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寫作打開《家鎖》之后

數十年前，譚蕙蕓剛剛當記者，父親就下過禁令，不準寫哥哥的病。2024年，她動筆寫《家鎖》，將整個家庭最脆弱不堪的一面攤開晾曬在陽光之下。

譚蕙蕓的哥哥出生在香港，少年時成績優異，會考6A，相當于內地的高考狀元。入讀大學前，他出現了精神障礙的行為征兆，然而僅僅進入最初階段的求診，便隨父母舉家移民加拿大。此后數十年，病情始終不見改善，父母視之為不能言說的羞恥。這期間，他自學藝術創作，以文字書寫、拼貼、線條畫為主，積攢下大約一百五十件作品。創作，成為他唯一的自我表達方式，而這些畫作曾在長達30年的時間里，被隱藏于一個家庭的小房間中。

直到最近，妹妹譚蕙蕓寫作、出版新書《家鎖》，這一切才發生變化。

譚蕙蕓，攝影/黃世澤，圖源網絡

譚蕙蕓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的教師。1990年代，她隨家人移民加拿大溫哥華，在多倫多讀完本科，又回到香港讀碩士，往后幾十年一直居住在香港，與家人分隔兩端。直到2020年，譚蕙蕓開始用盡所有辦法，帶父母、哥哥回流香港。為此，她遭受各種質疑，也開始自我懷疑，一度瀕臨崩潰。

然而她很清楚，一個“父中風、母失智、兒子精神病”的家庭，三個人均步入中老年，如果在異國他鄉突然發生意外，而無人能幫助，那結果絕對是她無法接受的。回香港，是唯一可行的解法。

《愛的家鎖》（2023）

正是為了寫《家鎖》這本書，譚蕙蕓才必須打開家里塵封的盒子，檢視哥哥在加拿大病發期間的作品，再經由藝術家白雙全從藝術角度進行解讀，重新理解哥哥和他的創作。這樣的寫作充滿痛苦掙扎，是冒險，但終而帶來療愈。

在回溯與書寫之外，哥哥的創作在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展出是極大的意外。不久前，香港巴塞爾藝術展的文化合作伙伴HASS Lab在九龍展出了“XO異彩藝術家獎”入圍作品，展覽源于去年三月在香港巴塞爾藝術展上的迷你展覽。獎項意在支持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isity）藝術家，讓公眾看見他們久被蒙塵的獨特才華。

藝術家作品《昏睡的人》，圖源網絡

藝術家作品《詩人的失敗》，圖源網絡

藝術家作品《時光隧道》，圖源網絡

當時書已經寫完，還有一個月就要下印，譚蕙蕓告訴編輯，這本書必須再寫最后一章。

在這一章中，她寫道：“原來只為書寫而搜集資料的過程，卻在文本未面世之時，已先一步介入了真實生活，改寫了我哥的生命。作為寫作者，我首次體會到文本蘊含自己的生命力，寫作者并不是掌控的人，文本自然會帶領作者和身邊人經歷神秘的旅程。”

作為記者，目光長久地投注于社會公共領域，這樣的訓練會讓她以怎樣的方式切開自己的私人經驗？創作者講自己的故事，能聯結到更廣闊的公共情感嗎？以下是NOWNESS與譚蕙蕓的對談。

《家鎖》書影，攝影/黃世澤，圖源網絡

NOWNESS：移民對哥哥的病有什么影響？為何加拿大這樣一個醫療資源發達的國家，也沒有為治療帶來更多收效？

譚蕙蕓：障礙不是單一的醫療問題，而是處于文化心態、家庭照護和社會規劃多重因素交叉的公共領域。也不要過度神話留學或移民，出國并不自動解決這些家庭或精神健康問題，有時反而帶來新的壓力與回避的可能。

《陽光普照》（2019）

很多華人崇拜醫生權威，認為“把問題交給醫生，吃藥就能搞定”。這之中也有逃避和否認，母親一心操持家務，幾乎不陪我哥看病；父母常對我叮囑，“別讓別人知道哥哥有病”。我曾以為對哥哥的病情諱莫如深是一種保護他的方式，但后來才看清，這更多出于羞恥。加上我們一家遠在加拿大，跟香港的人情網絡保持著一定距離，這讓他們更加有條件選擇逃避。但精神疾病的康復，家庭的互動和情緒表達非常關鍵。

