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Cut 創始人李凱文：金馬入圍導演 AI 創業，把虛無構建出意義

2025 年 10 月，ChatCut 發布了一支視頻，第一次鄭重地介紹自己。視頻里幾乎沒怎么講功能，有的是胡志明市撲面而來的熱風，上海一間小屋里三個人搭起的辦公桌，還有那個「勇敢走進凝視的無底深淵，在不斷嘗試中定義價值，直到把虛無構建出意義」的剪輯師。

這也很像它的創始人李凱文。大多數創始人在聊模型和算法，他聊的是「煉金師文化」和「上帝之手」。

創業前，李凱文做了十年導演。他在 VICE 和 Discovery 做紀錄片，第一部短片作品《孽種》就在 2024 年入圍金馬獎。多年來，他始終面對的是一種混沌、虛無的素材宇宙，而這套經驗恰巧適用于當下內容增長的最大趨勢：無劇本創作。

紀錄片是典型的無劇本創作，素材量巨大，目標最盲目。今天我們討論的自媒體、YouTuber、視頻播客亦是如此。你不是帶著腦海里預設的印象去剪輯，而是要切身面對每天的拍攝，在反復取舍中，讓生命力一點點從混沌中長出來。

他邁出這一步的時機剛剛好。LLM 已經出現了一兩年，但 AI coding 才剛剛開始。有了無限量的 Lovable credit，李凱文的想法很直接：「那我直接 vibe 就好了，還等啥？」

做剪輯器這件事某種程度上像在「造輪子」。ChatCut 在做的事用自然語言來完成視頻編輯。很多人會討論這是不是注定會發生的未來，但李凱文覺得，過去視頻本就是這么剪出來的：你只要說一句話，講清楚你的故事。

他一直把 ChatCut 比作一個藍領，也許是世界上最接地氣的 AI。它關心的不是想象中專業、宏大的命題，而是創作者工作流里那些最真實、最具體、每天都繞不過去的問題。

這也是為什么 AI 創業需要很多理性，但同時也需要很多感性。只是，能一直保持感性、對世界保持天真看法的人非常少。作為首輪投資方，真格與李凱文故事的起點正是源于這種真實的感性與好奇心。第一次見面，李凱文和真格合伙人劉元徹談電影。凌晨兩點，劉元真的看完了他推薦的那部片子，還給他留了一條消息。那一晚，一段長期關系開始了。

本期節目，真格投資合伙人、「十字路口Crossing」創始人 Koji 和李凱文一起坐上了車，開去他曾隱居過一年的郊區湖邊，在湖心亭坐下來。他們聊他如何從鞍山去讀美高，后來進入 RISD；聊他做導演、再到創業的歷程；也聊他如何成為一個「為愛而做的人」，把這種生命力注入 ChatCut 團隊。

湖水依然，這個世界卻從未停滯不前。還好，永遠有人敢于在模糊中先邁出一步。

上帝之手推你去做自己的 0→1

Q：一句話介紹 ChatCut？

李凱文：用聊天的方式剪視頻。

Q：一句話介紹一下創業之前在做什么？

李凱文：創業之前我是一個廣告紀錄片導演，之前在 VICE 和 Discovery，也是 Homework Production 的創始人，一部短片在 2024 年入圍了金馬獎。

Q：你是從遼寧鞍山直接去美國讀的高中，還是在 Kent School 這么好的學校。你是怎么做到的？

李凱文：我小時候學習不是特別好，屬于班里中上等，但我對外界的世界有很強的好奇心。當時的那些電影，有一個我就看一個；音樂，有一個我聽一個。我爸也很支持我的興趣愛好。他每次出差都會幫我買當時一種叫「打口碟」的東西，按斤買。他直接買一斤回去，我就一個一個聽。

Q：哇，那太開心了，跟拆盲盒一樣快樂。

李凱文：它不僅外面是盲盒，你拆完了也是盲盒。它不像現在，我拆完一看是涅槃樂隊，上網一搜就知道這個好。那時候還沒有互聯網，整個評價體系都得你自己去構造，好聽不好聽完全靠你自己去判斷。

因為對外來文化特別好奇，我初中時英語就特別好，恰好當時 Kent School 來上海面試招生。

Q：那個時候在鞍山，去美國讀高中是一個極其小眾，幾乎沒有的選項？

李凱文：完全沒有。面對一個新的事情或新的地方，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是什么樣？我人生地不熟會不會遇到問題？」你試試才能知道。

Q：當 Kent School 來上海招生，你感覺自己身上哪些故事或者性格打動了他們？

李凱文：我初中就開始賣打口碟，所以首先我有銷售能力。還有就是對一個東西真正有多熱愛。我初中熱愛音樂已經到了發瘋的地步。別人春游都帶著面包餅干，我背著我所有的打口碟。你在我旁邊走，我就把耳機塞到你耳朵里。

Q：去推銷嗎？

李凱文：對，就是推薦你聽，買不買不重要，但你聽聽這個東西。難道只有我一個人覺得它好聽嗎？第一次聽到 Beatles，第一次聽到涅槃，我覺得這東西太了不起了。你聽，你怎么能覺得它不好聽呢？

