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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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早春的一天，葛劍雄在處理他的老師譚其驤的信件時，看到一封發(fā)自美國傳記研究所的信，通知譚其驤已入選“500位具有重大影響的領(lǐng)袖人物”。

此時，譚其驤正躺在上海華東醫(yī)院三樓的一間單人病房中。小半年前，那天譚其驤跟葛劍雄通完電話后，一個人在家吃午飯，突然從座椅上向右側(cè)傾倒，昏迷不醒。

葛劍雄將美國來信放在老師眼前，大聲告訴他這一消息。譚其驤和平日一樣緊緊攥著葛劍雄的手，嘴里發(fā)出誰也無法理解的聲音。他究竟有沒有聽明白，這是葛劍雄無法判斷的。半年后的8月28日，譚其驤離世，其間沒有說過一句話。

雖然在學術(shù)界，譚其驤被公認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的主要奠基人。但一生低調(diào)的他，并不為更多圈外人所知曉。

這個畫了半輩子地圖的人，離世后名聲日隆。其中一大原因，是他主持編繪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經(jīng)受了時間的考驗，以規(guī)模宏大、考證嚴謹而聞名于世，作為我國一部前所未有的大型歷史地圖集，反映了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締造和演進過程。

這部地圖集共8冊、20個圖組、304幅地圖，收錄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縣級和縣級以上的行政單位、主要居民點、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脈、島嶼等約7萬多個地名。除歷代中原王朝外，還包括在歷史中國范圍內(nèi)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權(quán)和活動區(qū)域。因其內(nèi)容完備、考訂精密、繪制準確，被公認為同類地圖集中的翹楚。

這不僅僅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也開創(chuàng)了歷史地理學科一個全新的時代。在葛劍雄看來，無論是人類社會，還是自然界，都離不開時間這個坐標，萬物都有各自的過去，并且隨時在產(chǎn)生新的過去，歷史學有永遠做不完的課題。同樣，無論是人類社會，還是自然界，都離不開空間這個坐標，萬物都有各自的空間位置，并且都在不斷改變，地理學也有永遠做不完的課題。而能將時間和空間聯(lián)系起來認識和研究的，只有處于其中的人。只有人，才能在時間和空間之間進行永恒的探索。葛劍雄說：“這些探索者中，曾經(jīng)有我的老師譚其驤先生?！?/p>

高淵——

悠悠長水匯大海

“如果找不到舞臺，哪里看得到戲?。　?/strong>

1911年，譚其驤出生奉天（今沈陽）皇姑屯火車站，當時他父親正擔任站長。次年其父因病去職，全家遷回原籍浙江嘉興。1926年，受進步思潮影響，15歲的譚其驤一心革命，考入由中共主辦的上海大學，并參加共青團，經(jīng)常跟隨組織上街發(fā)傳單、演講。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他帶著手槍隨一位指揮員上前線?！八囊欢伦儭焙?，上海大學被封，他被國民黨憲兵關(guān)押，因查無證據(jù)被保釋出獄。千方百計找不到組織，短暫的革命生活被迫畫上了句號。

隨后，他來到暨南大學，先進外文系又轉(zhuǎn)中文系，最后改學歷史，理由是他覺得自己形象思維能力有限，卻長于邏輯推理，正適合研究歷史。這是改變他一生軌跡的重要決定。就在這一年，譚其驤寫道：

其驤十五以前渾渾噩噩，十六十七獻身革命，十八而至于學，從今而后，矢志不移。

在一些老師看來，譚其驤是一個喜歡“唱反調(diào)”、不好教的學生。但在潘光旦和顧頡剛那里，譚其驤這種“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勇氣，反而得到了賞識。1930年，他在潘光旦教授的指導下完成本科畢業(yè)論文《中國移民史要》。同年9月，他來到燕京大學研究院，師從顧頡剛。顧頡剛在上課時講到《尚書》中“肇十有二州”應(yīng)是漢武帝的制度。譚在查閱資料后發(fā)現(xiàn)老師說的不對，便在課后向他提出。顧非但肯定了他的意見，還希望他寫成書面。經(jīng)過兩次往返通信，顧認為解決了一個二千年來沒有解決的問題。他將兩人往來“交鋒”的幾封書信作為講義印發(fā)全班，鼓勵同學們效仿。這場師生的往復爭論，不僅解決了重大學術(shù)難題，也激發(fā)了年輕的譚其驤對歷史地理的極大興趣。

