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鋼苑勞動糾紛律師團隊：工傷認定糾紛二審代理意見

（包頭鋼苑勞動糾紛律師團隊專注工傷賠償糾紛）

作者：張萬軍，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江蘇某建設工程有限公司訴包頭市昆都侖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原審第三人劉某1、劉某2、劉某3工傷待遇認定糾紛二審階段代理人。接受委托后，代理人查閱了本案相關事實，通過今天的庭審，對本案有了比較細致的了解，現根據事實及法律，發表如下代理意見。

一、原審法院關于劉某系在工作崗位突發疾病的認定存在錯誤

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規定，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視同工傷：根據該法律規定可以證實，（一）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根據上述法律規定可以證實，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是認定視同工傷的前提。

本案中，根據被上訴人提交的證據可以證實，認定劉某在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僅有包鋼醫院、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病例以及王某、王某2的證言予以認定。但根據上述證據可以證實，王某以及王某2均未直接看到劉某在何處發病的事實，結合上訴人在原審階段舉證的考勤記錄以及證人出庭作證可以證實，劉某于2022年4月25日早上上班前，已經通過微信群請假，請假理由為肚子疼。在2022年4月25日至2022年4月26日前往醫院的整個過程中，劉某從未到達工作崗位，也沒有任何證據證實劉某系在工作崗位突然發病，沒有任何證據予以證實。

二、原審以醫療機構的初次診斷時間作為突發疾病的起算時間，系適用法律存在錯誤

原審法院認定“48”小時的起算時間，以醫療機構的初次診斷時間作為突發疾病的診斷時間。原審法院對于該法律的解釋屬于擴大解釋，系適用法律存在錯誤。

首先，法律明確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48小時的起算時間，法律規定的是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的時間，并未明確規定為在初次診斷時間。根據上訴人在原審階段舉證可以證實，劉某在2022年4月25日已經因肚子疼在宿舍休息，一直沒有上班，在2022年4月26日為全員核酸，沒有進行過任何工作，相關證人及書面證據均可以證實。但原審法院對此并沒有進行查明。發病時間的認定應以2022年4月25日開始計算。

其次，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法規司向國務院法制辦社會法制司《關于如何理解《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的復函》可知，在工傷認定上，還應兼顧與用人單位、社會保險基金之間的利益平衡，不能無限制、無原則的擴大。從各地實踐看，對視同工亡涉及的工傷認定，調查取證要求高，性質判定爭議大，各地對條例的理解適用分歧也比較大。若不從嚴掌握，還將造成更多的執行偏差。

因此，建議對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視同工亡的理解和適用，應當嚴格按照工作時間、工作崗位、突發疾病、徑直送醫院搶救等四要件并重，具有同時性、連貫性來掌握，具體情形主要包括：（一）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當場死亡；（二）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且情況緊急，直接送醫院或醫療機構當場搶救并在48小時內死亡等。至于其他情形，如雖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發病或者自感不適，但未送醫院搶救而是回家休息，48小時內死亡的，不應視同工傷。

根據上述精神可以證實，劉某在2022年4月25日生病回宿舍休息，此后一直沒有進行任何形式的工作，但被上訴人僅憑兩位不在崗位的同村工友所制作的傳來證據，認定當時被上訴人在工作崗位受傷，原審法院對此沒有進行查明，反而進行違規推定，可以證實原審法院事實認定存在錯誤。

三、原審法院對于是否符合轉院條件沒有進行查明，是否存在間斷治療亦沒有進行查明

根據被上訴人在原審階段舉證可知，證人的陳述證實劉某因為病情嚴重，需要轉院，但第三人提供的病例可以證實，包鋼醫院從未告知其需要前往上級醫院就醫，而是劉某家屬自行要求出院，且沒有乘坐具有專業救治能力的醫療結構救護車，通過長達14個小時的運送，于4月27日到達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經上訴人在庭前前往醫院向醫生了解得知，劉某的病情極為嚴重，需要在醫院ICU進行治療，并需要及時進行手術治療，其情形不具備轉院的條件，但劉某的家屬強烈要求轉院，故對劉某的救治終止，并作出出院的情形。

