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數以百計的將軍級戰犯中，被俘前表現最搶眼的，還真不是軍銜最高的王陵基，也不是寫了一大堆回憶錄的原軍統局總務處長、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沈醉——沈醉要不是“文筆很好”，現在根本就不會有那么大的名氣。

我們在電視劇《特赦1959》中能看到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政委賀春年和王英光有這樣一番對話。

賀春年問：“解放戰爭后期，公布了一個戰犯名單，包括老蔣、何應欽、陳誠在內，總共四十三名。在功德林能上那個名單的，只有杜聿明一個人。你說這杜聿明和王耀武誰的官大？為什么王耀武沒在那個名單上？他們倆誰的本事大？”

王英光答：“兩個人職務差不多，王耀武是封疆大吏，影響主要是在華東華北，杜聿明是戰區司令，影響在全國，所以這也是他榜上有名的原因之一。陳司令和粟司令說過，王耀武是蔣軍里會打仗的幾個人之一。”

能當上省主席，那就是“部級干部”，黃埔三期的王耀武在電視劇里有點老氣橫秋，事實上他當七十四軍軍長的時候，只有三十七歲。王耀武三十七歲當軍長，四十二歲當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四十三歲當四方面軍司令官，不但是正牌銓敘陸軍中將，還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當“山東省主席”、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的時候，是四十四歲。

黃埔一期的杜聿明最高當過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冀熱遼邊區司令官、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兼前進指揮部主任，在他手上斷送掉的蔣軍沒有一百萬也有數十萬，但杜聿明卻沒有“從政”經歷，家境似乎也不及王耀武。

王耀武和杜聿明都是中將，但比王耀武小兩歲的杜聿明卻曾經算得上王耀武的“長官”——王耀武在《濟南戰役的回憶》（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八輯）中回憶：“從1946年1月起，我就進駐濟南，擔任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司令官；1946年11月，又兼任山東省政府主席，當時第二綏靖區仍歸徐州‘剿總’指揮。（本文黑體字，除特別注明外，均出自王耀武回憶文章）”

王耀武守濟南，手里的正規部隊基本都被殲滅后重建的，除了吳化文的部隊，連一個齊裝滿員的軍級建制都沒有，我們看看當年守軍發番號就知道王耀武有多“困難”：整編七十三師十五旅和七十七旅、整編二師二一三旅、整編八十四師一五一旅、整編十九旅、整編七十四師五十八旅一二七團，加上散兵游勇才十一萬人，其中能戰斗的連一半都不到。

王耀武沒有多少能戰之兵，所以1947年8月杜聿明代表徐州“剿總”到濟南“視察督戰”的時候，王耀武請求被把整編七十四師或整編八十三師調回濟南——王耀武要的整編七十四師就是原來的七十四軍，是俞濟時和王耀武接力打造的王牌部隊，雖然在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殲滅一次，但仍有一些潰兵逃了出來，再加上在后方沒有參戰的傷病員，又重新組建了起來，雖然戰斗力大不如前，但比起其他“沒魂兒”的部隊，還是要強上許多。

杜聿明飛到濟南，善于周旋的王耀武高接遠迎，親自帶著副司令官牟中珩、參謀長羅幸理、副參謀長干戟、第二處處長李昆治、第三處處長廖毅文、第四處處長張介人一同向杜聿明匯報，大家異口同聲請求杜聿明向津南增兵，結果被杜聿明毫不客氣地一口回絕：“只要加強工事，不增加兵力，濟南也可以固守。如守不住，即使再增加部隊，也守不住。因此，我不同意再增加部隊。如若打起來，只要你們能守十五天，我指揮的部隊一定可以到達濟南，解你們的圍。”

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肯定會覺得杜聿明這番話頗有老蔣風范，總是高估自己并給屬下畫大餅，王耀武眼看兩個師要不來，就退而求其次，要一個師也行：“增援部隊必定會受到華東共軍的截擊，我看十五天絕對到不了濟南。所以還必須增加防守部隊。如再調一個師來，我們守二十天也無問題。否則濟南守不住，到那時增援部隊再多，也無濟于事了。”

