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犯罪還是個人責任？實控人“公司面紗”下刑事歸責邏輯再審視

引言：一個被嚴重誤讀的刑法概念

在辦理上市公司實控人被控證券犯罪的案件中，我們反復聽到這樣一種抗辯邏輯：“王律師，這件事是以公司名義做的，錢也是公司用的，我只是履行職務。如果要追責，也應該先罰公司。公司承擔責任，個人自然免責。”

這一邏輯的錯誤之處，在于將單位犯罪理解為替罪機制，而非歸責路徑。

事實上，我國刑法對單位犯罪實行的是雙罰制——既處罰單位，也處罰自然人。而欺詐發行證券罪、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等資本市場核心罪名，恰恰是單位犯罪雙罰制的典型適用領域。對于實控人而言，單位犯罪的認定不僅不是免責的理由，反而是追究您個人刑事責任的法定前提。

本文將從單位犯罪與個人責任的界分邏輯出發，結合2025-2026年最新司法文件與典型案例，系統解析實控人在證券犯罪案件中的歸責路徑、抗辯空間與合規防線。

一、單位犯罪的歸責邏輯：為何罰了公司，還要判實控人？

（一）雙罰制的法理基礎：單位意志的擬制與自然人行為的歸責

單位犯罪并非“單位替個人頂罪”，而是將符合特定條件的自然人行為，評價為單位整體意志的體現，進而同時追究單位和自然人的雙重責任。

這一評價過程包含三個層次：

1. 行為歸屬于單位：自然人的行為必須是為單位謀取利益、以單位名義實施；
2. 意志擬制為單位：該行為應當能夠體現單位的整體意志（通常由決策機構或有權代表作出）；
3. 責任同時追究：單位承擔財產罰（罰金），自然人承擔自由罰（徒刑、拘役）及財產罰。

在欺詐發行、違規披露案件中，實控人的決策行為天然符合上述條件：您是為公司融資、為維持上市地位而決策，以公司名義實施，您的意志就是公司最高決策意志。因此，您被追究刑事責任，不是因為單位犯罪制度存在“漏洞”，恰恰是因為該制度精準地識別出您作為單位犯罪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的法律身份。

（二）最新司法文件的明確重申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經濟犯罪檢察廳《關于辦理財務造假犯罪案件有關問題的解答》第7條專門回應了“單位犯罪與個人責任的關系”問題：

“公司、企業實施財務造假行為，同時符合單位犯罪構成要件的，應當依法認定為單位犯罪，并對單位判處罰金，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不能以單位已受處罰為由，免除或者減輕主管人員的個人責任。”

這一表述徹底封堵了“公司擔責即個人免責”的抗辯路徑。

（三）典型案例：某千億級科技集團財務造假案

2024年審結的某知名科技集團財務造假案中，被告單位被判處巨額罰金，同時包括實控人在內的8名高管被追究刑事責任。庭審中，實控人辯護人提出：公司已認罪認罰并繳納罰金，實控人作為公司意志的執行者，不應再重復評價。

法院裁判指出：“雙罰制并非雙重危險，而是對單位整體違法性與個人決策可責難性的分別評價。單位罰金是對其組織體利益的剝奪，個人徒刑是對其濫用決策權的人身制裁，二者并行不悖。”

該案揭示的歸責邏輯值得每一位實控人深思：決策權是公司治理的基礎，也是刑事歸責的根源。

二、責任主體的層次劃分：從實控人到執行層的責任光譜

（一）三類主體的法定責任邊界

根據刑法規定及相關司法解釋，欺詐發行、違規披露等證券犯罪的責任主體，由重至輕可劃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組織、指使者）

1. 歸責依據：刑法第一百六十條第二款、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二款
2. 行為特征：雖不擔任具體職務，但對造假行為具有組織、策劃、指揮、授意、決定等核心支配作用
3. 責任強度：主犯，不因其“未簽字”“無職務”而從寬
4. 罰金標準：非法募集資金的20%至1倍（欺詐發行）

第二層次：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決策層）

1. 主體范圍：董事長、總經理、財務總監、董秘等
2. 歸責邏輯：對單位犯罪負有領導責任，其簽字行為本身即可能被推定為“明知”
3. 責任強度：區分主從犯，但通常被認定為主要責任人

第三層次：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執行層）

主體范圍：財務經理、業務負責人、具體經辦人等

歸責邏輯：在單位犯罪中起較大作用，且明知行為性質仍參與實施

責任強度：可能認定為從犯，量刑相對較輕

（二）實踐中被嚴重低估的“執行層入罪風險”

某會計師事務所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案明確：即使不直接參與造假決策，只要在造假行為中發揮較大作用，且對虛假內容存在明知，即可被追究刑事責任。

這一規則對實控人的延伸警示在于：當實控人指使下屬執行違法指令時，不僅是在把自己送進監獄，也是在把執行指令的下屬送進監獄。實控人的一句“想辦法做平”，可能會讓跟隨多年的財務總監、業務骨干并肩站在被告人席上。

三、實控人個人責任的司法認定路徑：從“主觀故意”到“客觀行為”

