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澤平:“數字犁鏵”下鄉村如何跨越數字鴻溝？

胡澤平.“數字犁鏵”下鄉村如何跨越數字鴻溝?[J].中國鄉村發現,2025,(03):139-145.

伴隨著我國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及其與“三農”領域的深度融合，數字農業與數字鄉村建設已成為新時代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支點。同時，在數字化浪潮的推動下，我國鄉村社會正經歷一場深刻的數字技術轉型。以大數據、人工智能和互聯網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如一把“數字犁鏵”，深耕廣袤鄉土，為鄉村發展注入新的動力與活力。面對數字技術進村的“最后一公里”難題，鄉村該如何接住這場信息化的時代饋贈？誰又能真正幫他們跨過那道看不見卻真切存在的“數字溝壑”？

一、城鄉數字鴻溝的結構性成因

城鄉數字鴻溝是指城市與農村地區在數字技術、網絡普及和信息獲取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其本質是接觸和使用數字資源機會和能力的城鄉分化狀態。

（一）技術維度之基礎設施不均與數字接入門檻

盡管近些年來我國大力推進“寬帶中國”“互聯網+”“電商下鄉”等戰略布局，以幫助鄉村地區的數字化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但“通了”不等于“好用”，更不等于“能用得上”。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以下簡稱“CNNIC”）發布的第5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全國農村互聯網普及率僅為63.9%，雖與城市地區82.9%比例的差距有所縮減，但在網絡質量與接入條件等方面仍存在明顯差距。

在不少偏遠或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受網絡基礎設施鋪設的直接影響，導致網絡信號較不穩定與帶寬不足，甚至還存在“光網入戶，終端缺位”等現象的頻繁發生。例如在貴州、甘肅等偏遠山區，雖實現了光纖入村，但由于缺乏終端路由器安裝和電力配套不完善等硬性條件的欠缺，使得許多村民無法真正使用互聯網。

數字接入的另一層門檻來自于智能設備的購置成本和后續維修壓力。一部適用的智能手機的價格通常在千元之上，智能電視、電腦等則動輒數千元，對于不少農村家庭而言，尤其是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處在較低水平的地區，這筆支出并不輕松。2023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691元，且各地區間的收入差異化較為明顯，例如西部部分欠發達地區人均年收入仍不足15000元。在此背景下，購置和維修智能設備常被視為“非剛需”開銷而被延后甚至放棄。同時，部分農村往往受制于交通區位劣勢，導致設備在發生故障時可選擇的維修渠道有限，進而致使維修成本高昂，加之缺乏必要的技術培訓與操作指導，許多村民即便擁有設備，也常因“不會用”或“用不好”而擱置，甚至產生“技術畏難”情緒。

根據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2023年的調研報告了解到，截止當時日期，超過42.7%的農村老年人表示“完全不會使用智能手機”，而在一些更加偏遠的農村地區，這一比例高達65%以上。這種數字技能鴻溝進一步阻礙了鄉村居民有效接入數字社會，也制約了農村電商、數字農業和遠程教育等新興產業在鄉村基層的落地推廣。因此，從“網絡通達”到“有效接入”之間，城鄉之間仍橫亙著一條“看不見的數字溝壑”。僅靠基礎設施的“物理覆蓋”遠遠不夠，必須進一步提升網絡質量，降低終端門檻，并加大數字技能培訓和技術支持服務的投入，方能真正打通鄉村數字化發展的“最后一公里”。

（二）人文維度之數字素養與信息使用能力的代際差異

技術可以日新月異，但人的生活習慣以及適應生活的能力難以一夜之間就發生巨大改變。在部分鄉村地區，“空心化”現象較為普遍存在，年輕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常年居住在村莊的多為老年人和留守兒童。這些群體對現代互聯網信息技術普遍面臨“會用難、敢用少、愿用低”的現實困境，制約了數字化融入鄉村的進程。“CNNIC”2024年統計報告指出，農村網民中60歲以上群體占比達23.1%，其中超過一半表示“只用于接打電話、收發微信”，僅有不到20%的人能夠獨立完成App下載、移動支付等基本操作。

