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后強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教授

成都天回鎮老官山漢墓出土的醫簡、織機與遺骨，正悄然改變我們對張騫這位古代外交家最終歸宿的認知。墓葬年代為西漢景帝至武帝時期（約公元前2世紀），與張騫出使成都的時間高度吻合。

2012年冬季，成都天回鎮老官山的一次搶救性考古發掘，讓一座西漢墓葬重見天日。出土的920支醫簡、4部紡織機模型、人體經穴髹漆人像和《醫馬書》，構成了一個謎團般的考古發現。當時，考古學者根據墓中漆器上的“弓”字銘文，將墓主暫定為“弓大人”。然而，這一命名留下了諸多未解之謎：為何一位醫學家會隨葬紡織機？為何墓中同時出現醫書與醫馬術？由此引出一個顛覆性觀點：這位“弓大人”可能是西漢著名外交家、絲綢之路開拓者張騫。這一論斷為解讀老官山漢墓提供了全新視角。

01 出土文物：老官山漢墓主人身份非凡

老官山漢墓的發現堪稱中國考古界的重要里程碑。墓葬中出土文物種類繁多，包括漆器、陶器、銅器、鐵器等620余件，其中以醫簡、織機模型和經穴漆人最為珍貴。考古人員發現，這些墓葬具有特殊的葬俗。2號墓的木槨上鋪滿棕墊，棺槨外包裹竹木編織物。這種保存方式使墓葬長期處于飽水狀態，讓文物得以完好保存兩千余年。在3號墓中，考古人員發現了920支醫簡，分兩處存放。根據竹簡長度、擺放位置和內容，可分為9部醫書。更令人驚訝的是，墓中還出土了184支簡牘組成的《醫馬書》，顯示出墓主對獸醫也有研究。老官山漢墓最不尋常之處在于其文物組合的多樣性。除了醫學文獻，2號墓還出土了4部完整的織機模型和15個彩繪木俑，織機上甚至殘存有絲線和染料。這些織機模型是我國首次發現的西漢時期織機實物，對于研究中國絲綢紡織技術起源具有重大意義。這種特殊的文物組合表明主人身份非同一般，絕非單一職業。

02 姓氏謎題：為何“弓大人”可能是張騫

墓中漆器上出現的“弓”字，原本被認為是墓主的姓氏。但仔細研究發現， “弓”姓與“張”姓在古代實際上是同宗同源的關系。這一姓氏關聯源于古代傳說中發明弓箭的黃帝孫子“揮”。因其貢獻，揮被賜予“弓長”官職，后代一部分以“張”為姓，另一部分則以“弓”為姓。這種姓氏文化上的聯系，使得“弓大人”很可能就是“張大人”——張騫。為什么不直接用“張”姓？因為張騫后來不是博望侯，出使四川也無政績。文字學上的證據進一步支持這一觀點。學者在醫簡中發現了“塞”與“寒”字，學者們研究認為這可能是對“騫”字的誤讀。同時，醫簡中出現的“徙”（犯罪流放）和“詐”（冒充官員）等字，恰好符合張騫曾被判處斬頭，后用爵位贖免死罪成為平民的身份經歷。醫簡中還出現了三個地名：“廢丘”（今陜西咸陽一帶）、“濟北”和“都昌”（均在今山東省）。這些地名勾勒出一條從陜西到山東，再至四川的傳播路徑，與張騫的生平軌跡存在契合點。

03 骨齡揭秘：墓主身世與張騫的高度契合

對老官山漢墓人骨的鑒定結果提供了更多生物學證據。1號墓男性墓主身高約169.91厘米，女性身高約160.22厘米，均超過當時西南地區人群的平均身高水平。四川大學考古系原海兵的研究表明，M1男性墓主死亡年齡在45-50歲之間，全身骨骼發育較為強壯。尤其是上肢左側肘關節和右側肩關節周圍肌嵴發育顯著，可能與長期張弓射箭活動有關。更值得注意的是，墓主的兩側股骨頸處可見“騎馬人小平面”發育，預示著長期騎乘行為。這些特征共同指向墓主生前可能有戎馬生涯，是一個愛好騎射的游獵者。張騫作為出使西域、多次率隊遠征的外交家，無疑具備出色的騎射能力。他的生平經歷與墓主骨骼特征高度吻合，而張騫生卒年份（前164年—前114年）也正好對應50歲左右的年齡范圍。