Q：所以這是非常熱情驅動的一個創業？

李凱文：完全熱情驅動。我還記得買到一張 Blink-182 新專輯的首版，當時打口碟的口都打得巨多，但我那張口打得很薄，一首歌都沒打掉。

我就給同學打電話說：「你猜怎么著？我弄到了一張 Blink-182 新專輯的首版，我現在在電話上直接給你聽一下。」然后我就打開我的收音機，在電話里放給他聽，問他：「牛不？50 塊錢買不買？明天就沒了。」 他說：「那給我留兩張。」

Q：現在聽起來仍然是非常快樂的一段創業。

李凱文：太爽了。不管個人能力有多強，創業成不成功，有很多因素是上帝決定的。

但我覺得作為一個創業者，你能做到的就是選擇一個即使失敗了也「It's OK」的事。無論成功還是失敗，我們一起做的事、一起做這件事的人和整個過程一定是好的。

Q：沿著這條路，你很容易就會選擇讀經濟或計算機，但你后來去了羅德島設計學院？

李凱文：我高中在 Kent 就熱愛上了電影。當時有幾個電影學院的選擇，美國挺好的一點就是鼓勵你去訪校。

我去了羅德島設計學院（RISD）的那天，一下就感受到這兒的人太不一樣了。他們的發型、穿著，聽的東西、看的東西你都沒見過，感覺完全來到了一個外星球。

它是一個特別鼓勵獨立思考的地方。從這里出來的創始人都是有靈魂的人。

Q：有哪些？

李凱文：比如 Airbnb 的 Brian Chesky 和 Joe Gebbia（美國首位首席設計官）。《惡搞之家》（Family Guy）和《泰迪熊》背后的 Seth MacFarlane 也是 Kent School 和 RISD 畢業，是我的校友。

Q：這還蠻特別的，可能找不出第二個鞍山人有和你相似的經歷。

李凱文：有個作家叫 Kurt Vonnegut，他管這個東西叫「上帝給的舞蹈課」（dancing lessons from god）。我是愿意去體驗的。

Q：有一次你講，離開市中心是你人生的一個關鍵詞，那是哪一年的關鍵詞？

李凱文：2022-23 年，我剛拍了很多廣告和紀錄片，然后遇到了上海比較特殊的時期，突然有更多的時間去做一些思考，就像我怎么突然拍上廣告了呢？

Q：所以你怎么突然拍上廣告了？

李凱文：16 年底的時候我去了 VICE Media，被派到了 VICE 中國。在美國，你做這種媒體可以通過平臺本身的收益賺錢，但在中國，把片子放到愛奇藝、優酷或者騰訊上面，靠流量分錢，幾乎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在中國就多了一個商業化部門。

Q：所以你一開始是認為 VICE 是一個自由表達、做自己內容的地方，但后來發現模式不一樣？

李凱文：我沒覺得那是個問題。我是爭搶著做那個商業項目，因為商業項目有更多的預算和人去配合你。

Q：你其實是主動擁抱了商業？

李凱文：我徹底地、主動地擁抱了商業。

一部分是從學習的角度，我對那個很好奇：當錢不是問題的時候，我們能有什么樣的想法去拍？

另一個是從商業的角度。大學剛畢業的時候，假如我自己去拍一個短片，沒有人會要。但如果說我給漢堡王拍了一個項目，大家看都不用看，就會覺得這小伙好像有兩下子，漢堡王找他拍。給 Adidas 拍過，那得是什么樣的人？

Q：為什么拍著拍著，那兩年就想逃離了？

李凱文：廣告能帶來實打實的技術提高，也滿足了一部分虛榮心。

但當純粹的虛榮感消除之后，我對于做純廣告的興趣就沒那么大了。廣告是一個要求非常全面的事情，你有了想法，還得去說服演員、客戶、甲方、乙方的甲方，非常復雜。

當我看見很多人非常擅長做這件事時，我明白了每個人的「品種」不一樣。如果硬要去跟別人比廣告導演的綜合素質，我覺得未必有特別好的結果。不管怎么樣，先抽身出來，再想下一步是什么。

Q：這時開始拍后來入圍金馬的短片《孽種》了嗎？

李凱文：我開始想要做一個屬于我自己的事兒。它可以是一個片子，一個產品，一個 APP。我決定這一年不接廣告，憋一個大招。具體是什么不知道，但先讓它發芽。

那年我寫了很多短片，《孽種》是其中一個，最終拍了出來。

其實拍《孽種》的同時也是 ChatGPT 剛出來的時候。我生活中開始用很多 AI，也同時生成了 ChatCut 這個想法。你剛用完 ChatGPT，再回過頭用 Premiere 剪片，能感受到這兩個時代的交接。

Q：感覺自己在穿越？

李凱文：穿越未來世界和遠古時代。

我一直在琢磨做 ChatCut 這個事。上帝一定會把這事給做了，但是不是上帝讓我去做？或者說，我要不要把上帝這個活給接下來？

解決一個普通人的問題，聽上去既簡單又難。它不在于你有多么技藝高超的表達，而在于你對生活里問題的簡單但深入的洞察。在這一點上，相比純工程師背景的人，我覺得我具備一定的優勢。

如果讓上帝去安排，不一定會安排我，但是如果上帝還沒指出是誰，我就把手舉起來了。

剪輯大部分發生在 Word 里

Q：第一版發出來的時候順利嗎？

李凱文：我們當時的目標用戶是相對專業的。

ChatCut 的思路大致是，你把視頻通過某種方式轉錄成文字。剪輯聽上去是一個多模態的事，但實際上剪輯師大部分的工作是以文字為載體。這也來自于我們剪輯的經驗，很多時候剪輯都是發生在 Word 文檔里。

