研實力已處于“全球領跑地位”。

應當說，這份榜單基于高校的論文產出與被引數據，在衡量學術成果影響力方面是比較權威的。學術論文作為人類共享的智力成果，是評價科研機構實力的重要指標，不僅記錄著科學真理探索的經緯和邊界，還孕育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潛在動能。我國高校能取得這一成績，的確令人欣喜。

然而，論文產出與引用數量，只是評價科研實力的維度之一。穿透數據的表象，我們也要看清排名背后的實力博弈邏輯。

回望世界科學中心的轉移軌跡，從17世紀意大利的實驗科學萌芽，到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助推，再到20世紀美國憑借人才第一要素實現領跑，每一次科學中心的更迭，都是多種創新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比如，美國二戰后構建起的人才“引進—培養—產出”良性循環，使其科研優勢維系了近百年。

榜單發布既是鼓勵也是鞭策。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認知：科技強國的終極實力，本質在于充盈的人才儲備、開放的創新生態，以及賡續不絕的科學精神。

當大眾為AI大模型出新出奇歡呼雀躍時，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應該怎樣培養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命名者約翰·麥卡錫那樣的新定義思想者？

當高校學生為了走上科研坦途忙著考試通關時，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應該設計怎樣的人才選拔體系，讓“納什均衡”概念提出者約翰·納什這樣的偏才怪才，也能獲得成長路徑的個性化指導與設計？

當千行百業將科技創新奉為躍升進階的支撐力時，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高校等科研機構的論文成果能否高效率轉化，助推新質生產力的快速發展？

全球頂尖高校的“實力崛起”，不只體現在論文排名中的鰲頭獨占。更應被鼓勵的，是突破時空局限提出前沿科學問題的能力，堅守科研唯實唯真的科學精神，洞見科學演進規律并引領學界把握歷史機遇的底氣，以及海納百川不拒眾流、以人類命運和福祉為終極目標的氣度和胸襟。

從“大”到“強”的跨越，是一場考驗毅力和恒心的馬拉松。理性看待論文排名登頂，把更多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相信我國終將抵達世界科技領航者的星辰大海。

浙江大學

《環球時報》：平常心看待這份“引發震驚”的大學排名

近日，荷蘭“萊頓大學排名”新鮮出爐，榜單前10名大學中有8所來自中國，浙江大學榮登榜首，長期排名第一的美國哈佛大學滑落至第三，引發強烈關注。《紐約時報》以“中國大學全球排名大幅躍升，美國大學排名下滑”為題發長文剖析，法國《世界報》1月20日亦發文稱，排名引發“廣泛的震驚”，“中國大學的崛起讓西方不再那么確信了”。如何看待這份“引發震驚”的榜單？我們的回答是：請保持一顆“平常心”。

首先，這份排名確實是中國教育和科技進步的生動寫照。發布排名的荷蘭萊頓大學科學技術研究中心，在全球科學計量學領域擁有很高威望。該排名側重考察學術科研成果在全球高影響力學術刊物的發表情況，中國學者發表的SCI論文數量及被引次數已連續多年位居全球第一，以此為評判標準，中國大學占據前10席中的8席絕非偶然。2025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2.8%，首次超過OECD國家平均水平。中國多所高校排名前移，正是中國長期堅持科教興國戰略、持續加大科研投入的自然結果。

列在這份榜單前10名的中國大學普遍為研究型大學，理工類見長的大學比例更高，比如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大，等等。榜單“捕捉”到的實際是中國在電子通訊、材料科學、物理和化學等領域競爭力的崛起。從華為的5G技術到“天河一號”超級計算機，再到“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背后都有中國高校研發團隊直接、關鍵的深度參與。中國大學源源不斷輸出的創新動能，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從“制造大國”向“科技強國”的轉型。

與此同時，我們也清醒地看到，這份排名是有著明顯側重或者說“偏愛”的，它更重視大學科研論文表現，反映的只是部分事實而非全貌。若按綜合指數評判，目前世界上較為知名的大學排名還是QS世界大學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上海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等。上述幾個排名中，美國和英國的大學仍牢牢占據前列。在科研原創性、全球人才吸引力、雇主認可度等方面，西方傳統名校依然具有優勢。這些差距也提醒我們，中國大學的綜合實力，尤其是成套技術的研發落地能力、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等，仍有提升的空間。

即便如此，在2000年初，同樣的“萊頓大學排名”中前10名中還有7所美國高校，浙江大學只進入了前25名。如今哈佛的科研成果比當年更多，但卻滑落至第三。以這20多年中國大學的進步速度，西方媒體感到“震驚”恐怕也不難理解，這份排名可以說顛覆了許多人長期以來的認知。其實，中國大學也并非“一夜之間”搶走聚光燈。近年來，從基礎研究的成果、前沿技術的突破到戰略產業的躍升，中國科技騰飛之勢早已被世界看見。作為科技發展“蓄水池”的高校，取得相應進步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一些西方媒體將“萊頓大學排名”關聯到“知識權力轉移”甚至“世界秩序重構”的敘事中，實屬反應過度。這種“震驚”背后隱含著西方對技術霸權衰落的焦慮。事實上，中國大學的進步并不意味著西方的失敗，而是全人類知識創造的集體增量。從哈佛的通識教育到斯坦福的創業孵化，吸收發達國家先進教育理念，正是中國高校進步的一部分。在全球知識合作日益緊密的今天，唯有打破零和博弈的思維陷阱，才能推動人類科學事業的共進。