那時，初涉學界的譚其驤就能背出兩千多個漢代的縣名。師友贊嘆他記憶力超群，他卻說自己記性并不好，全因翻爛了兩本書，一本是《漢書·地理志》，另一本是《水經(jīng)注》，這是學沿革地理必須下的苦功夫。這樣勤勉而又有天賦的譚其驤，很快便在學界聲名鵲起。1932年，因為一次“救急”臨時代課，還未正式畢業(yè)的譚其驤便站上了輔仁大學的講臺，在歷史系開設(shè)“中國地理沿革史”課。但誰知反響特別好，受到許多學生的歡迎，便這樣一直開了下去，也促使他更為深入地開展沿革地理的研究。

對沿革地理的研究不僅僅是出于學術(shù)旨趣，也是救亡圖存的時代使命感。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民族意識空前高漲。“大家都希望有一部《中國通史》出來，好看看我們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樣，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應(yīng)當歸我們的”。

而立志自然要從根本做起?！皻v史好比演劇，地理就是舞臺；如果找不到舞臺，哪里看得到戲劇！”1934年，顧頡剛先生邀他共同創(chuàng)辦了一個專門研究歷史地理的學會，以我國最早一篇系統(tǒng)描述全國自然、人文地理的著作——《禹貢》作為名稱；并決定創(chuàng)辦《禹貢》半月刊，作為學會的機關(guān)刊物。學會成立之初，會員就只有顧頡剛和譚其驤兩人，學會所需費用也都是兩人自掏腰包。從浩如煙海的故紙堆中找尋中國政區(qū)變遷的痕跡，艱辛程度超出常人想象，但正是他們甘坐“冷板凳”的堅持，有力推動了歷史地理學科的起步。禹貢學會和《禹貢半月刊》匯聚、造就了早期的歷史地理學者，史念海、侯仁之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以后與譚其驤一起為學科奠基。

可是好景不長，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禹貢學會會員星散，不得不停止活動，《禹貢》半月刊也被迫?？？嘈慕?jīng)營的學科面臨著“夭折”的風險，但在戰(zhàn)亂艱難的歲月里，譚其驤依然治學不輟。1942年起，他在浙江大學史地系開設(shè)“中國沿革地理”一課，招入研究生，結(jié)合地方特色從事專題研究，還嘗試編繪歷史地圖。1950年，因浙江大學不再恢復歷史系，他應(yīng)聘到復旦大學擔任教授，之后的42年間都未曾離開。

“這件事完成了，我這一輩子也就不白活了”

從30年代開始，在探索歷史地理學科發(fā)展的同時，編繪一部精確詳盡而又合用的地圖集，一直是譚其驤和其同人們的心愿。這不僅僅是當年禹貢學會未竟的事業(yè)，在抗戰(zhàn)時期及建國初，譚其驤也編繪、校訂過不少歷史地圖。只是這項工作需要大量財力、物力，也需要大量學者的通力合作，當時的條件難以實現(xiàn)。

一次偶然的機遇為這項工作帶來了轉(zhuǎn)機——1954年秋，毛澤東與吳晗出席人代會期間在一次談話時說起《資治通鑒》，又談到讀歷史不能沒有一部歷史地圖放在手邊，以便隨時檢查歷史地名的方位。吳晗推薦了清末民初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并建議對“楊圖“重編改繪，以適應(yīng)時代需要。于是，“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委員會”在京成立，吳晗推薦譚其驤主編。

然而，這項工作并沒有想象中的一帆風順。“楊圖”的底圖是清朝的地圖，和今天實際測量的當代地圖有很大出入，很多需要重新定位。更重要的是，“楊圖”各時代只畫中原王朝的直轄版圖，不包括古代中國的全部疆域和各邊區(qū)民族政權(quán)，也不包括楊守敬的當代——清朝?！爸鼐幐睦L”顯然不符合政治原則和時代需要。

“楊圖委員會”決定將目標改為編纂一部全面顯示歷史時期中國的疆域政區(qū)變遷和中華各族共同締造歷史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而怎樣確定歷史時期的中國范圍，便成為他們需要慎重考慮的首要問題。經(jīng)過反復研究討論，并經(jīng)中央批準，《圖集》確立的原則是：18世紀50年代清朝完成統(tǒng)一之后、19世紀40年代帝國主義入侵以前的中國版圖，是幾千年來歷史發(fā)展所形成的中國的范圍。

由于《中國歷史地圖集》所要描述的疆域之遼闊、年代之久遠，都是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歷史地圖無法比擬的，工作量相當繁重。地圖上畫的每一點、每一線、每一面，都要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找到證據(jù)，或者從并不完整的考古發(fā)掘成果中得到證實。由于不少方面缺乏前期成果，不得不從頭做起。加上“文革”中幾年的停頓和錯誤思潮的干擾，原計劃幾年編好的地圖集，不斷推延反復，持續(xù)了將近30年。