參謀長羅幸理也努力敲邊鼓：“光靠工事而部隊不堅強，是不行的。如不增加部隊，濟南只打三五天就完了。”

杜聿明死活不肯增兵濟南，回到南京還告了王耀武一狀——他表面上是告羅幸理，實際還是告王耀武：“杜對羅所說的話很不滿意，他回到南京見蔣介石時曾向蔣報告，說羅幸理沒有固守濟南的決心，身為參謀長，不但不設法鼓勵士氣，反而盡說泄氣的話，思想有問題。蔣也未作處理。”

據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在《口述自傳》和《徐州“剿總”指揮部的混亂》中回憶，劉峙剛和杜聿明居然把丟失濟南的黑鍋全扣在了王耀武頭上：“劉峙、杜聿明將濟南之失，完全歸咎于王耀武的吹大牛，防守無能，信任吳化文守飛機場，結果是倒戈相向。劉峙還大言不慚地放出‘收復濟南’的空氣，說：‘在王耀武手里丟掉了濟南，不久一定要在劉峙手里收復。’”

當時華東野戰軍以十四萬人攻城，十八萬人打援，再加上吳化文率部兩萬余人起義，王耀武僅靠十一萬雜兵根本就守不住濟南，而杜聿明承諾的“援兵”，直到濟南被攻克，也是連半個影子都不見。

王耀武有沒有記恨杜聿明不好說，但文強等人被俘后，迎接他們的王耀武還是很熱情的，文強回憶：“在山東濰坊，我們住在一個大村莊的地主家里。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門口迎接，王耀武對這里比較熟悉了，他說：‘分工合作吧，大家可以做什么事情，自己報名。’”

杜聿明剛被俘的時候十分倔強，而王耀武則知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杜聿明帶著什么進的功德林，不同史料記載不同，但他轉變態度之后，依然歸王耀武管，沈醉的回憶錄描述得很有趣：“在管理所下面除了十多個學習小組和以后增設的勞動小組外，還有一個由戰犯自己推選出來的主管學習生活等的委員會。主管學習的委員是王耀武，宋希濂是文娛委員，龐鏡塘是負責生活方面的委員，曾擴情是負責清潔衛生的委員，有一天，這四位同學來縫紉組檢查。他們看了一下便問我們對學習、生活、文娛、衛生等有什么意見。杜聿明照例回答：‘都很好，沒意見。’”

當時的杜聿明已經當了縫紉小組組長，沈醉也當了副組長，但是在“四委員”面前，他們還是“下屬”，尤其是王耀武的“職務”，更是“四委員”中最重要的：“每次學習完，各學習小組便向他匯報各組學習的情況，由他匯總向管理所匯報，管理所有什么事也由他向各小組去傳達。大家對王也很信任，有什么思想問題不愿和小組長講的，便和他去談，這就比向管理人員去談少了許多顧忌。”

戰犯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學習改造，王耀武管學習并有專門的辦公室，沈醉經常溜進去抽煙，僅從這一點來看，王耀武的“待遇”就比其他“同學（戰犯在管理所互稱）”高多了，當年是杜聿明到濟南視察，進了功德林，是王耀武到縫紉組檢查，這才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也該王耀武揚眉吐氣一回了。

王耀武比較寬厚，并沒有對杜聿明有任何報復，也沒有把揚眉吐氣寫在臉上，但“四委員”到各組檢查時的“排場”，以及杜聿明“照例回答”的規規矩矩，讀者諸君還是能想象得到的，同時大家可能還忍不住要思考另外的問題：如果杜聿明按王耀武的要求，給濟南增派幾個整編師，或者承諾的援軍兌現了，王耀武是不是能從濟南逃掉？如果王耀武取代杜聿明去當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兼前進指揮部主任，會比杜聿明敗得更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