老年人對數字信息的接受存在天然壁壘，他們不僅缺乏操作技能，更缺乏使用動機和信任感。例如在湖南某地開展的一項農村數字素養培訓中，有超過70%的老年參與者表示“擔心被騙、不敢用手機付款”，更有不少人根本不理解“直播帶貨”“線上購物”等新型火熱概念。這種能力與認知的雙重短板，使得即使設備和網絡齊備，數字化工具也難以真正轉化為他們的生產力資源。

城鄉之間長期存在的教育水平差異與信息獲取渠道的不均衡，使得“信息貧困”在鄉村并不總是以直觀的資源匱乏或信息缺失等方式呈現出來，而是潛移默化地深入到生產生活的各個環節中，以更為隱蔽的形態積累并固化，進而影響村民獲取、理解與運用信息的能力。表面上看，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村民同樣可以“刷抖音、逛淘寶和看短視頻”，但實際上，數字內容的理解、篩選與利用能力存在顯著落差。同樣一部智能手機，城市用戶能借此獲取醫療、教育與就業等多元信息資源，而許多鄉村用戶的使用行為則局限于娛樂消遣，甚至被算法引導至信息繭房之中，進一步固化認知邊界。

據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2023年的調研數據得知，截止當時日期，有超過58.4%的農村受訪者表示“從未在網上查過政策、健康或農技等方面的相關信息”，而在城市居民中，這一比例不超過15%。這種“看似接入，實則斷聯”的數字使用差異，揭示了當前鄉村在數字化進程中的深層斷裂，不僅是數字設備和網絡基礎設施的落后，更源于數字素養與文化資本的長期積累不足。因此，城鄉間的數字鴻溝不僅僅是一條“技術鴻溝”，更是一條深刻的人力資本與認知能力的鴻溝。在推進鄉村數字化的過程中，必須重視“人”的因素，強化數字素養教育，推動本地人才回流與帶動機制，才能真正實現從“接通網絡”到“用好網絡”的根本轉變。

（三）制度維度之數字鄉村治理的參與困境與執行瓶頸

在數字鄉村建設持續推進的時代背景下，制度層面所隱含的參與困境與執行瓶頸，已成為加劇城鄉間數字鴻溝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在數字政策實施中往往將村民置于被動接受的位置，缺乏村民真實有效的意愿表達，使其需求難以在決策前端得到充分體現。這種參與困境容易導致數字政策供給與鄉村基層實際之間出現結構性錯位，進而使數字政策在落地過程中呈現出“上推下脫”的被動局面。另一方面，鄉村基層干部在人手緊缺、能力不足與資源匱乏等多重壓力下，往往難以支撐數字化政策的長期高效運行。當前的數字化建設多由上級部門自上而下部署，統一設計平臺、規劃指標和制定考核方式，這種非對稱性的制度嵌入，使鄉村基層在執行過程中既要完成“規定任務”，又要面對與當地需求脫節的現實難題，形成了政策落地“上熱下冷”、項目推進虎頭蛇尾的執行瓶頸。

以“數字政務”“智慧鄉村平臺”等系統為例，雖然功能完備、界面先進，但常出現“上面建平臺、下面不登錄”的現象。原因之一在于制度設計未充分考慮村民的使用習慣和鄉村基層干部的技術能力，使得這些工具在實際運行中“用起來難、推起來冷”。此外，鄉村在數字治理中的角色仍相對較被動，缺乏讓村民和村干部真正參與治理、共商共治的制度空間。

鄉村基層執行的現實困境也對數字鄉村的制度效能提出挑戰。村級組織普遍人手緊張，行政任務重疊，面對新興的數字工具時往往“力不從心”。據2024年《中國數字鄉村發展調查報告》顯示，超過62%的村干部表示“缺乏專業培訓與操作指導”，不少人需要花費大量時間應對各種平臺登錄、信息錄入和線上督查，出現“被動填表、主動回避”的現象。