所以 ChatCut 核心有兩點：一個是用巧妙的方式把視頻轉錄成文字；另一個是 AI 真正產生價值的部分：怎么把已經轉錄成的文字編排成新的剪輯，然后通過工程的方式映射到時間線上。

我們第一版的時候其實只做到了第一點，只是把語音做成了轉錄，人可以通過編輯文字稿的方式去編輯視頻，甚至都沒有 AI 剪輯的功能。到了 4 月份，我們才剛開始有 AI 剪輯的雛形。

Q：所以一開始是來不及做嗎？

李凱文：如果你有 1000 個真正的粉絲，你出什么他都會用，然后每年付你 30 美金，你把這些人服務好也不需要做得特別大。它更多的是一個小而美的生意。

當時我們沒有想要做多大，我們準備得還不夠。所以我們能做到的就是做出一個 MVP，找到你的第一個客戶，前 10 個客戶，前 100 個能持續使用你 APP 的人。

現在我的觀念變了，但當時我覺得是好的學習經驗。

Q：窮創業反而讓你經歷了更多，學到了更多？

李凱文：別人可能有別人的方法，但對我來說，它是特別好的學習途徑。

片場像特別行動，創業需要長期態度

Q：都說導演很像一個片場的 CEO，要統籌所有事情。現在你真的創業做 CEO 了，覺得兩種 CEO 的角色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李凱文：我覺得有很多相同的點。

導演這個角色是對綜合素質的挑戰。你對世界有自己的認知，有一個愿景，但這只是開始。你得有能力吸引到資方、吸引到好班底和好演員，然后讓他們去達成這個愿景。這需要很強的抗壓能力、厚的臉皮，以及三顧茅廬的精神，最后去能去主導這個愿景的實現。

另外還有一個特別相似的點，就是導演每次的工作都是從 0 到 1，每個片子都是全新的。

Q：總是全新的開始嗎？

李凱文：對，我總是要很快地進入舒適區之外的環境，完全從 0 把它到 1 做出來，這個和創業是高度相似的。

Q：那有不相同的地方嗎？

李凱文：最大的不同是，一個影片拍出來就完成了。但是一個 APP 產品，發出的那一天，你才剛剛開始朝著最終的版本去打磨它，這需要一個很大的思維模式上的轉變。

Q：從管理或者經營公司的角度呢？

李凱文：我覺得電影是一個「只篩選、不培養」的合作方式。廣告公司選導演，比如要拍汽車廣告，這個導演得是之前拍過五個一模一樣車廣告的人，我們才會考慮，因為這個事容不得一毫秒的閃失。

它與其說是一個廣告公司，不如說是一個特工隊。拍廣告是一個軍事行動，做決定需要一些「獨裁」，就是我們不商量了，就這么做了。而做一個創業公司，對人要有一個更長期的態度，更像是一種投資。

Q：比起做一個創業公司，你會覺得做電影導演的獨裁感更強嗎？

李凱文：導演看上去可能是一個非常獨裁的角色，但其實事實已經證明了獨裁這個事本身就不管用。原因很明顯，你如果能找到跟你一路的人，激發大家的能力，十個人聚力去做一件事，肯定要遠遠大于一個獨裁的天才。

Q：所以你是什么風格的管理者？

李凱文：我一直把自己當成那個鋪馬路的人，讓大伙來的時候非常順利，對片子有完全一致和清晰的預判，然后順利地把事完成。做一個 CEO，我覺得我真正的工作是給大伙把這個柏油馬路鋪得特別平。

Q：你們公司的目標是誰定的？

李凱文：公司的目標是我們一塊去商量。現在的產品合伙人他有大廠「特種兵」式的方法論，加上我的一些直覺判斷，我們是完全互補的。我們會自己去立一個目標，然后一起去完成。

Q：你從一個非科技行業的從業者到現在做了一家 AI 初創公司。今天很多人在自己的行業里也有一種受困于此的感受，想去突破它，你有什么建議嗎？

李凱文：事都不是說出來的，也不是學出來的，都是做出來的。現在 AI coding 的一個好處就是，你沒有什么借口說「我不去做一個事」，現在邁出第一步是很簡單的。

我們現在去的地方也給了我特別大的啟發。當時我們也是拍一個項目，就在這個湖旁邊。這個湖巨大，大到像一片海。

我去看景的時候，覺得「哇，這太棒了」。旁邊有一個中介，我就說咱們看一眼，可能搬到那不太現實。結果去看了一眼，就看中了一個房子。

有的時候不是你做了一個決定，而是上帝之手在推著你，覺得就是這個了。

開始做 ChatCut 后，我跟那些很有錢的高中同學聊起我在做的事，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他們對我的羨慕，以前都是我羨慕他們。一個人有事做，是你最大的財富。

Q：你創辦 ChatCut 到現在，多數過程你還是享受的？

李凱文：有一本書叫《活出生命的意義》（Man's Search for Meaning），里面講過程中的享受與痛苦不矛盾，更多在于你做的這些事，你是否相信它，你根本上覺得它有沒有價值。如果你覺得有價值，過程越難受，最后你越享受，它是成正比的。

