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新卓

（鄭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本科生）

老槐樹下，幾位老人圍坐在村口閑聊，他們聊天的話題總是繞不開“頭暈”“吃藥”“復查”這些詞。高血壓、冠心病、肺氣腫、糖尿病等慢性病如同老年人鄉土生活的底色，嵌入農村老年人的晚年日常。他們是土地的耕耘者，與泥土打了一輩子交道，現在卻要與病痛共存。他們手握“醫保”，卻在衛生室藥品無法報銷與縣城醫院路途遙遠中左右為難。村醫是基層健康“守門人”，卻要一邊應對政策考核的硬指標，一邊化解老人們的信任隔閡。發生在鄉土間的慢病困境，是中國鄉村醫療現代化進程中，傳統生活方式與現代健康體系的碰撞。

一、帶病生存：老人們的慢病管理困局

農村老年人抗爭慢性病的過程，充滿了鄉土生活慣性與現實情況的碰撞。他們在慢性病治療中陷入重重困境，被生活牢牢束縛。

案例1：72歲的李大爺曾是村里的赤腳醫生，熟悉中醫治療。他患心腦血管疾病已有50年，同時患有冠心病和慢性心肌梗死，風濕和腰椎間盤突出也時常發作。他認為西藥“傷脾胃”，所以堅持用中藥治療、用中醫按摩調理，發病時還會抿上6克白酒，用以“活血通絡”。但基層衛生室根本配不到他需要的中藥方劑，所以，他每次抓藥都得托子女跑到縣城。來回折騰不說，一旦子女沒空，斷藥便成了常事。

案例2：82歲的張大爺堅信“科學治療”，他患高血壓、腦供血30余年，能夠按時、熟練地使用家里的血壓儀，每月也會定時復查。即便如此，由于他的兒子常年在外工作，對他很難有生活上的照顧，無人陪伴的孤獨成了健康隱患。沒人及時提醒吃藥，他偶爾也會忘服藥物，只能自己憑感覺補服。

案例3：71歲的王大娘更是“多病纏身”，患有糖尿病、高血壓、心腦血管疾病等多種疾病。明明辦了慢性病卡，能夠享受報銷，購買所需藥物，她卻總以“忘記吃藥”“沒癥狀就停藥”“藥貴舍不得吃”等理由擅自調整用藥，還總愛吃高鹽、含糖的食物，致使病情反復加重。

老人們的治療選擇難逃現實的掣肘：信中醫的缺藥材、跑遠路；遵西醫的怕忘服、少陪伴；有保障的不自律、亂用藥。慢性病的管理，在鄉土場景中變成了一場與自身習慣、家庭支持、醫療資源的艱難拉扯。

（一）經濟與生活的雙重枷鎖

“吃藥比吃飯貴”是不少農村老人共同的感慨。農村老年人收入較少，每月100-200元的養老金，再加上子女零散的贍養費用，構成了他們全部的經濟支撐。劉大娘患肺氣腫兩年，腫脹發作了7次，一直依賴省中醫院開具的中藥，每年光藥費就高達2600元。這對僅靠養老金和子女補貼的她來說，是一筆沉重的負擔。即便有慢性病卡的老人，也不是高枕無憂。王大娘每月藥費加復查費約200元，雖能報銷一部分，但剩余費用還需子女承擔。對于普通農村家庭而言，長期累積下來也是不小的壓力。

飲食管控又是另一場“持久戰”。老人們大多知道慢性病要“少鹽少油、忌發物”，但一輩子養成的飲食習慣難以輕易改變。李大爺患高血壓16年，明知嗜辣多鹽不利于病情，卻還是改不了口；王大娘也坦言，做的飯總覺得沒味道，忍不住多放鹽，“一輩子都這么吃，哪能說改就改”。這種認知與行為的脫節，是鄉土生活習慣所致，也讓慢性病的管控難度陡增。

（二）就醫選擇中的信任困境

“村衛生室看不好，縣城醫院跑不起”，這是農村老人就醫的真實寫照。多數老人對村衛生室的信任度不高，李大爺從不去村診所，身體不適時只愿電話聯系村醫上門；80歲的陳大娘患腦血管疾病，村衛生室沒有她要的藥，只能每月跑到縣醫院取藥；王大娘更是直言，村衛生室“藥不全、報銷少”，也滿足不了她的診療需求，她只能舍近求遠去縣城醫院購藥。

