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元宮 劉金東

抗戰時期的朱德

“茲亡國大禍臨頭之今日，必能化除成見，共襄義舉”

為了聯合國內武裝力量和全國民眾團結一致共同抗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紛紛給國民黨及國內其他黨派、政治和社會團體發出信函，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努力推進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抗日戰爭時期，朱德給自己的舊交故友也發去了一封封力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信函。1936年8月17日，朱德致信參與圍追堵截紅軍奔赴抗日戰場的駐甘肅國民黨軍第3軍軍長王均、第3軍第12師師長曾萬鐘等人：“兄等與弟十余年患難交好，均在同一革命戰線共同奮斗，雖中途分離，實亦時勢迫成，當能共諒處。茲亡國大禍臨頭之今日，必能化除成見，共襄義舉，共以救國為重，吳越同舟尚知共濟，同室操戈徒招日寇竊笑。弟素知兄等救國有心，當不以斯言為河漢也。如其不幸，彼此發生沖突，不僅徒傷國防實力，于民族國家前途亦大不利，倘能彼此密派代表共同協商則更妥當。抑或兄等迫于環境與職守關系，亦何妨堅守各城壁壘，使我軍得以尋其空隙通過，達我直接抗日之目的。我軍當亦退避三舍或假作周旋，以為兄等地步也。想兄等必有同情，專此再達。”

朱德之所以致信國民黨軍第3軍軍長王均、第3軍第12師師長曾萬鐘，不僅因為團結抗戰必要性使然，而且因為此前類似的嘗試已經取得良好的成效。如，1935年5月底，朱德接到駐扎滎經的川軍第5旅旅長楊漢忠在其上司楊森授意下派人送來的信函，提出互不侵犯的要求，并告知部隊番號和聯絡信號。朱德復信楊漢忠：“漢忠師長吾侄勛鑒：來函悉，吾侄深知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殊堪嘉許，已按來意飭敝部先頭與貴軍切取聯系，專復并頌勛綏！”楊漢忠命令所部為紅軍讓路，使紅軍順利通過其防地。

1936年12月12日發生的西安事變，為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提供了契機。朱德敏銳地抓住這一機會，于1936年12月17日致信早年云南講武堂學友、國民黨西北“剿總”第一路軍第1縱隊第7師師長曾萬鐘、第12師師長唐淮源：西安事變之爆發，張學良、楊虎城“伸大義于天下，其立場之正大，執行之英明，凡有血氣者，莫不一致擁護。至通電八項主張，皆綜合朝野意見，歸納而得之結論”，“各方果以國難為前提者，諒亦不持異議”。唯日寇正在多方離間，多方蠱惑，重新挑起內戰，使吾國自相殘殺，彼乃安坐而收漁人之利。望警惕日寇陰謀，共赴國難，組織抗日聯軍，“重與兄等友好如初，恢復大革命時代，在南昌聚首一堂，共商國是之歡欣鼓舞也”。信中還希望對方能派人到蘇區來詳細商討。

1937年12月26日，朱德復信青少年時期的同學許小魯和劉挹清。許小魯曾經擔任國民黨軍旅長，后來返回四川儀隴縣閑住；劉挹清曾經擔任國民黨政府四川省南部縣縣長。信中指出：“吾輩幼年曾聞亡國之痛，彼此奔馳已數十年矣，至今吾輩即身嘗之，此等滋味實不堪忍受。弟本此怕亡國之觀念，始終即與日寇作有順序長期之抵抗，以期吾民族及吾國家不亡耳。時至今日國之將亡，雖斗爭數十年，罪過言之不及，何敢言功。但處此國家危亡之際，吾國人應盡匹夫有責之古訓。大家努力建立統一戰線，以期達到全民抗戰之實質，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兩兄在川，祈努力統一戰線是荷。”