多年來，譚其驤除了外出開會與活動外，就是工作。通宵達旦是難免的，一位住在他家附近的教師說：

我是早起的，譚先生是晚睡的，有時我起來了，他還沒有睡。

期間，各種政治運動也沒有放過他。1958年，全社會都在搞大躍進，編制地圖也沒有幸免，這干擾了原本正常的計劃和節(jié)奏?！拔母铩遍_始后，當時“楊圖委員會”的全部成員都遭受迫害，編圖工作一度完全停頓。但譚其驤仍然盡力維護著自己以歷史事實為依據(jù)的學術(shù)主張，在恢復工作后忍辱負重，以常人難以想像的毅力堅持工作。

30多年來，譚其驤為《圖集》傾注了一生中作為學者最寶貴的時光。承擔集體項目的時間里，他的個人論著寥寥無幾，這種“集體永遠先于個人”的奉獻精神，在學術(shù)界早已成為一段佳話。著名中國近代史和中共黨史研究專家、曾聽過譚其驤講課的金沖及回憶：

先生一生最大的歷史性功績，當然是主編并出版八卷本《中國歷史地圖集》。······但“文革”期間這部《地圖集》出版時，書上沒有一處提到先生的名字。我當時曾很有感慨地想：如果先生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個人的研究工作上，那不知可以寫出多少論文和專著來。但先生全不在意。直到“文革”結(jié)束后，《地圖集》經(jīng)過修訂重新出版，才署明是由先生主編的。

1982年，一項新的更為艱巨的任務(wù)《中國國家歷史地圖集》又擺在譚其驤的面前。不少友人勸他不要承擔這樣大的集體項目，把時間留給來不及寫的文章。但他還是毅然受命，因為編繪出一本足以反映我國歷史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世界第一流的巨型地圖集是他一生的最終追求，“這件事情完成了，我這一輩子也就不白活了?！?/p>

“他將歷史地理從傳統(tǒng)沿革地理發(fā)展成

一門現(xiàn)代學科”

如今，《中國歷史地圖集》已經(jīng)成為一本歷史地理研究學者必備的工具書。在北京大學教授唐曉峰看來：

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完成了許久以來關(guān)于編纂古今對照地圖的愿望，是一個劃時代的巨大成果。作為一套具有科學性的基本底圖，可以在它的基礎(chǔ)上展開各類歷史地理問題的研究，任何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的人都離不開它。

但譚其驤留給歷史地理學科的遠不止一本地圖集，他還為歷史地理學科打造了一支隊伍?！艾F(xiàn)在活到75歲以上的歷史地理工作者都參加過《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都是當時培養(yǎng)出來的。”復旦大學教授、當年也參與地圖編纂工作的鄒逸麟坦言，開始參加編圖的五人中，就他一人從未接觸過歷史地理，能否勝任這項工作，心里沒有底?！盎氐缴虾：螅以囂街鴨栕T先生如何展開工作。他卻和藹地對我說‘先別急。你先根據(jù)那本《大清一統(tǒng)志》，試著來編制政區(qū)地名表’。在他手把手的指導下，我逐漸進入了沿革地理學的大門?！?/p>

這項合全學科之力完成的編撰工作，對學科本身的發(fā)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歷史上的沿革地理圖沒有邊疆地區(qū)，為了填補這塊空白，譚其驤把全國研究邊疆史的學者全部集結(jié)了起來；再比如，繪制地圖的過程涉及到了許多自然地理要素如海陸變遷和水道變遷，這就把沿革地理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到了自然地理。有了這樣的需求，北京大學、陜西師范大學、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武漢大學······國內(nèi)一批研究歷史地理的學科點陸續(xù)建成。在譚其驤的主持下，1959年，經(jīng)教育部批準，復旦大學歷史系成立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室。1982年6月，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成立。1999年，教育部首批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

歷史地理學向來有經(jīng)世致用、服務(wù)社會的傳統(tǒng)。在這一方面，譚其驤更可謂是“開風氣者”。他的研究絕不僅僅沉潛于書齋，也燭照當下的現(xiàn)實。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就認為，以疆域、政區(qū)、民族等方面為主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完成，在國家統(tǒng)一、領(lǐng)土完整、民族融合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上世紀50年代后，譚先生又身體力行地進行歷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考察，對黃河、海河、長江中游水系、上海地區(qū)海陸變遷等進行研究，如著名的《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xiàn)長期安流的局面》一文。這些工作雖然是在“復原”歷史，但也通過解釋其所以然，關(guān)乎今天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防災(zāi)抗災(zāi)、城市規(guī)劃等諸多領(lǐng)域，對國計民生具有重要意義。