出于“不希望別人知道兒子有病”的心態，我哥哥的情況被“完美收藏”在家庭內部。在家中，父母對我哥溺愛又遷就，他什么都不需要做、可以隨時不吃藥；沒有社交、很少外出，結果形成一種不健康的依賴，沒有人認真思考如何幫助他走向獨立。

《美麗心靈》（2001）

父母既不愿承認，也不愿下決心采取更徹底的辦法進行干預和治療，這種心態混雜著對哥哥的不忍與父母自己難以面對的羞恥，最終妨礙了康復與獨立。

NOWNESS：身為最小的女兒，要在一個父親威嚴、長子失能的家庭里爭取話語權，你經歷了什么？

譚蕙蕓：在華人家庭里，小女兒的話往往沒人聽，你在外面再成功，回到家也未必有話語權。父母可能會因為你的外在成就覺得“臉上有光”，但并不會因此更認真聽你說話。相應的，我也曾經長期依戀父母，總希望自己能一直是“爸爸媽媽的女兒、哥哥的妹妹”，心態上沒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成年女性”，我的無力感部分也來自于不愿承認“我必須獨立”。

封面插畫手稿，圖源插畫師達姆ig @chiachiyu

父母角色過于強大，子女很難設定邊界，容易陷在孝順和依戀里，心理上停留在未成年狀態，這是東亞文化的普遍問題。我家的情況是，父母學歷高、經濟狀況也不錯，因此更難放下身段聽小女兒的意見。如果是兒子，說不定他們會聽得更多。

但現實擺在面前，偏偏我的哥哥——長子、長孫——后來因病失能，這對父母打擊特別大。即便如此，他們也沒有更重視小女兒的聲音，反而更加封閉自己。

《愛的家鎖》（2023）

對我來說，要擁有更多話語權，既要在心態上真正成長為一個獨立的成年人，也要在經濟和生活技能上獲得自主性。比如在加拿大，開車是一項幾乎等同于“自由”的生活技能。很多女性會覺得“我不需要開車”，這其實和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有關，也造成了弱勢處境。我媽媽就是典型例子，家里只有爸爸會開車，這讓他掌握了很強的生活主導權。

NOWNESS：最近幾年，自我書寫、家庭寫作變得熱門起來，許多年輕作者的首作常從自己的家庭寫起，你怎么看這現象趨勢？年輕的作者怎么才能夠在這一步之上做出突破？

譚蕙蕓：在《家鎖》出版之前，我本以為自己是在孤獨地寫家庭，但后來發現，已經有越來越多人接受用家庭作為切入點來進行公共性的書寫。我的書似乎正好契合了某種社會氛圍——大家逐漸意識到，不能再要求家中的女性默默承擔照護的責任，而是需要讓這種困境被看見、被討論。這與社交媒體有很大關系。

《瀑布》（2021）

年輕一代是“數字原住民”，習慣在網上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故事，他們往往能在網絡社群中獲得精神安慰，這種支持甚至超過來自家庭的支持，而父母那一代并不是這樣看待互聯網。社交網絡催化下，世代之間的不理解和沖突就會更加明顯，也讓年輕人更愿意在網上書寫自己的主觀感受和家庭故事。

對這類作品，我自己在評價時會比較謹慎。比方說，如果年輕作者缺乏對中老年人的理解，作品觸動的可能就只有同齡人。要突破這一點，需要提供新的觀點或答案，否則作品的公共性就不夠。

《年少日記》（2023）

家庭書寫還有一個復雜的問題，就是倫理。作為家庭成員，你能獲得大量“內部資訊”，這是優勢。但與此同時，你如何處理家人的感受？作品的公共性如何提煉？這都很棘手。在這方面，我的書寫訓練其實是通過長期采訪社會底層人物和關注公共議題逐漸進行和完成的。

全世界專業媒體工作者的權威都在被懷疑和挑戰，我也在思考：如果記者可以采訪別人、書寫宏大的社會議題，那么當記者把筆觸和鏡頭轉向自己與家庭，會發生什么呢？我對此感到好奇，所以想試一試。從現在的結果看來，大家還挺接受。

《我們與惡的距離》（2019）

NOWNESS：寫作《家鎖》時，你怎么區分公共與私人的部分？

譚蕙蕓：家庭的處境是嵌在更大的社會、文化結構里的。我在書里借鑒了記者的技巧，用了很多旁觀者的視角，盡量把故事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脈絡里去呈現。

