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歲錢之爭：真正沒“長大”的，或許是這屆家長

國人過春節，家庭中總繞不開兩件大事：一是長輩笑盈盈地給孩子派發壓歲錢，二是父母緊接著讓孩子如數上交這份"意外之財"。

這兩天，"媽媽讓孩子上交2萬元壓歲錢"的熱搜，第N次將這樁持續多年的家庭爭議推至公共討論的聚光燈下。

我向來對家庭類話題躋身熱搜榜持審慎態度，但此次"家長索要壓歲錢"的爭議，倒值得細細一議。

其堪稱中國社會轉型期代際財產觀念沖突的典型切片：表面是紅包歸屬的拉鋸戰，內里卻暗涌著權利邊界的叩問、代際關系的重構，乃至公民財產意識啟蒙的深層命題。

首先必須明確，未成年人依法享有財產權，這是民法典確立的基本原則。

長輩給予未成年人壓歲錢的行為，在法律上構成贈與合同關系。

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條規定，贈與合同是贈與人將自己的財產無償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贈與的合同。

當長輩將壓歲錢交付給孩子，所有權自交付之時起轉移至未成年人名下。

父母代為接收的行為，性質上是臨時保管，而非所有權的轉移。

壓歲錢屬于未成年人個人財產，不是家庭共有財產，更不是父母的財產。

民事權利能力是不分“年齡大小的’。

民法典第十三條明確規定，自然人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民事權利能力一律平等。

這句話意味著，一個剛出生的嬰兒與一位百歲老人，在享有民事權利的資格上是完全平等的。

年齡大小、心智成熟程度，不影響權利享有的資格。

未成年人財產權的法律基礎，就建立在這個平等原則之上。

現實中存在的“壓歲錢”爭議，根源在于混淆了權利享有與權利行使這兩個不同層面的概念。

未成年人享有財產權，這是法律賦予的主體資格。

但行使這些權利，確實需要由法定代理人代為進行。

八周歲以下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八周歲以上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他們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需要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同意。

如此安排是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防止他們因為心智不成熟而做出不利于自己的決定。

但保護不等于剝奪，代為行使可不是據為己有。

權利享有與權利行使的區別，是理解這個問題的關鍵。

民法典第三十五條規定，監護人應當按照最有利于被監護人的原則履行監護職責。

監護人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的財產。

這是未成年人財產權保護的核心條款。

它確立了監護人處分未成年人財產的唯一合法目的：為了被監護人的利益。

將孩子的壓歲錢用于家庭日常開支，用于父母的個人消費，用于與孩子無關的社交應酬，都不符合這個法定條件。

即便是為了孩子將來考慮而進行投資理財，也應當在孩子的名下進行，保持財產的獨立性。

可是，許多父母始終認為，壓歲錢本質是禮尚往來的人情循環，父母付出紅包，孩子收進紅包，資金在家族與社會網絡中流動，最終所有權應歸于家庭共同體。

此類觀念根植于傳統的家庭財產共有制思想，將孩子視為家庭的附屬，其所得自然歸家庭支配。

社會學理論中，家庭常被視為一個情感與利益交融的共同體，個體權利意識在強情感紐帶前容易變得模糊。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曾指出，習慣是“被結構的結構”，家庭內部關于壓歲錢的處置方式，正是這樣一種深植于文化傳統的“習慣”，它常常無形中凌駕于正式的法律權利之上。

父母那句“我先幫你存起來”，往往成為權力關系最溫柔的體現，卻也可能是對孩子財產主體意識最初始的消解。

另一位同樣來自法國的社會學家涂爾干在研究道德教育時指出，個體從家庭走向社會的過程，需要完成從特殊主義到普遍主義的轉變。

在家庭內部，孩子可能被視為家庭的延續，但在法律面前，孩子是一個獨立的權利主體。

承認孩子的財產權，就是承認孩子作為獨立個體的法律地位。

財產權作為一項基礎性權利，是人格獨立與自由意志的延伸。

通過擁有并學習管理財產，孩子逐步建立起對“我的”事物的認知，理解邊界、責任與交換，這是個體社會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財產權茲事體大，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在《政府論》中，將財產權與生命權、自由權并列為三大自然權利。