04 紡織機之謎：唯一能自圓其說的解釋

老官山漢墓最令人費解的問題之一是：為何一位醫學家會隨葬4臺紡織機模型？令人奇怪的是，過去的研究者們往往回避這個問題，干脆不將織機與醫簡同時討論。然而，對于張騫而言，織機卻具有特殊意義。《史記》記載，張騫在大夏（今阿富汗）發現了四川的“邛杖與蜀布”，說明他對四川紡織品有著深入了解。這一發現不僅引發了漢武帝的興趣，也成為張騫二次出使西南夷的重要原因。張騫是一位旅行家，不僅對醫學有興趣，還關注紡織技術，這正好解釋了老官山漢墓為何會同時出現醫簡和織機。 這位“弓大人”一定是對醫學、騎馬和紡織都感興趣的大人物，應該是一位既研究醫學又研究紡織的旅行家，絕不是單純的醫生。織機是“蜀布”生產技術源頭和物質基礎。新疆尼雅遺址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產自蜀地，是漢朝賞賜西域各國的貴重物品。2017年，依據老官山織機模型復原的織機成功復制出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確鑿的證據鏈證明了漢代蜀錦的高超技藝及其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老官山漢墓的織機模型與張騫所見的“蜀布”，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面是實實在在的生產工具和技術能力，另一面是遠播四方的貿易成果和文化影響。它們共同講述了一個古老的故事——早在張騫“鑿空西域”之前，成都生產的精美織物已經通過南方絲綢之路，進行著活躍的東西方文化交流。這表明，老官山漢墓的出土文物構成了一幅完整的生活圖景：醫簡與經穴漆人反映了對醫學的研究；《醫馬書》與骨骼特征對應著騎射生涯；紡織機模型與蜀布發現相呼應；而求子巫術木牘則可能與后世關于張騫與織女傳說的民間故事相關。

05 城固張騫墓的硬傷與老官山的可能性

傳統觀點認為，張騫墓位于陜西城固縣。但這一論斷存在不少疑點。因為1938年西北聯大對城固張騫墓的發掘比較草率，僅清理了墓道和墓前石獸，未進入墓室。當時出土的所謂“博望封泥”存在爭議：“是物為一灰色陶片，大約二十四公厘見方，厚約四公厘。正面有陽文疑為‘博望■造（或銘）’四字”。出土后洗刷過力，導致字跡損蝕，難以辨認。考古證據也存在矛盾：城固張騫墓出土文物多為東漢時期，而非西漢；墓葬本身是清代重建的；且張騫去世時已非“博望侯”，不應使用此封號。《史記》明確記載張騫在戰場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后來雖被重新啟用，但已無博望侯爵位。因此，他去世時身份是“大行令”，而非“博望侯”。關于城固張騫墓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直接證據，比如他的遺骨、使用的器物或者有關文字記錄，這是最大的硬傷，學術界對城固張騫墓的質疑聲從未停止。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劉瑞表示，學界無法給出城固“張騫墓”的墓主是張騫本人這一結論，都是“疑似”。而河南省南陽市文廣旅局局長白振國更直言，城固“張騫墓”不是真身墓，只是衣冠冢。相比之下，老官山漢墓沒有出現“博望侯”字樣，反而符合張騫晚年的身份狀態。

06 張騫與成都：被忽視的密切關系

老官山墓中漆器上的“景”字銘文（指漢景帝謚號），暗示墓主身份非同一般，可能與景帝所賜遺物有關。歷史文獻與民間傳說都揭示張騫與成都地區存在密切聯系。成都至今有“支磯石街”和“君平街”，與張騫的傳說相關。傳說稱張騫出使西域時，曾到天河并帶回“支磯石”，后送給成都的嚴君平。這一傳說雖不足為信，但《史記》記載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前119年—前115年）時曾“通西南夷”，到達蜀地。據此推測張騫晚年可能長住蜀地，最終葬于成都天回鎮老官山。老官山這一地名本身也暗示這里埋葬著一位“古代大官員”。而張騫因戰場失利，“無臉回長安”，選擇在成都終老，符合歷史邏輯。從考古發現看，老官山漢墓出土的醫簡中使用了許多四川特產藥物如巴豆、蜀椒，表明墓主在四川生活多年，熟悉本地藥材。這與張騫晚年可能定居四川的經歷相吻合。科學鑒定顯示，老官山漢墓男性墓主身高169.91厘米，骨骼顯示他長期騎射，年齡約45-50歲，與張騫的生活經歷高度吻合。考古出土的醫簡、織機模型和《醫馬書》，共同勾勒出一位博學多才的旅行家形象，與歷史上張騫的開放求知精神一脈相承。

我們相信，隨著研究深入，老官山漢墓墓主身份之謎或將逐步揭開。如果張騫歸葬成都這一假設成立，不僅西漢歷史研究的諸多謎題需要重新審視，絲綢之路的開拓者最終歸宿也將被重新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