更值得關注的是，制度激勵機制相對薄弱，使得鄉村基層缺乏持續推進數字化的內生動力。在一些地區，數字平臺建成初期為爭取項目驗收被高度使用，一旦考核壓力減弱，系統便逐漸荒廢，誤入一種“短周期、高強度、低反饋”的治理循環，形成對鄉村基層實際執行能力的誤判與資源錯配。在這種背景下，數字化政策往往在上級層層推動中“熱氣騰騰”，而到了鄉村基層一線則“溫度驟降”，政策難以精準落地，技術難以有效轉化，嚴重制約了數字紅利的真正釋放。可見，推動數字鄉村建設，不能僅靠技術的堆砌和項目的堆量，而必須同步激活鄉村主體的參與能力與治理能力，依托機制創新與治理協同，打通政策到鄉村基層實踐的“最后一公里”，確保制度設計能夠精準匹配鄉村實際需求，并在執行過程中形成上下貫通和責任明晰的良性運行體系。

二、城鄉數字鴻溝的彌合路徑

推動數字鄉村建設，不只是把網絡拉進村，技術設備送下村，更重要的是讓村民真正在日常生活與生產中用得上、用得好數字技術。面對城鄉之間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用戶數字素養與治理機制等方面存在的多重不平衡，數字鄉村建設既不能依賴“一陣風”式的短期項目推動，也不能停留在表面工程或階段性成果上，而應立足鄉村的實際需求，制定更加具體、可行且接地氣的配套措施方案，循序漸進地彌合這道城鄉數字鴻溝。

（一）技術破境：從接入走向用上、用好

要讓村民的數字技術真正實現連得上、用得上和用得好，僅靠網絡信號“飄過村頭”是遠遠不夠的。首先，鄉村基礎設施建設要從“有沒有”向“好不好”進行轉型。在目前絕大多數城市地區網絡已實現全覆蓋的基礎上，更要強化數字鄉村建設的幫扶力量。

資金要重點向邊遠山區和“老少邊窮”地區傾斜，設立專項補助，幫助運營商在這些人口分散且收益低的地方建基站。形成多方協作，減輕單一主體的負擔。可以由政府提供政策和資金支持，村集體出場地，企業負責建設和運營，形成多方協作，減輕單一主體的負擔。第可以把網絡覆蓋和使用情況納入政府的日常考核，督促相關部門的工作進展。技術手段要多樣化，除了常規基站，還可以推廣微基站、衛星網絡等方式，既節省成本，又能保證穩定使用。

不能只停留在“光網入戶”，更要解決“終端進家”的問題。當前不少鄉村寬帶已經通了，但村民缺乏適用的上網設備，導致網絡資源沒有真正發揮作用。為此，政府可以牽頭，聯合電商平臺、通信運營商和設備廠商，推出針對面向農村的“數字煥新計劃”，例如當下的“國補計劃”，降低智能手機、平板和電視盒子等設備的購置門檻。同時，可以配套開展網絡基礎培訓，幫助老年人和低數字素養群體學會使用智能設備的基本操作，做到不僅買得起，還要用得好、不犯怵。這樣，網絡才能真正進入村民生活，轉化為生產工具和實現日常便利服務。

更重要的是數字技術建設不能安完就走。數字鄉村不是“建好就完事”的工程，還需要打通服務鏈條。可以建設例如“數字服務點”或“技術驛站”等數字綜合中心，提供設備維護、網絡故障排查和應用安裝等公益服務，幫助村民解決有關數字技術的現實難題。數字化不是冰冷的技術堆砌，而是為人服務的橋梁。只有基礎扎實、終端普及且服務跟上，數字技術在鄉村地區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惠及千家萬戶。

（二）人文破境：從“數字盲區”走向“數字覺醒”

技術的最終目的，是為人所用。而人在鄉村數字化進程中，才是真正的主體。當前鄉村數字落差的核心問題，不僅在于硬件設施設備的缺乏，更在于長期累積的數字信息鴻溝和認知差距。要真正跨越城鄉間的數字鴻溝，關鍵在于提升人的信息素養與智能設備使用意愿，讓數字技術成為村民看得懂、學得會和用得好的生產力工具。

要把數字素養教育納入日常公共服務中。村委會可以定期開辦“農民數字夜校”或“技術小講堂”，圍繞掃碼支付、政務辦理、物流下單和農技視頻等貼近生活的內容，開展技能培訓，讓村民在生活模擬場景中逐步掌握數字技能。