Q：過程越難受，感覺越享受？

李凱文：這就像電影一樣，不經歷九九八十一難，直接「哎，西天到了，咱們取經吧」，那就不好玩了。

Q：所以你一直在期待著一些磨難？

李凱文：影視真的是一個純高強度的壓力測試。片場能發生的事，你很難想象會在日常生活中發生。所以現在沒有什么磨難能觸碰到我。

Q：所謂的「關關難過，關關過」，更自信也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李凱文：「關關難過」這個假設本身還是為了「關」后面的那個東西。但「過關」就是我的工作，不是為了后面的事。如果這個「關」不存在，我就沒事干了。有一本書就叫《障礙是道路》（The Obstacle Is The Way）。

Q：當時做導演拍片，你遇到最大的難關是什么？

李凱文：還真沒有哪件事是純粹的難關，因為每件事都可能出問題。這種心態的假設是「事情本來應該是好的」，但我的心態是，沒有什么事情原本就是好的，每件事都會有意外。我的工作就是解決這些。

融資找化學反應，而不是完美話術

Q：你后面拿到了真格投資，由合伙人劉元主導，你和劉元在接觸的過程中有什么故事嗎？

李凱文：當時在沒有做任何市場營銷的情況下，已經有很多付費用戶了。要上到下一個增長曲線，就需要一個 VC 支持。那個時候我開始回國融資，一個月什么都沒干，就是一個一個見投資人。我就像 GPT 一樣，得到了深刻的強化學習。

在中間遇到了劉元，我覺得是上帝之手把我們倆放到了一起。中國這么大，這么多公司，這么多投資人，我們就這樣相遇了。他是一個特別喜歡電影的人。

AI 創業需要很多理性，但同時也需要很多感性。看數據看多了，感性的一面就容易被磨滅，能保持感性、對世界保持天真看法的人非常少。劉元就同時具備真正的感性和好奇心。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們聊了很多電影。我一開始以為他只是把我放到溫水里，最后要「煮」我，結果他那天凌晨 2 點發消息說：「凱文，我看了你發的那部電影。」他是真的好奇，我覺得這非常少有。

Q：對電影的共同好奇怎么就導向了投資？

李凱文：他真的是在試圖完完全全地了解我，在建造一個我的模型，以便對未來做出判斷。

他不喜歡所謂的「正確答案」。我覺得這就像賭馬，A 的勝率 70%，B 的勝率 30%，理性的人都會選 A。但即使你賭對了，也不會有太大的滿足感。得是你做了一個特殊選擇，然后你對了，但大多數人都錯了，這個時候你才會得到更多的滿足感。

在這一點上，劉元跟我一模一樣。做了一個大家都認為對的事，可能沒什么特別的感覺；但如果是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會感覺更好。

Q：你剛才說見了很多 VC 后有一個強化學習的過程。有什么建議可以給到其他創始人嗎？

李凱文：首先放平自己的心態。你不管怎么樣都沒法練出一套完美的話術，每個投資都中是不存在的。

世界上有很多 VC，你要找到的是跟你能有化學反應的那個。因為投資不是一次性的事，不是說投完人就走了，而是大家會在同一條船上待很久。

Q：像一個長期關系的開始？

李凱文：它就是一個長期關系的開始。事情發展的線不是「我一點一點接近了，最后融到了」，而是它發生之前看上去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要面對被拒絕這件事，再去聊下一個。

不是所有事都能得出一套方法論。你得不斷地去嘗試，試這個、試那個。有一個靈了，也沒有什么特別能夠復刻的原因，就是天時地利人和，這事就成了。天時地利人和沒湊齊，就不行。

別再造輪子，但你不得不經歷造輪子的過程

Q：ChatCut 在做的事情是用自然語言幫助做視頻編輯。有人覺得這是一個注定會發生的未來，但也有人認為永遠不會。你在想到它的時候，腦海里面有一個什么樣的圖景？

李凱文：我覺得它不是「一定在未來會發生」，而是在過去，視頻就是這么剪出來的。

你可能覺得視頻是一個剪輯師在 Premiere 里的操作，但視頻其實都是通過聊天的方式剪出來的。客戶拿著微信說，「這個鏡頭給我放這，那個鏡頭給我放那」。當然，特別細的活兒，比如「我就要把這個東西挪一幀」，手挪一下肯定比用聊天說半天來得快。

但是，比如我們現在這一大段采訪，扔到 ChatCut 里面，你可以說：「剛才提到了這幾個點是不要的，我記得當時這句話很好，放到最前面，再幫我加上合適的音樂和 MG 動畫。」你可以這樣說一句話，它就可以幫你剪出一個大致的效果。

我覺得未來 APP 的形態不用有天翻地覆的表象變化。比如剪輯器，它是一個被解決過的問題。Premiere、Final Cut、達芬奇甚至剪映，在編輯器這方面 99% 是重合的，高度相似，因為經過時代的打磨，輪子就是圓的。

Q：你不打算重復造一個輪子了？

李凱文：我覺得造一個輪子沒有特別大的價值。

Q：如果說我們的愿景是做一個使用自然語言的視頻編輯器，這中間會經過幾個步驟？

李凱文：不用去完全造出來這個輪子，但我們不得不經歷造輪子的過程。因為沒法直接拿 Premiere 來做底層，直接在 Premiere 里面去改。你可以做插件，但會受制于人。所以輪子還是要做。

