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發布】2026生活經濟報告

2026年1月28日，北大國發院與小紅書在成都聯合發布《2026生活經濟報告》。報告由謝絢麗、沈艷、邢亦青、吳彤、吳嘉寶、唐旭、楊璐等共同調研和執筆。小紅書團隊的胡堯、許磊、胡憶陽、徐天悅、王雷生等對本報告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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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么需要生活經濟？

從外部來看，中國自加入WTO以來，產能一直在全球釋放。但全球需求的擴張很難與中國經濟的供給能力同步，尤其是中國很多產業本身也存在結構性的差異，因此產能過剩不僅成為國際貿易和投資問題，還上升為國際政治的議題。全球南方國家的消費能力一直難以提升。這也是中國在幾年前就戰略性地提出以雙循環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內在邏輯與外在趨勢。

另一方面，個體有效需求不足及其引發的供需錯配、價格內卷等問題日益凸顯。以消費為基礎的內需擴張被置于更高的戰略位置，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通過“擴大優質商品和服務供給”來帶動需求釋放與結構升級。在此背景下，生活經濟研究的必要性不僅在于為“提振消費”提供新的分析框架，更在于為“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提供可操作的微觀基礎與政策工具。

二、什么是生活經濟？

生活經濟，是指個體的生活需求通過數字技術被表達、連接和激發，形成供需良

性互動和增長的經濟形態。具體來說，它以居民生活中的微觀需求為起點，借助數字平臺及其相關技術對需求進行識別、放大與結構化表達，進而引導高質量供給的供需協調的新范式。

當經濟邁入特定階段，增長的核心動能由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優化。中國經濟已從“有沒有”的總量階段和“大不大”的規模階段，進入“好不好”的質量躍遷期。如何通過促進和形成國內穩定、可持續的有效需求，并反向塑造改善供給結構成為時代命題。因此，發展到這一階段，經濟運行亟須建設新的需求導向范式：以需求增長驅動經濟增長，通過精準識別、持續反饋并動態響應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元化、個性化需求，促進高質量供給，并形成需求與供給相互促進的正向循環。這一范式的核心不在于簡單放大消費量級，而在于降低信息摩擦、提升供需匹配效率，使“人的真實生活需求”成為資源配置和供給創新的起點。這一轉向，構成了當前擴大內需政策邏輯的深層基礎，也為理解“生活經濟”形態提供了現實出發點。

三、如何建構生活經濟？

構建生活經濟，本質上是數字空間對供需協調范式的重塑。相較于傳統互聯網平

臺側重于存量需求的標準化滿足與流通效率提升，生活經濟的核心邏輯在于對基于個體生活場景對“潛在、微觀、非標準化需求”的微觀捕捉，使散落在日常生活碎片中的隱性需求得以“顯性化”：

首先，普通個體的生活在分享中被“表達”；其次，表達出的生活需求通過“連接”產生互動；最后，在網絡外部性與參照系效應下更多個體對美好生活向往被“激發”，從而完成從微觀生活到宏觀內需增長的動力轉化。

四、如何實現生活經濟？

內需不足有時并非消費者缺乏購買力，而是“好東西找不到需要的人”，“想要的人也不知道好東西在哪”：即“有效的供給”無法找到“有需求的消費者”。

因此，破解“內需不足”的一大關鍵在于讓供給與需求的匹配更加精準。通過“發現需求-匹配供需-共創供給”的完整鏈路，推動供給體系從“生產導向”向“生活導向”轉型，實現高質量供給與美好生活需求的精準對接。

這一關鍵，在于打破傳統商業中“企業主導生產、消費者被動接受”的線性模式，讓消費者的生活需求深度參與到供給的全流程中，形成“需求驅動供給、供給反哺生活”的良性循環。從供給側視角，生活經濟已經在深刻重塑供給端。

五、簡要總結與政策建議

生活經濟“以人為本”，服務于“美好生活”的目標，通過技術賦能，不斷促進消費需求的增長與供給質量的升級，其價值可進一步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加以理解。

在空間維度上，生活經濟首先在承認市場分層與地理、文化差異性的客觀前提下，發揮了高效的聚類與擴散作用。線上平臺承擔需求提煉、經驗總結和決策支持的功能，線下則完成真實消費與體驗閉環。這種線上線下協同，使需求不止停留在表達層面，而能轉化為可持續、可復制的實際消費行為，避免了脫實向虛，并推動了線上線下的均衡發展。其次，生活經濟實現了供給光譜向“服務與體驗”的延伸。平臺不僅優化了實物消費，更深入改造了服務型與體驗型供給。在此過程中，技術不僅用于匹配供需，更用于提升服務供給者本身的能力水平，通過經驗沉淀提升了勞動力要素的質量（Lucas，1988），實現了服務型供給的內生性優化，有助于促進服務消費高質量發展。