某種意義上，“萊頓大學排名”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我們的成績與不足。每年都有許多中國學子遠渡重洋求學，哈佛、牛津等老牌西方名校是他們心中的“夢校”；我們也期盼在未來，更多外國學生將中國大學視作他們心中的“夢校”，更多地選擇來中國求學，那將是更有說服力的一種“排名”。

哈佛大學

《紐約時報》：中國高校在全球排名中迅速崛起，美國節節下滑

哈佛大學仍具統治力，但在衡量學術產出的榜單上已跌至第三。其他美國高校正進一步落后于全球同行。

直到最近，根據一項以學術出版物為依據的全球排名，哈佛大學仍是世界上科研產出最高效的大學。 但這一地位如今正在動搖——這是美國高等教育令人擔憂趨勢的最新證據。

哈佛最近在這份排名中跌至第3位。而快速攀升榜單的并非哈佛的美國同行，而是中國高校——它們多年來在強調科研數量與質量的各類排名中穩步上升。

這一格局變化恰逢特朗普政府大幅削減嚴重依賴聯邦資金支持科研項目的美國高校經費。盡管美國高校相對地位的下滑早在數年前就已開始，特朗普的政策雖非始作俑者，卻可能加速這一趨勢。

“一場重大轉變正在到來，全球高等教育與科研主導權正在形成某種新秩序，”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首席全球事務官菲爾·貝蒂（Phil Baty）表示。該機構與《紐約時報》無關聯，但其發布的大學排名廣為人知。

教育界人士和專家指出，這種轉變不僅對美國高校構成挑戰，也關乎整個國家的未來。

“這種趨勢有持續甚至加劇的風險，”貝蒂先生說，“我謹慎使用‘衰退’這個詞。并非美國高校明顯變差了，而是全球競爭格局變了：其他國家正取得更快進展。”

回望21世紀初，若按科學產出（如期刊論文發表量）對全球大學進行排名，結果將大不相同：前十名中有七所是美國高校，哈佛高居榜首。

當時，僅有一所中國高校——浙江大學——勉強進入前25名。

如今，在荷蘭萊頓大學科學與技術研究中心（CWTS）發布的“萊頓排名”（Leiden Rankings）中，浙江大學躍居第一，另有七所中國高校躋身前十。

哈佛如今的科研產出遠超二十年前，卻仍滑落至第三位，且是唯一仍接近榜單頂端的美國高校。不過，哈佛在“高被引科研論文”這一細分指標上仍居萊頓排名首位。

問題并非出在美國頂尖高校科研產出下降。

根據萊頓統計，六所曾在2000年代初期穩居全球前十的美國名校——密歇根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華盛頓大學（西雅圖）、賓夕法尼亞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如今的科研產出均高于二十年前。

但中國高校的產出增長幅度遠超美國。

據科學與技術研究中心服務部主任馬克·內耶塞爾（Mark Neijssel）介紹，萊頓排名基于科睿唯安（Clarivate）公司旗下的“Web of Science”學術出版數據庫中的論文及引用數據。該數據庫涵蓋數千種學術期刊，其中許多高度專業化。

盡管全球大學排名在美國公眾中關注度不高，但一些資深學者已注意到排名所反映的中國科研產出激增現象，并警告美國正在掉隊。

麻省理工學院（MIT）前校長拉斐爾·賴夫（Rafael Reif）去年在一檔播客中表示：“中國發表的論文數量和質量都非常突出，遠遠超過我們在美國所做的工作。”

萊頓中心近期還基于另一個名為OpenAlex的學術數據庫推出了替代性排名。在該榜單中，哈佛排名第一，但趨勢依舊：緊隨其后的13所學校中有12所來自中國。

“中國正在大力構建科研能力，”內耶塞爾先生說，“同時，中國研究人員也越來越重視在國際主流英文期刊上發表論文——這些期刊讀者更廣、引用更多。”

2024年，中國領導人稱贊量子技術和空間科學等領域的進步，特別提到天津工業生物技術研究所的一項突破：科學家成功在實驗室中利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這項技術未來或可催生“從空氣中制造食物”的產業，無需依賴大面積耕地、灌溉和收割。

其他側重科研產出的排名體系也呈現出類似趨勢——中國高校地位顯著上升。

由土耳其中東技術大學信息學研究所編制的《學術表現大學排名》仍將哈佛列為全球第一，但前十名中僅有斯坦福一所其他美國高校，其余四席均為中國大學。另一項權威指標《自然指數》（Nature Index）則將哈佛排在首位，其后緊隨十所中國高校。