但最核心的部分是 AI，是抽象的部分，是它怎么去扮演一個「剪輯助理」的角色。它得掌握剪輯工作流里的一些真實流程，而不是在頁面上搞一些所謂的創新。AI 主要解決的是功能之上、編輯器之上的思維層面的問題。

ChatCut 像一個小學生，下一步的工作是把它送到高中、大學里，讓它對世界有自己的判斷。把素材扔進去，它可能不用等著用戶「指哪打哪」，而是一看素材就明白了，然后指出這個東西怎么做，剪出一個高于用戶水平的視頻。

Q：所以第一步還是要再造一個編輯器嗎？

李凱文：我們的工作在比較平衡地發展，有編輯器的成分，也有 AI 的成分，不是說先造出一個編輯器，造完之后再開發 AI。

Q：在過去這一年多做 ChatCut 的過程中，你思考最多的問題是什么？

李凱文：核心的問題可能是「風格」這個東西，「風格」到底來自于什么。

Q：指的是影片的風格嗎？

李凱文：對，影片的風格。剪輯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涉及對與錯的東西。比如一句話沒說完就被卡掉了，這就錯了；想剪掉口水詞，結果沒剪掉，也錯了。

但是在解決了這些基礎問題之后，它就沒有對與錯的分別了。比如，現在每個 YouTuber 或者自媒體都有很強烈的個人風格。在整個剪輯過程中，怎么去理解風格化，怎么用 AI 去復刻風格？我覺得這是一個還在探討、沒有人有答案的問題。

Q：但要判斷一個片子好不好看是非常主觀和風格化的。你覺得它可能通過什么方式去解決？

李凱文：比如我剪 VICE 或 Discovery 的片子時，我的思路不是「OK，李凱文來了，咱們拿出自己的風格剪一下」，而是遵循自己的一個流程。

我用這樣的一個流程，而不是把我的 ego 放在里面。比如素材量很多，但沒事，我們先看采訪；采訪也很多，記不住，我們先創建一個文檔。所以說剪輯很多時候是文本上的工作。每次我都遵循這樣的流程，最后形成了這樣的風格。它不是一個 A 點到 B 點的問題。

如果你用傳統工程的思維說，「這是 A，這是 B，咱們強化學習，大力出奇跡」，這就像武俠小說里的「走火入魔」，沒找到問題的關鍵。但如果你觀察某個剪輯師第一步用了一個什么樣的技巧，導致了成片是這樣，這種流程會幫助你自然地形成那種風格。

Q：這個要怎么變成 ChatCut 的一種能力呢？

李凱文：下一步的工作，就是需要把真實的剪輯師工作流做成不同的 agent 工作流，然后去觀察他們在不同語境、不同素材里的不同表現，很多東西需要人去定義。

剪輯里有很多人類的常識，它沒有內化在 LLM 的訓練數據里。所以一些工作流的先后順序、小的細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成片的樣子。

Q：今天做 AI 視頻的工具蠻多的，大家路徑不同。你認為自己做出了哪些非常清晰、篤定的選擇？

李凱文：我們的目標就像「1+1=2」一樣清晰，因為我們自己就是用戶。當問題出現時，可以直接想一下，現實生活中每天在拍東西、在創作的這些人，他們的需求是什么。

我覺得 AI 生成視頻沒有給真實世界帶來特別大的影響。比如你坐在飛機里，看前面那人看的是什么？你在地鐵里看見一個人刷抖音，他刷到的是什么？這些視頻是怎么剪的？一點都沒變。視頻是怎么出來的？也一點都沒變。

世界是矛盾的，有的東西看上去每天都在天翻地覆地革命，但有些事就像我們坐在這湖邊，一點也沒變。我們一直把 ChatCut 比作一個藍領，它是世界上最接地氣的 AI，解決的就是最真實的創作者的工作流。

假如在這個工作流里你解決好一個問題，就是一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生意。比如 Frame.io，它就是做審片，這是多小眾的一個市場，但它就是一家市值數十億美元的公司。

因為它解決了一個真實世界的真實問題。

Q：也有另外一個觀點，認為視頻剪輯是環環相扣的。你做到現在，有看到剪輯的哪個環節會因為 AI 的出現而改變？

李凱文：你的這個評估在我們看到的現實中也得到了驗證。一個專業的剪輯師，你很難去觸動他的工作流。

我們之前目標用戶是一些專業剪輯師，后來改變了目標，也是因為意識到了這個生態系統的龐大。我沒法造出一個 Premiere，然后在 Premiere 上面加一個 AI。

Q：所以你們改變了對目標用戶群的定義？

李凱文：對，現在讓我驚喜的是，我們的用戶可能之前都不是剪輯師。

比如說，他是一個一直想做內容、想起號的自媒體人，之前覺得剪輯是他不做這事的原因。因為現在拍攝特別簡單，拿個手機拍，畫面不比相機差，但剪輯太難了，是最重要的卡點。我覺得解決他們的痛點，能一下讓他們達到 80 分，我們給這些人提供了巨大的價值，甚至比讓專業剪輯師提高 1.3 倍工作效率更有價值。