老人們的不信任并不是空穴來風。村衛生室確實存在諸多短板，僅配備血壓計、血糖儀等基礎設備，難以開展稍復雜的檢查。即便是常用的慢病藥物，尤其是部分中藥方劑，村衛生室也難以全面提供。就算能夠提供，也不能通過醫保或慢卡報銷。這種城鄉醫療資源的顯著差距，讓農村老人陷入“就近看不了病、走遠又折騰不起”的兩難境地。

二、守門之困：村醫的慢病服務難題

村醫是農村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他們扎根鄉土，連接著老人與醫療資源，卻在政策要求與現實條件的夾縫中步履維艱，面臨著人員不足、任務繁重、信任缺失等多重挑戰。

（一）分身乏術的隨訪任務

慢性病隨訪是村醫的核心工作之一，按要求，每位慢病患者每年需隨訪4次，還要開展免費體檢、健康科普等服務。但農村村醫的人力配置嚴重不足：有的村2350人只靠1名村醫負責慢病管理，要對接109名高血壓患者、47名慢性病患者和5名慢阻肺患者；有的村60歲以上老人有三四百人，僅2名村醫承擔全部隨訪工作。巨大的工作量讓村醫們分身乏術，一位村醫坦言：“光臺賬就記不過來，隨訪只能盡量擠時間，有時候實在顧不上，只能電話簡單問問情況。”

更讓人頭疼的是老人們的配合度問題。部分老人迷信偏方，對科學治療不以為然，拒絕參加隨訪和體檢；有的老人常年不在家，或者行動不便，找到人都要費一番周折。為了完成考核指標，村醫們想盡了辦法：打電話聯系子女勸說、每月組織一次健康講座、給行動不便的老人上門服務。但這些努力往往收效甚微，隨訪工作逐漸流于形式，難以真正改變老人們的健康行為。

（二）資源短缺的服務瓶頸

醫療設備和藥品供應不足，是村醫開展慢病服務的最大障礙。村衛生室和鄉鎮衛生院普遍只有血壓計、血糖儀等基礎設備，缺乏必要的影像檢查儀器，面對復雜一點的慢病癥狀，只能建議老人轉院。藥品短缺、無法報銷也是常事，慢病特效藥無法供應，常用藥報銷比例又太低，“有病人沒藥治”成了村醫們的常態。一位村醫無奈地說：“沒辦法報銷，老人們拿藥嫌貴，去縣城醫院或者藥店買，我們也沒辦法。”此外，村醫的專業能力也有待提升。農村慢病患者多伴有多種并發癥，病情復雜，但村醫們缺乏系統的專業培訓，面對疑難雜癥束手無策。加上薪酬待遇不高，難以吸引年輕醫生扎根基層，村醫隊伍老齡化嚴重，服務能力難以跟上慢病管理的需求。

（三）難以逾越的信任鴻溝

村醫與老人們之間的信任隔閡，讓慢病服務的開展雪上加霜。部分老人因村衛生室設備簡陋、藥品不全，對村醫的專業能力持懷疑態度，不愿聽從醫囑；有的老人則因過往的服務體驗不佳，對村醫產生抵觸情緒。而村醫的健康科普形式單一，多以講座、口頭提醒為主，難以貼合老人們的認知水平和接受習慣，溝通效果不佳。“我們勸老人按時吃藥、定期體檢，可他們就是不聽。”一位村醫道出了心中的委屈。這種“村醫想管、老人不聽”的局面，讓基層慢病管理陷入被動，政策設計的健康宣教與隨訪目標難以真正落地。

三、結語

農村老年人慢病治理，是鄉村醫療現代化的一道現實考題。老人們面臨著醫療資源不均、經濟拮據、生活習慣難改等困難，就醫與用藥處處掣肘；村醫則面臨人力不足、資源短缺、信任隔閡的難題，基層健康服務難以落地。這背后，是城鄉發展失衡與傳統生活模式同現代健康體系的碰撞。破解困局，仍需凝聚多方合力，不斷探索，讓基層慢病治理真正走深走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