代理人認為，被上訴人作出視同工傷的決定，對于就醫以及搶救行為的調查中，應當調查核實劉某就醫的真實狀態，即是否具有連續的就醫記錄，是否有合理且必要的轉院行為，在轉院中是否具有連續的醫療行為等等。本案中，就現有證據而言，劉某自2022年4月26日進入醫院ICU進行治療，經家屬要求出院，在出院直到進入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搶救之間間隔長達14小時，本次轉院行為前，劉某在ICU治療，本次進行所謂轉院的行為，沒有通過包鋼醫院正規救護車進行全程護送，在14小時之間，是否具有醫療行為，現有證據均無法證明，可以證實本次轉院的行為，是一種強行間斷治療的反醫療醫囑的行為，客觀上導致劉某長達14個小時沒有進行治療的情形發生，實質上系放棄治療的行為。

四、關于劉某死亡問題沒有進行查明，原審第三人涉嫌提供偽證

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系視同工傷。本案中，在關于劉某死亡時間的證據，僅有村委會出具的死亡證明及安葬證明。但該兩份證明均系非法出具，無相關法律效力。

首先，根據原衛生部頒布的《病歷書寫基本規范》規定，如果在醫院內死亡，需要在病歷中明確載明有死亡記錄，根據該規范明確，死亡記錄是指經治醫師對死亡患者住院期間診療和搶救經過的記錄，應當在患者死亡后24小時內完成。內容包括入院日期、死亡時間、入院情況、入院診斷、診療經過（重點記錄病情演變、搶救經過）、死亡原因、死亡診斷等。記錄死亡時間應當具體到分鐘。

根據上述規定可以證實，現有證據不能證明劉某系2022年4月27日死亡，被上訴人的認定，存在違法推定嫌疑。

其次，根據國衛規劃發[2013]57號《國家衛生計生委公安部民政部關于進一步規范人口死亡醫學證明和信息登記管理工作的通知》規定，人口死亡醫學證明是醫療衛生機構出具的，說明居民死亡及其原因的醫學證明。《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簽發單位為負責救治或正常死亡調查的醫療衛生機構。該通知第六條規定，如因非正常死亡，則應由公安機關出具證明。

通過上述通知證實，死亡證明開具流程：1、在各級醫療機構內因疾病死亡（包括到院時已死亡、院前急救過程中死亡、院內診療過程中死亡，新生兒死亡）人員，由該醫療機構負責出具《死亡醫學證明書》；2、在家中因疾病死亡人員，由死亡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或鄉鎮衛生院根據死者家屬或知情人提供死者生前病史材料進行調查，負責出具《死亡醫學證明書》；3、凡醫療機構經治或接診醫生不能確定為因疾病死亡的人員，應立即通知死亡地公安機關，由死亡地公安機關按照相關程序進行處理，開具死亡證明。

上述規定在12部門聯合出臺的《關于改進和規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證明工作的意見》以及《殯葬管理條例》均有明確規定。即村委會或者街道辦事處無權出具死亡證明。

上述法律法規均可以明確村委會無權出具涉及死亡的證明材料，但原審法院對此不予評價，可以證實原審法院實質上明知死亡證明非法。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根據村委會出具的《土葬證明》載明內容可知，該村委會在2022年4月28日作出的證明，不僅證實劉某系因突發心臟夾層破裂搶救無效死亡，還證實了死亡的時間，并精確到分鐘。在2022年4月27日病歷還未形成書面材料的情況下，如何在第二天即可以出具證明。上訴人在一審判決后向職工再次了解本案，得知第三人曾經前來上訴人公司協商處理此事，當時明確表示沒有任何死亡證明，可證實證明材料系事后偽造。

綜上，代理人認為，原審法院作出的判決中存在大量違法推定事實，對于存在矛盾的證據不予查明，亦不予評判，導致事實認定存在嚴重錯誤。雖然劉某死亡一事十分令人痛心，但原審法院作為司法機關，應當嚴格審查在案證據，不應從情感出發，以普通人的視野對病歷以及死亡證明進行違法解讀，最終導致原審判決認定事實存在錯誤，上訴人懇請貴院在依法查明本案事實的基礎上，支持上訴人的上訴請求，以維護上訴人的合法權益，保護每一個在包企業具有良好、有序的營商環境，具有公平公正的司法環境。

此致

包頭市中級人民法院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

律師

2025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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