1938年春，朱德給遠在故鄉的同學、儀隴縣馬鞍場紳士寧相齊等人寫信，希望他們能組織一個擔架隊上前線支援八路軍抗戰。寧相齊等人收到信后，馬鞍場人“頗為興奮，青年人踴躍報名參加，不到半個月報名者即達二千人”，后經選擇決定去一千人，并派人到成都募集路費。同年8月11日，朱德還致信國民黨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纘緒：“抗戰軍興，吾川對國家民族，殊多貢獻。省中健兒在南北各戰場上與全國友軍攜手并進，以頭顱捍衛國土，以鮮血換取民族的獨立和自由，為川人增加許多光輝。西望故土，殊令人興奮鼓舞不置。”信中勉勵王纘緒為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組織人民、動員物資，為抗戰建國大業奮斗到底。8月21日，朱德致信國民黨四川省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再次強調指出：“爭取抗戰勝利之首著，在于持久戰；進行持久戰之必要條件，則為鞏固擴大統一戰線。”只要“實行軍民一體，上下一致，各黨各派棄舊嫌，拋宿怨，結四萬萬之心為一心，凝四萬萬人之力為一力，變敵人后方為前線，加強各戰場之戰略配合，則驅逐敵虜，收復失地，建設獨立自由幸福之新中國，當指日可期”。

朱德寫給舊交故友的信中不僅浸潤著他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建立和鞏固的深刻關切和嘔心瀝血，同時還彰顯了他矢志不渝浴血殺敵的勇敢精神和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及自豪感。1939年2月17日，朱德寫給自己任滇軍旅長時曾擔任該旅編修的舊交張從吾的信中就揭示了這一點：“近來華北抗戰較去年更為艱苦，日寇以占領全中國，近以進攻西北必先‘掃蕩’我華北抗日根據地，近二三月來苦戰于河北、山西。雖說自己有些損失，但給敵人的打擊、消耗、殺傷亦特為大，因此日寇恨我們刺骨，我們也（以）得日敵之深惡毒恨為無上光榮。堅持華北抗戰，當能持久。德雖才薄能鮮，愛國當不敢后人，以慰故人之希望。”　　　

“救亡圖存之理，惟在精誠團結，動員一切力量，使人盡其才”　

抗日戰爭時期，抗日軍民所面臨的險惡而艱難的環境，迫切需要全國的抗日力量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朱德從全國抗戰大局出發，愛惜人才、舉薦人才、大膽地放手使用人才。這一點可以從他寫給親友的信函中得到證實。如1937年9月27日朱德寫給前妻陳玉珍的那封信中就曾指出，“如欲愛國犧牲一切能吃勞苦之人無妨多來”。1938年2月20日，朱德致信杜基祥，信中寫道：“自三河壩別后，不見你的消息，估量你已早不在人世了。昨接你來信，才知道你尚在。現國難當前，你處更是戰地。如你不在本地服務，即可持信到西安十八集團軍辦事處接洽后，到延安抗大擔任軍事教員，教出一批學生來以供戰爭需要。關系可持我的信去。”杜基祥曾是一名留法華工，在蘇聯時曾與朱德有過一段交往。

云南省會澤縣五區四鄉中寨人計光漢，因1938年7月10日由昆明發往昭通的郵件在會澤縣遭土匪搶劫受牽連被捕入獄。計光漢在監獄中多次申訴“冤遭陷害”，“愿往前方抗日”，“以身報效國家”。1939年，朱德在獲悉這一情況之后致函會澤縣長甘德沌，信中寫道：“舊日相識計光漢先生在貴縣身系獄中，倘因違犯國家法紀，自當秉公處理，以儆效尤。設彼僅以過去思想關系，致陷縲紲，則請顧念今日抗日，予彼以抗敵救亡之機會。今寇入日深，國家困難愈多，救亡圖存之理，惟在精誠團結，動員一切力量，使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不計小節，不信浮言。一切均以利否抗敵為依歸。計光漢先生若無危害國家，觸犯國法情事，不若釋之，使為抗戰努力，以增多一份抗日力量也。”

朱德的女兒朱敏于1941年初到蘇聯國際兒童院學習，同年6月納粹德國發動蓄謀已久的侵蘇戰爭后，朱敏即在療養地明斯克被德軍俘虜關進集中營。對此不知情的朱德于1943年10月28日給遠在蘇聯的女兒朱敏寫信，信中既含關切更有希望：“你在戰爭中，應當一面服務，一面讀書，腦力同體力都要同時并練為好。中日戰爭要比蘇德戰爭更遲些結束。望你好好學習，將來回來作些建國事業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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