比如說，我一開始就提出一個問題：我的哥哥曾經是狀元，學業成績非常優秀，是一個很有希望的年輕人，為什么社會沒有接住他？為什么幾十年里，他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這顯然是一個公共性的問題，涉及精神障礙者在社會里為什么得不到應有的資源和保障。

《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2023）

因此我不僅寫家庭，也去追溯學校教育制度：我找到哥哥當年的中學校長，去了解為什么當時學校沒有給予必要的心理支持；也回到他在大學病發的階段，思考為什么大學沒有提供足夠的幫助和資源。與此同時，醫療體系、文化障礙帶來的局限，也都影響了我父母作為照顧者的選擇。我還查閱了香港精神障礙康復的歷史資料，不斷追問：為什么已有的治療資源沒有真正抵達病人？中間的阻礙究竟在哪里？

在這種寫作中，“問題意識”的設定本身就是公共性的。精神障礙往往被神秘化，好像病人會突然“發狂”，沖擊家庭也影響社會。然而等到社會層面看見問題時，往往已經太遲。

NOWNESS：寫作時，你怎么找回記憶的蹤跡，靠近它，又保持適度距離？

譚蕙蕓：很多人關心我在寫作中會不會受到“二次傷害”，對我來說并不會。創傷在當年已爆發，之后我接受過心理咨詢，整理過自己，如今是帶著一定的抽離回看。也不能拖到記憶與情緒都模糊才寫，時機要“剛剛好”。

《陽光普照》（2019）

決定動筆后，我先盡可能把與家庭有關的客觀材料都找出來——文件、照片——從頭到尾通盤梳理，并做筆記，用盡量客觀的眼光去看。在整理的過程中，情緒一定會浮現。我允許這些情緒把我帶回當年的現場，但以“記者”的姿態去記錄它們。這種回看時的情緒，與事情剛發生時那種沉溺于憂郁里的情緒不同。喚起舊情緒的目的，是讓讀者進入現場，而不是讓我困在其中、看不到他人的觀點。

因此，我刻意補上多重視角：父親的、母親的、哥哥的，還去找哥哥的舊同學見證他當年的病發情況。這些新材料會引發新的感受。我始終不把自己當作“唯一事實”的代言人，所以大量使用記者的工具做交叉核對：建立家庭檔案、對照個人記憶，采訪哥哥就讀中學與大學的校長等，了解他們眼中的我們家庭與我哥哥的性格。因為我不可能掌握所有觀點。

《步履不停》（2008）

很多家庭書寫常常容易簡化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但我刻意避免這種二元化的處理。在我的書里，每一個家庭成員都不是出于惡意，而是受限于自己的知識、文化背景和理解方式，才導致了后來的局面。這其實反映了很多家庭的現實：大多數人并非“故意做壞事”，而是“不懂得如何去做”。

NOWNESS：寫作《家鎖》的過程，如何影響了你和你的生活？

譚蕙蕓：我覺得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本書。因為在過去幾十年里，我一直是個不太快樂的人。原生家庭的種種狀況，帶給我很多挫折和無力感，也讓我變得憤怒、壓抑。

譚蕙蕓，圖源網絡

但自從完成這本書，并收到那么多友善的回饋后，我整個人輕松了許多。和家人的相處氛圍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緊繃，變得更放松。我在照顧父母和哥哥時，能以一種更平和的心態去面對，不再像過去那樣覺得絕望。現在，我感覺自己心情坦然了很多，能夠承受，也能夠繼續走下去。

今年初，哥哥的作品再次參加藝術聯展，我們90歲的父母也到場參觀，見證他的藝術成就，并拍下合照。距離《家鎖》出版面世已過去半年，這件事成為書寫之后又一個令我驚喜的意外。

再后記 Afterward

寫作是苦功，它開始于敲下第一行字之前；做書也不容易，作品與世界的互動常常延伸至文本之外。這不是一個“洛陽紙貴”的年代，但我們仍對閱讀與寫作心懷期待。「再后記」是讀者、作家與出版人的相遇之處，我們希望提供更多元的支持，包括訪問、線下對談、新書宣傳策劃等等。在寫下最后一筆之后，作家需要與讀者見面，作品需要與生活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