對未成年人財產權的尊重，本質是對其未來作為完整、負責的社會成員之培養。

如果在家庭這一最初的社會單元中，孩子對其名下財產的支配感被持續否定，那么關于界限、同意與自我負責的公民教育，便從起點就遭遇了挫折。

從經濟與財商教育的角度看，壓歲錢提供了絕佳的實踐場景。

財富管理能力并非天生，需要反復練習與試錯。

將壓歲錢完全隔離于孩子視野之外，等同于剝奪了他們在受保護環境下學習預算、儲蓄、消費乃至簡單投資的最初機會。

對此，未成年人的壓歲錢漸進式管理或許是更為合理的：對八周歲以下兒童完全代管但�？顚Ｓ�；對八至十四周歲的孩子，在代管為主的同時賦予部分自主權；對十四至十八周歲的青少年，則更多協商與放權。

這個過程，是從“代為行使”平穩過渡到“獨立行使”的橋梁。

如果家長們僅僅強調“保管”而忽視“教育”，便浪費了財產權所內含的教化功能。

寫至此處，我不得不指出，中國父母常陷入一種微妙的認知分裂：當他們在社交平臺刷到某段國內（外）孩子獨立能干的視頻，評論區里總堆滿艷羨的喟嘆：“別人家孩子都能操持全家日常采購、張羅一桌飯菜了，我家那同歲的還在床上癱著打游戲”。

然而另一方面，他們在實際的教育與日常示范中，卻往往采取一種近乎“降維”的對待方式，在最基礎的財產權上拒絕承認孩子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他們樂于享受孩子所帶來的榮耀，卻時常吝于給予孩子與之對等的尊重。

許多家長從未將“財產權”視為一種需要從小建立的權利意識，而是將其等同于簡單的“管錢”技巧。

他們熱衷于討論財商教育，卻對民法典中“除為維護被監護人利益外，不得處分被監護人財產”的條款一無所知或視而不見。

這實際上是成人世界對兒童權利的集體無意識，是一種典型的權利虛無主義：認為孩子的心智不成熟，所以其權利也不必當真。

更有意思的是，作為70后，我的父母是50后，當初以“你還小，我們替你保管”為由，拿走了我那為數不多的壓歲錢；而如今身為父母的80后、90后，仍在以幾乎如出一轍的理由，處理孩子的壓歲錢，并以相似的方式看待孩子的財產權與獨立人格的成長。

時代在變，某些深植于親子關系中的觀念，卻仿佛停滯在了某個原點。

這戳中了中國式親子關系中最隱秘的痛點：我們習慣把孩子當作家庭的希望，卻很少把他們當作家庭的“公民”。

父母在想象中擁抱現代教育的結果，卻在行動中退回傳統權威的模式。

大人們羨慕的是“獨立人格”的果實，卻恐懼賦予孩子“獨立探索”的土壤。

于是，孩子被置于一個尷尬的境地：既被期許成為視頻里那種自信、自主的“別人家的孩子”，又在日常中被剝奪了練習自主決策、承擔責任的最基本機會。

最終，這造成了教育目標的自我消解：渴望孩子擁有“掌控感”的父母，通過包括對壓歲錢的全方位接管，恰恰剝奪了孩子習得“掌控力”的機會。

壓歲錢或許只是小事，但其中折射的信任缺失與權利讓渡，卻可能塑造孩子對自我與責任的最初認知，而這，恰恰是那些被羨慕的“別人家的孩子”得以成長的起點。

從某種意義上說，無論是對待壓歲錢，還是其他教育及家庭關系，真正未曾“長大”的，或許不是孩子，而是我們這些尚未學會如何做父母的成年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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