Q：可以舉個具體的例子嗎？

李凱文：其它 AI 視頻 APP 生成的東西，一看就知道是哪個工具做的。這是 Google Veo，那是 Kling，即夢，漫畫風的又是某個工具。但用 ChatCut 剪出來的片子，你完全看不出 AI 痕跡，因為它只改變剪輯，不生成任何像素，和你用 AE 去做 MG 動畫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用戶群里分享的視頻風格天差地別。比如有位老師，他發現可以直接把課件大綱扔進去，生成 MG 動畫，再錄一段自己的講解視頻，用 ChatCut 簡單剪輯，一個自媒體賬號就做起來了。還有做房地產視頻的，現在也能自己搞定了。

Q：有些產品的做法是幫用戶生成視頻，再用生成的內容剪輯出完整視頻。因為他們假設用戶自己拍攝很困難，但這顯然不是你們選擇的路？

李凱文：這就是我們對未來不同的認知和判斷。

視頻根本的存在原因是什么？我覺得它是一個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東西。如果里面的內容完全跟現實世界無關，你很難去感染一個人。你錄一個很粗糙的視頻，但只要是一個真人在對觀眾講故事，它所引發的共鳴，不是「不專業」能掩蓋的。因為這個人有生命力。

AI 可以取代很多東西，但它取代不了這種最核心的生命力。生成視頻可以是一種創作手段、一種藝術手法，但如果認為它能完全代替真實拍攝，那就是對世界的一個錯誤判斷。

為什么「上帝的活」沒人接？

Q：等一個真正的自然語言視頻剪輯工具誕生，這中間還有哪些技術上做不到的事？

李凱文：首先是上下文的限制，這個一定要突破，因為視頻是一個消耗大量 token 的東西。

然后是多模態的發展，實際上多模態現在還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特別成熟的模型。Google 的 Gemini 算是一個好的開頭，它對音頻和里面說的話有個大概的理解，但還沒精準到能去做剪輯的程度。

總體來說，我覺得多模態和上下文會是比較大的突破點。

Koji：今天 Cursor 之所以成立是因為背后有大量的代碼作為訓練材料。但視頻沒有，因為剪輯知識都在剪輯師腦海里。你們要怎么訓練一個 AI 呢？

李凱文：剪輯沒有那么多「代碼」，不是因為它比編程更難，而是因為它包含大量常識，而常識是 LLM 本身就具備的。

我覺得剪輯還是得分成兩塊去提高。一個是能驗證的東西，比如剪口誤，做成抖音風格，變成豎屏 16:9，這些是能驗證的。另一部分確實是好與壞，那種感覺上的。我覺得如果能做到第一個程度，能指哪打哪，其實就已經提供了巨大的價值。只要你話說得清楚一點，要什么說明白一點，它就能提供巨大價值。

我們也得通過自己的平臺去收集這些信息。一個是調優我們的 prompt，另一個我不敢說是不是一個訓練模型能解決的事，但是我們自己做一個平臺的優勢就是我們可以去積攢這些信息。

Q：有兩種不一樣的創業狀態：一種是我在做的事情，一萬個人都在做；另一種是我在做的事情，沒別的人在做。你好像在后者？

李凱文：我覺得我們也不完全是在后者，甚至可以說，很多人覺得我們在前者。很多創業者也會覺得自己在前者，也把我們歸類為前者。

但我之所以說「上帝的活沒人接」，是因為要鎖定一個方向、找到一個好的切入點和方法論，是一件非常難、非常細膩的事。它通常不是一個天才的、劃時代的想法，而是一個很簡單的認知：「這個管用，我需要的就是這個。」

恰巧我的紀錄片背景在這方面起到了特別大的作用。紀錄片屬于無劇本創作，現在我們討論的幾乎所有內容創作，比如 YouTuber，都屬于無劇本。與它相反的是有有劇本的創作，那是電影的創作，有嚴格的腳本。

剪輯有劇本的內容時，要解決的不是「我選哪句話」、「怎么篩選內容」，邏輯是鐵打的，你要解決的是「我怎么找到這句話最好的表演」。我覺得這是 AI 不要去碰也解決不了的問題。比如梁朝偉對張曼玉說「我有個船票，你會不會跟我走」，他有 100 個選擇，你讓 AI 去選？放棄吧，AI 做不到這個。

而在無劇本層面，紀錄片是最難的。因為素材量巨大，而且目標最盲目。你像王兵拍《鐵西區》，拍了三年，也要剪三年，最后剪成三小時。你不是帶著腦海里的印象去剪，而是要完全面對每天的拍攝，去有機地形成一個有生命力的東西。

但你找到了這個東西之后，它的工作流就可以完完全全復刻到你拍抖音上，因為它們是不同程度的同一個問題。比如你拍抖音，去長白山滑雪隨機拍了一堆東西，在一個比較低的程度上，其實是在跟王兵導演解決同樣的問題：在無序的素材里，怎么找到規則？

非常巧，在 AI 出現之前，我就在為央視、探索頻道、VICE 做大量的紀錄片，所以我一直在面對這種混沌、虛無的素材宇宙。我從中得到的經驗，恰巧適用于現在內容創作增長的最大趨勢。自媒體、YouTuber，其實都是紀錄片。我們現在在做的采訪，你可以覺得是一個播客，但對我來說，它是一個紀錄片。

另外，我當時邁出這一步的時機也特別好。LLM 已經出現了一到兩年，但 AI coding 才剛剛出現。因為 Antler 是第一個投 Lovable 的公司，所以我們有無限量的 Lovable credit。我剛開始的時候就想，既然有 Lovable，那我直接 vibe 就好了，還等啥？