要積極發揮本地人才的帶動作用。可以建立“鄉村數字引路人”制度，從返鄉青年、農村網紅或電商從業者中選拔數字素養較高的人，擔任技術顧問或技能導師。通過“以熟帶熟”“一對一幫扶”“示范先行”等方式，讓村民在熟人帶動中樹立“數字安全感”，增強主動使用意愿。此外，要把數字技術融入鄉村治理和公共事務，把它同村民日常的事務緊密結合起來。例如推動村務公開、議事協商和小額審批等事項的數字化處理方式，讓村民通過App掃碼簽到、線上投票和遠程提交建議等方式參與村莊治理，使數字工具逐漸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

要特別關注老年人、女性和殘障人士等邊緣群體的適配問題。可以推動“適老適弱化改造”，例如配備語音助手、設置大字體界面和簡化操作流程，讓他們也能方便使用。這樣，數字化建設才能真正做到普惠和包容，讓鄉村群眾從“數字盲區”逐步走向“數字覺醒”。

（三）制度破境：從“上熱下冷”走向“上下協同、共建共享”

在數字技術這柄“犁鏵”真正落地鄉村的過程中，制度層面的障礙往往比技術門檻更難逾越。數字鄉村建設，絕非簡單的平臺上線或設備堆砌，而是對鄉村治理邏輯與制度文化的一次深層次重塑。要打破制度藩籬，讓數字技術真正犁進鄉村、耕出成效。

要在數字鄉村的制度設計中充分體現村民自治原則，構建多層級、可持續的參與渠道。村民自治作為我國鄉村治理的基本制度，也是數字政策能否真正落地鄉村基層的關鍵保障。在政策制定與規劃階段，應探索“村級意見前置”機制，依托村民代表會議或村民小組會等形式，組織農村電商領頭人、返鄉創業青年和鄉村基層干部等多元主體參與需求調研、試點評估與平臺共創。如此，才能實現從“技術下鄉”的單向輸入，轉向“技術共謀”的雙向互動，增強政策的適配性，避免流于形式的數字化表演。

將數字技能納入職級考核，同時，依托高校或其他平臺開設數字治理實訓班，切實提升鄉村基層干部的數字治理能力。此外，研發適合鄉村地區數字技術發展的輕量化管理工具，如具有針對性的微信小程序軟件，以減輕基層干部負擔，提高其執行效能。

改革考核體系，實現從重建設向重運營的轉變。必須打破建完即驗收的工程思維，把使用頻次、村民滿意度和問題解決率等作為核心指標，建立動態考評機制，使真正“用得起來、留得下去”的項目得以推廣，讓數字鄉村建設真正“犁出好地、種出實效”。

三、結語與啟示

數字技術猶如新時代的“犁鏵”，其使命在于開墾共同富裕的田野，而非制造新的城鄉裂縫。要讓這柄犁鏵真正耕進鄉村深處，必須正視并破解現實中的三大癥結：一是技術落地難。在邊遠山區和欠發達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服務供給仍存在明顯短板。二是人文適應慢。部分村民數字素養不足，既缺乏設備也缺乏使用信心，導致“有網不用”“有機不會”的現象普遍存在。三是制度對接弱。頂層設計與鄉村基層實踐之間存在脫節，容易出現“形式數字化”“工程式政績”等問題。

針對上述困境提出以下三點啟示。其一，要把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彌合城鄉數字鴻溝的底座。鄉村數字化不是城市模式的簡單移植，而是要針對鄉村空間分散、人口密度低的特征，持續加大對網絡、終端和服務點的均衡布局，讓村民用得上、用得穩。其二，要把人的數字素養培育作為彌合城鄉數字鴻溝的關鍵。要讓村民逐步形成敢用、會用和善用的習慣和能力，進而轉化為內生動力。其三，要把制度創新作為彌合城鄉數字鴻溝的保障。堅持村民自治這一根本制度優勢，推動政府、市場與鄉村三方主體共商共建，避免數字鄉村建設淪為“一陣風”的短期項目。更深一層來看，鄉村數字化不是技術層面的勝利，而是治理理念的更新與社會能力的躍升。它呼應我們超越“技術崇拜”，并強調“技術服務人、制度回應人以及文化激勵人”的整體邏輯。唯有如此，數字鄉村建設才能真正跨越城鄉之間那道看不見卻實實存在的“數字鴻溝”，實現從“有無之別”到“優劣之分”的跨越，推動鄉村在數字時代獲得均衡、包容且可持續的發展。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