（一）主觀故意的認定：從“明知”到“應知”的梯度推定

司法實踐中，對實控人“主觀故意”的認定，通常遵循以下證據規則：

1. 直接證據優先原則

書面指令、會議發言、郵件記錄、微信聊天記錄等能夠直接證明授意、指使、組織行為的證據，是認定主觀故意的黃金證據。

2. 間接證據的補強推定

在缺乏直接證據時，司法機關可通過以下事實綜合推定實控人具有主觀故意：

利益相關性：造假行為與實控人個人利益高度關聯（如對賭業績、減持套現、避免退市）

決策參與度：對造假事項具有最終審批權或事實上的決定權

異常關注度：對某類財務指標、業務數據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關注與督促

事后確認度：對造假形成的成果予以認可、采納并使用

3. 推定規則的邊界——勤勉盡責的反證空間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推定并非定罪。如果實控人能夠提供證據證明已履行勤勉盡責的核查義務、對造假行為明確表示反對、已建立并有效執行合規制度但仍被下屬蒙蔽，則仍有阻卻主觀故意的辯護空間。

我們團隊在某上市公司違規披露案中，核心辯護策略即圍繞此展開。通過向法庭提交實控人在三次財務例會中對應收賬款賬齡問題提出書面質詢的記錄、要求財務部門聘請獨立第三方進行專項審計的郵件、以及針對存疑交易主動向審計委員會報告的函件，成功論證了當事人雖負有領導責任，但對具體造假手法并不知情且已盡到合理注意義務，最終獲得顯著輕判。

（二）客觀行為的界分：從“組織、指使”到“放任、失職”

實控人的客觀行為，在刑事評價上存在不同梯度，直接影響罪責輕重：

第一梯度：組織、指使、策劃

典型表現：主動設計造假方案、分配任務、督促執行

法律評價：主犯，從重處罰

第二梯度：明知、放任、默許

典型表現：對明顯的造假跡象視而不見，在知情后未予制止

法律評價：主犯或從犯，視參與程度認定

第三梯度：失察、失職、管理不善

典型表現：內部治理混亂，決策流程缺失，未建立有效監督機制

法律評價：一般不單獨構罪，但與前述行為結合時可作為主觀故意的補強情節

實務中，多數實控人并非“第一梯度”的明確指令者，而是“第二梯度”的默許放任者。這種“模糊決策”風格，在商業語境下被稱為“充分授權”，在刑事語境下卻極易被評價為“放任故意”。

四、辯護視角：單位犯罪框架下的實控人責任抗辯路徑

核心命題：單位犯罪的成立，是追究實控人個人責任的前提。抗辯的方向，并非否認單位行為的存在，而是在單位犯罪框架內精準切割您個人的責任邊界。

（一）路徑一：論證不屬于“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

法律依據：根據2001年《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是指在單位犯罪中起決定、批準、授意、縱容、指揮作用的主管人員。

抗辯要點：

證明該重大事項未向您匯報，或您已明確授權他人全權處理且被授權人未向您反饋異常；

證明您在決策流程中僅履行形式審批，不具備識別虛假信息的專業知識，且已合理信賴專業中介機構的意見；

證明您對具體造假行為明確表示反對，且有書面記錄為證。

（二）路徑二：論證屬于“過失”而非“故意”

法律依據：欺詐發行、違規披露等罪名為故意犯罪，過失不構成本罪。

抗辯要點：

證明您不具備財務會計、法律等專業知識，對數據造假手法無法識別；

證明您已建立并執行了合理的內部控制制度，但被下屬惡意規避或串通舞弊；

證明您在發現問題后及時采取補救措施，主動披露、糾正錯誤、賠償損失。

需要清醒認識的是：在重大、系統性財務造假案件中，以“不知情”作為完全免責抗辯的成功率極低。更務實的策略是以“過失”抗辯切割“故意”指控，爭取降檔處理或較輕量刑。

（三）路徑三：論證在單位犯罪中僅起“次要作用”

法律依據：刑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抗辯要點：

證明您雖為實控人，但已將公司日常經營全權委托職業經理人團隊，未介入具體業務；

證明造假行為由下屬人員主動發起并實施，您僅在事后知情但未制止（此策略需慎用，可能觸發放任故意）；

證明您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顯著輕于其他同案被告人。

結語：從“公司代理人”到“法律責任人”的身份認知轉型

同一身份，不同部門法賦予其完全不同的責任內涵。

許多實控人的悲劇，始于將公司法上的“控制權”理解為可以為所欲為的權力，而忽略了刑法上與之匹配的“責任”。控制權與責任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您無法只取一面。

在“雙罰制”與“穿透式追責”已成定局的今天，實控人必須完成一次根本性的身份認知轉型：從“公司的實際控制者”轉變為“法律責任的最終承擔者”。 這不是對實控人商業成就的否定，而是對實控人在資本市場中所處核心位置的法律確認。

真正的商業智慧，是理解權力的邊界；真正的風險防控，是敬畏責任的重量。

王科棟律師團隊 ｜ 專注上市公司實控人、控股股東刑事風險防控
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

本文作者王科棟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法律碩士，師從著名刑法學者黃京平教授，擁有經濟與法律復合專業背景。獲康達35周年“刑事辯護精英律師獎”，現任北京市律協刑事訴訟專業委員會委員、某市金融發展局首批“上市顧問”。

團隊長期深耕證券金融領域刑事犯罪辯護與合規治理，在欺詐發行、違規披露、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內幕交易等罪名的“行刑銜接”全流程應對方面積累了大量一線實務經驗。我們自主研發的《上市公司實控人刑事風險體檢清單》《證券犯罪行刑銜接證據指引》等實務工具，致力于將刑事辯護的專業判斷轉化為企業風險防控的前置屏障。

在單位犯罪與個人責任界分這一核心議題上，我們團隊已為多家存在歷史治理缺陷的上市公司提供“決策流程合規改造”專項服務，幫助實控人在不削弱商業決策效率的前提下，構建經得起司法審查的責任隔離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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