現在想起來，在那個時候開始做，到現在能有一定的起色。相比現在才想做，時機已經稍微有點晚了。這個世界沒有停滯不前。

Q：你是怎么把這些經驗落到 ChatCut 這個產品上，表現成一些功能的？

李凱文：有一種自我成長的理論說：「一個人一年內會取得什么樣的成績，不在于他列了什么樣的目標，而在于他養成了什么樣的習慣。」我覺得這個在 AI agent 里是一個被低估的方法。

很多人覺得 AI 應該是一個「這是原素材，這是結果」的線性連接。但實際上，剪片有很多機緣巧合的成分。比如說，我找素材的時候，本來沒在找這個，但一看到「欸，這個放這兒有效」。它沒有什么絕對的對與錯。

所以你如果用 AI 去找一個絕對的對與錯，它永遠都會是錯的。你只能去給它養成一個好的習慣。

比如，當你這個地方有缺失的時候，你要去看素材；當你的故事發展到這兒的時候，你一定要去找一個這樣的音頻片段；你在這個場景轉場的時候，要盡全力去找一個過渡。是這樣的一些點，而不是說「這是原素材，這是好的剪輯，我給你 10 萬個樣本」。

還是要去找到一些細微的點，而這些細微的點決定了宏觀的樣子。

為愛而做的人

Q：你是非常原教旨的自然語言剪輯派嗎？也有人認為，自然語言可能只能解決一半甚至更少的問題，還是有很多剪輯需要用拖拽、滑動來完成。

李凱文：我覺得這是我們在找的一個平衡。從原則上來說，剪輯一定是一個人機互動的事。AI 再強，我看不到它有一天能完全取代一個人。

所以在 ChatCut 里面，時間線的編輯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功能，我們的文字編輯也花了很長時間去做。所以原則上肯定不會 100% 依賴 AI 去完成所有剪輯。

甚至我覺得，假如 AI 能達到 80% 但給人空間去改，相比于 AI 達到 90% 但人改不了，我寧可要那個 80%。

Q：你感覺到最近這一兩年哪些模型上的突破對你們幫助最大？

李凱文：我覺得主要是對產品的幫助。Gemini 2.5 出來的時候，對我們的產品有巨大的幫助，這次 Gemini 3.0 也是。

Q：可以分別講講幫助是什么嗎？

李凱文：以前用 Claude 或 GPT，上下文長度不夠，半小時的視頻可能就滿了。現在 Gemini 有一百萬甚至兩百萬的 token，基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過去做視頻剪輯，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做 RAG，建向量數據庫（Vector Database），核心就是為了解決上下文。現在可以暫時不用考慮了。

另外，我們的 MG 動畫功能，很大程度上是基于 Gemini 3.0 才得以成立的。我們也做生成式 AI，但和別人不同，我們不生成像素。我們生成的是代碼，這樣用戶就可以像做 PPT 一樣使用它，它只是替你做了 PPT，而不是給你生成一個奧特曼踩扁房子的畫面。

Q: 多模態的進步好像對你們影響不大？因為你們不用生成內容。

李凱文：多模態的進步在這個階段對我們的影響不大，但它是一個繞不過去的東西。

下一步我們會融入更多多模態的能力，用來分析和生成。我們不是完全不想做生成，而是不想做那種無效的迭代。比如說人家出了個新模型，我們也連一個 API，表現得自己很勤奮，但實際上不增加價值。

我們得有一個好的切入點。在模型 API 之上，更好地結合剪輯，這個對我們來說才是值得做的事。

Q：你覺得 ChatCut 未來的圖景要怎樣才算是達到你想象中的成功？

李凱文：我可以繞一點回答這個問題。比如 Sora 剛出來的時候，我們剛開始琢磨做 ChatCut 這事。Sora 的 demo 出來，當時有人一看那個視頻，就覺得還拍什么電影，以后用這個就完了。當時世界一下就慌了，它的東西標識性很強，一看就是「哇，Sora 真厲害」。

這是一個好事，也是一個壞事，它限制了創作者在其中的參與部分。因為不管你用什么 prompt，它最后出來的還是一個 Sora 的東西，是一個容易被辨識的東西。我覺得這是我們要回避的，它不應該是一個限制別人的工具。

對我來說，成功是 ChatCut 變得像寫郵件或者在日常工作里用 ChatGPT 一樣，它已經跟質量沒什么關系了。因為每個人都可以用它，但你用它做出來的東西，最后還是達到了你自己的水平。

Q：一開始我們以為有了 ChatGPT，大家的能力都會被拉到 1000 分。

李凱文：是的。本來以為如果有一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且一直可以操縱的朋友，應該可以成為一個天才，但我們并沒看到有特別多的天才出現。

Q：我們來聊一下團隊。你講你們團隊里有很多「煉金師」，可以快速介紹一下煉金師是什么身份嗎？

李凱文：一個煉金師一定有雙重身份。他本來有自己的職能，比如工程師、研發、設計師、產品。

Q：煉金不能當飯吃，只能當副業？

李凱文：煉金是副業，不能當飯吃。或者說，煉金師是一個榮譽，當你做一個東西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你就是一個煉金師。

給它的定義，有點像古希臘的詞「amateur」。我們現在把它翻譯成「業余」，但實際上什么是 「amateur」？他是為愛（amor）而做的一個人。與他相反的是「專業的人」，是為了錢做這事。當然錢是一個基礎，但我覺得一個東西的突破，往往來自于一個人內心對它的執念。