與此同時，哈佛及其他美國頂尖高校正面臨特朗普政府帶來的新壓力：科研撥款削減、旅行禁令以及針對國際學生和學者的移民政策收緊。

2025年8月赴美留學的國際學生人數比前一年下降19%。如果全球最優秀的人才選擇赴他國學習和工作，美國高校的聲望和排名恐將進一步受損。

中國正投入數十億美元發展高等教育，并積極吸引外國研究人員。2025年秋季，中國開始為全球頂尖科技類高校畢業生提供專門簽證，鼓勵他們來華學習或創業。

“中國在高等教育領域擁有的資金，是20年前無法想象的，”多倫多高等教育戰略咨詢公司總裁亞歷克斯·厄舍（Alex Usher）表示。

而特朗普政府則采取截然相反的路線，計劃削減數十億美元的美國高校科研撥款。

特朗普政府官員辯稱，這些削減旨在消除浪費，并將科研重點從多樣性等他們認為“過于政治化”的議題上轉移開。

本文發表前，特朗普政府未回應置評請求。

白宮發言人莉茲·赫斯頓（Liz Huston）此前曾表示：“在放棄擇優錄取、自由探究和追求真理的機構中，最好的科學無法蓬勃發展。”

2025年全年，美國高校領導層不斷警告：聯邦科研撥款削減可能帶來災難性后果。

哈佛專門設立網頁，列出因撥款中斷而受阻的各類科學與醫學研究項目。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AUP）聯合多個法律伙伴提起訴訟，挑戰部分削減措施。該協會主席托德·沃爾夫森（Todd Wolfson）警告稱，科研經費削減將“阻礙下一代科學家的成長”。

2025年春季，特朗普政府切斷了向哈佛提供的數十億美元科研資金，但一名聯邦法官隨后下令政府恢復撥款。政府表示，未來將限制對該校的資助。

哈佛發言人拒絕對此置評。

其他眾多美國高校的聲譽與全球地位同樣岌岌可危。聯邦撥款減少意味著科研活動縮減，進而可能導致未來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成果減少，最終影響其在排名中的表現。

研究型大學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探索新知、推動發現。教職員工常面臨“不發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壓力。

而那些不以大量學術論文產出為目標的院校（如許多文理學院）則不會出現在這類以科研產量為基礎的排名中。內耶塞爾強調，萊頓排名“并不聲稱能反映任何關于教學質量的信息”。

在評價標準更廣泛的排名體系中，美國頂尖高校表現仍較穩健。這些排名除學術產出外，還會考量學校聲譽、財力、申請錄取率（反映學生向往程度），甚至包括諾獎得主人數等因素。

專家指出，這類綜合排名變化較慢，但仍顯現出美國高等教育霸權正在被侵蝕的跡象。

2026年，《泰晤士高等教育》連續第十年將牛津大學評為全球第一。其前十名與去年一致：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劍橋大學，以及并列第五的哈佛與斯坦福。

美國高校在2026年該榜單前十中占據七席。但再往下看，美國高校整體下滑：62所排名下降，僅19所上升。

十年前，北京兩所頂尖高校——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該榜單中分別位列第42和第47位。如今，它們已逼近前十：清華第12，北大第13。

香港有六所高校進入全球前200，韓國有四所進入前100。

與此同時，一些知名美國高校排名下滑：杜克大學2021年排名第20，如今跌至第28；埃默里大學從第85降至第102；圣母大學十年前排第108，如今已滑至第194。

高等教育顧問厄舍指出，影響哈佛科研產出的因素（如聯邦撥款削減、博士項目縮減）不會立即反映在排名中。“如果你看某校在《自然》或《科學》上發表了多少文章，那反映的是四到五年前啟動的研究。存在相當明顯的滯后效應。我不認為這會在未來幾年產生重大影響。”

盡管中國在化學、環境科學等領域表現強勁，美國和歐洲仍在普通生物學、醫學等學科保持優勢。有研究指出，中國學者通過相互引用提升被引次數，其自引率高于西方學者之間的互引。

據賓夕法尼亞大學教育研究生院高級研究員兼全球參與主任艾倫·魯比（Alan Ruby）介紹，大學排名的歷史可追溯至20世紀初。

他說，學生常參考排名決定申請哪所學校，學者據此選擇工作與研究地點，一些政府用其分配科研經費，雇主也將其作為篩選大量初級求職者的快捷工具。

“如果你想吸引全球最優秀的人才——無論是學生、研究人員還是教師——你就需要‘我們是一所頂尖高校’這種信號力量，”魯比表示。

喬治城大學多哈校區政府學教授保羅·馬斯格雷夫（Paul Musgrave）認為，排名之所以重要，不僅在于營銷，更因為大學質量本身至關重要。雖然很難直接將優秀的大學與國家實力聯系起來，但他指出：“另一方面，我們都清楚，德國在1930年代摧毀了自己的大學體系，很可能在很多方面付出了慘重代價。”

來源：科技日報、環球時報、紐約時報

投稿或合作，請聯系：eduinfo@cer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