在時間維度上，生活經濟具備內生驅動的穩定性與生命力，不僅有助于提升消費的品質，也有利于供給的高質量發展。

首先，生活經濟將需求錨定于個體的審美、生活方式與性格塑造，相比受即時情緒與價格驅動的波動性需求，這種基于生活本質的動力是根深于個人的慢變量，具備平穩性特征。“以人為本”的需求發自個體本身，而非外部價格誘導。這類需求根植于個體審美、生活方式和性格偏好等慢變量，往往呈現出內生性和多樣性，隨個體生命周期逐步演化，但不易被快速替代或耗散，因而具有較強韌性和可持續性。這種源于自我實現的動機，賦予了市場在經濟波動中更強的防御能力與增長后勁。

其次，以人為基礎的社交互動過程伴隨大量經驗分享、對比與討論，消費決策更趨理性，實際成交更接近真實偏好，退貨率和“后悔型消費”顯著降低。這使得需求在時間序列上呈現出“單向有效”的特征，即從認知、評估到消費的路徑更完整，消費結果更可預期，整體上提高了有效需求的質量，使每一筆消費都成為社會財富的有效積累，而非資源的無效損耗（Ellison 和Fudenberg，1995）。

最后，生活社區天然具有高信息密度的交流屬性，這種基于真實體驗的交流與公開討論降低了信息不對稱，使供給方獲得更精準的需求洞察，促進了供給端的創新和差異化發展。同時，消費者并非一次性博弈的接受者，通過集體反饋機制，市場博弈從“一次性交易”轉變為受聲譽約束的長期關系契約（Baker 等，2002）。供給側長期處于可被觀察、被評價的狀態，倒逼其回歸品質本位，實現可持續發展。

基于上述對生活經濟的基本結論和認識，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鼓勵發展生活經濟，加強對于生活大數據的捕捉和利用，推動需求側和供給側共同升級與適配。一方面以精準的需求畫像賦能供給側企業，確保廣大中小企業能夠平等地獲取深度市場洞察能力，從實現供需的精準匹配，提升創新能力，開展差異化競爭。另一方面通過動態的微觀數據追蹤，加強對于宏觀需求的把握，進一步增強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政策的精準調控。

第二，通過發展生活經濟，強化線上線下協同創新，促進虛擬社區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政策層面應積極鼓勵虛實融合的商業模式創新，利用數字社區的興趣紐帶盤活線下存量資產。應支持企業利用線上內容生態進行場景化營銷，將虛擬世界的流量精準導向線下實體店、手工作坊及城市公共空間，推動“線上種草、線下體驗、反哺線上”的閉環發展。通過設立線下創新實踐基地、支持新型消費場景建設，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在生活方式層面的深度耦合，從而以多元化的供給形式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復雜需求。

第三，深化生活經濟中的“產銷共創”機制，構建平臺驅動的個體創新孵化體系。為進一步降低個體創業者與微觀創新主體的準入門檻，應出臺專項政策鼓勵“消費者-生產者”共創模式的制度化發展。建議轉變傳統的補貼發放方式，探索“政府引導、平臺承辦”的扶持模式，通過向具備孵化能力的數字社區提供政策性補貼或稅收優惠，激勵平臺為個體創新者提供技術工具、流量扶持及供應鏈對接服務。這種模式能夠充分發揮平臺的規模效應與資源整合優勢，將分散的個體創意轉化為標準化的商業供給，構建一個低門檻、高活力的民主化創新生態。除了改變補貼的模式外，建議擴大國家補貼政策的范疇，將生活經濟領域的服務性產品以及體驗性產品加入補貼類目，自上而下進一步激發生活經濟活力。需要指出的是，對于供給端，該模式對供給端的組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政策可以進一步支持供給側加強柔性生產能力，并且在提升供給匹配效率的同時，實現“快速響應”與“持續積累”之間的動態平衡。

第四，前瞻性布局人工智能對生活經濟的賦能與治理，重塑數字連接效率。應高度關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對生活社區分享生態與供需連接方式的深層變革。AI 技術不僅能顯著降低個體與小微企業的內容創作門檻，提升生活場景的數字化呈現效率，更將通過更智能的語義理解實現超精準的供需匹配。政策上應鼓勵開發面向生活經濟場景的垂直領域大模型，輔助中小企業進行產品定義、視覺呈現與口碑管理，使其在智能時代具備更強的市場響應能力。同時，需同步建立健全針對AI 生成內容的標識與真實性治理體系，防范虛假信息對生活社區的干擾，確保技術進步不削弱社區內容的真實性基礎，引導AI 技術在提升效率的同時，更好地服務于人民對真實美好生活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