現在有了 AI coding，可以讓團隊規模不那么冗余，讓每個人都更大地發揮自己靈光一現那方面的價值。

Q：在 ChatCut 里，有哪些功能或者部分是因為煉金師為愛而做的？

李凱文：MG 動畫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突破。

它不在我們的 PRD 或者每周的目標里，是我們的產品自己對這個東西有執念。他在做其他事的時候，就一直在 vibe 這個東西。結果他剛做出來兩天，Gemini 3 就發布了。Gemini 3 一用，效果很好，那咱們別的事先放下，先做這個。這就是命運給我們的一個機會。

另外，可能有人會把這個說法理解成不尊重工程師。其實工程師也可以是煉金師，甚至在這個 AI 時代，工程師最好也學會煉金。只有這樣，AI 才不會淘汰掉你。如果只是嚴格按照作業去做，AI 自己會逐漸把作業給做了。

Q：你在面試的時候怎么去找這種人呢？

李凱文：之前可能更關注一個人的技術背景，看他有沒有能力解決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現在更關注一個人的綜合素質。可能他特別喜歡吃一個東西，或者對某個東西特別感興趣。如果你對任何一件事都沒有興趣，那你可能對任何事都不會有一個好的標準，就很難去煉金。

Q：這會讓我想到 Google 曾經的「八十二十」文化，20% 的時間給大家自由創造。今天很多偉大的產品，比如 NotebookLM 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李凱文：我覺得很多偉大的產品，可能都具備一定程度的煉金成分。比如 Claude Code，它不來自于一個立項，就是那個人自己想給自己做一個東西，然后就成功了。

我們管它叫「煉金」，但這個詞實際上一直存在，叫「tinkerer」，意思是鼓搗、研究某樣東西的人。他的工作就是「咱們試試這個，不行，再試試這個」。我覺得下一步我們需要提高的是：如何將這種意外的收獲系統化地制造出來。

Q：它有可能系統化嗎？

李凱文：我覺得完全有可能，這就是管理的難度和意義所在。如果只是 1+1=2，那就沒什么意思。系統性地制造，就像《反脆弱》（Antifragile）的理論，你得去制造利于你的意外，因為那個的杠桿遠遠大于「1+1=2」。

Q：所以你還是很期待意外的發生？這是不是也是因為你暫時還沒看到一條清晰的通向終點的路？

李凱文：我覺得完全相反。正是因為我能特別清晰地看見這個東西的結果，所以我不用摁著團隊的脖子說，「按照大哥的意思走」。而是這個結果它特別清晰，所以你走這條道能到，走那條道也可以。

我能放心大膽地讓大家去走，因為我能看見那個東西。當你能聽見音樂的時候，你彈什么都是對的。相反，如果目標不清晰，你做什么都是錯的。老板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員工做什么他都不會滿意。

Q：如果生活的幸福度滿分是 10 分，你覺得你自己現在有幾分？

李凱文：我覺得我現在是 9 分。

Q：是 ChatCut 帶來的嗎？

李凱文：我在跟別人提 ChatCut 的時候，第一次能感受到身邊有一些財富自由的人投來羨慕的目光。因為我有事可以做，而且這個事不是一個武斷的事。不是說我做了一下市場調研，覺得 「AI 視頻剪輯這個領域有錢可以掙」。

Q：是因為你在為自己的熱愛去做？

李凱文：我能感覺到上帝的手在推動這事。雖然我一直說上帝，但我其實是一個無神論者。能找到自己的終身事業，能找到 VC，變成一個落地的項目，這種事發生的幾率不高。

人生就是一部電影，有的時候你得知道這是電影的哪一幕。電影里的很多悲劇，是源于好事發生的時候他不知道珍惜。作為觀眾，你會覺得「這個男人不懂事，這個女的這么愛他，他都不知道珍惜」，所以最后他有一個悲慘的結局。

我在這個電影的故事線里沒有這種問題。我知道我自己非常幸運。

Q：你知道自己被愛著，那失去的一分是什么？

李凱文：我覺得當一個人特別具有競技心理的時候，他可能就不會完全快樂。

我可能會有一天到達那個境界：既能高效地做出工作上的所有決定，又能保持心態完全平靜。但是今天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受 ego 操縱，有一種跟別人競爭的心理。這可能是在這個階段需要的東西，但它的存在會讓你的幸福指數稍微降低一些。

Q：如果有機會，你還會想要做導演嗎？

李凱文：導演是我任何時候都可以做的一件事。正是因為這個，我不會特別著急說「我幾年沒拍片了，我得拍一個」。我現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讓我成為一個更好的導演的燃料。

我在羅德島設計學院上電影課的第一天，教授問的問題是：「如果你不是一個導演，你會去做什么？」有人說當木匠，有人說當畫家。其實我最感興趣的是接我爸的那個廠子。然后教授說，「其實那個就是你的電影」。

Q：你最想過的人生可能就是你最適合拍的電影。

李凱文：電影不是一個東西，它是一個載體，一個封裝器。很多學電影的人會以為熱愛電影本身就足夠拍一個電影，但它只是你對生活的一個理解。

我覺得 ChatCut 是我現在需要做的事。電影，比如你看侯孝賢，我可以到他那個年齡的時候再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