從沿革地理到自然地理這一研究視角的轉(zhuǎn)變，也讓譚其驤對歷史地理學這門新學科的理論性質(zhì)和研究方法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在60年代的課堂上他就指出：

歷史地理學不同于沿革地理······沿革地理一般只采用傳統(tǒng)的考據(jù)方法，而歷史地理學不僅僅靠文獻資料，而且要進行實地考察和科學實驗，利用新技術(shù)作為研究手段。沿革地理只滿足于描述地理現(xiàn)象的變化，而歷史地理學要進而研究這些變化的原因和規(guī)律。

今天，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研制的“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tǒng)”（CHGIS）達到世界一流水平，也應(yīng)證了他當年的真知灼見。

通過數(shù)十年孜孜不倦的求索，他將歷史地理從傳統(tǒng)沿革地理發(fā)展成一門現(xiàn)代學科，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科學化、體系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也使更多人看到了這門新興學科的深厚潛力和輝煌前途?？梢哉f，在譚先生和其同人們的努力下，歷史地理學發(fā)展到今天，迎來了一個最好的時代。

“學術(shù)之趨向可變，求是之精神不可變”

“譚先生的學術(shù)道路和歷史地理這門學科的發(fā)展，與國家近百年來的變化密切相關(guān)，特別是新中國的成立為譚先生及其同人們的學術(shù)研究開創(chuàng)了條件。他是幸運的，一生遇到了很多機遇；但另一方面，這跟他個人在治學上的努力、奉獻，甚至達到信仰的程度，是分不開的?！备饎π圻@樣說。

周振鶴和葛劍雄是譚其驤培養(yǎng)出來的新中國第一批文科博士。在學生們的眼中，譚先生令人尊敬的不僅僅有他的學術(shù)傳承，還有他的為人和性格。同他的老師顧頡剛一樣，譚其驤也認為，“真（理）出于爭（論）”，學生應(yīng)該超過自己。每次聽到學生們與他不同的意見，或?qū)λ恼撝岢雠u，總是加以鼓勵。他說：“你們更應(yīng)該超過我，要不，學術(shù)怎么能進步？”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許多學生都深受感染，并在潛移默化中傳承了下來。

葛劍雄回憶起這樣一件往事，“研究生期間我曾發(fā)現(xiàn)一個內(nèi)部刊物上關(guān)于歷史大辭典條目‘北京’信息不完整，譚先生鼓勵我寫下來，后來還在雜志上刊登出了我們的通信和我所做的補充。那時候我才知道，那個條目正是譚先生寫的，但他沒有因此而回避，還告訴我，個人的學問是有限的，鼓勵我的做法，我當時很受感動?！?/p>

譚其驤還說，“學術(shù)之趨向可變，求是之精神不可變”。做學問時，小心求證，非有十分把握不發(fā)議論，非有十分證據(jù)不寫文章，這是他一貫的風格。但也正因為這樣，譚其驤寫文章極慢，拖稿也是常事。

早年與顧頡剛合編《禹貢》時，就因為太注重稿件的質(zhì)量而不得不延期，經(jīng)常讓顧頡剛急得“上火”。后來，顧頡剛希望譚其驤寫一部《中國地理沿革史》，認為譚已講了幾年沿革地理，有現(xiàn)成的講稿，借此成書應(yīng)該不難。但譚覺得“文章千古事，沒有獨到的見解，不能發(fā)前人所未發(fā)，寫它干什么？”，最后始終未能寫成。類似的事情還有，1980年他作了中國七大古都的報告后，《歷史教學問題》向他約稿。大家都以為只要將記錄整理出來，請他改定即可。但是上篇刊出后，他遲遲不改出中篇來，急得一位編輯天天去他家里催，最后中篇被催了出來，下篇始終沒有寫。

但也正是有了像譚其驤這樣篤真的“為人師者”，歷史地理學科才有了堅實的基礎(chǔ)。在許多學者看來，譚的文章雖然不多，但選題重要，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些文章也基本勾勒出了日后學科發(fā)展的脈絡(luò)，是學術(shù)史上繞不開的經(jīng)典之作。

“鍥而不舍，終身以之”，先生的這句座右銘不僅僅是他學術(shù)人生的真實寫照，也寄予著他對后輩學者們的殷切期望。他臨終時牽掛的《中國國家歷史地圖集》至今還未編完，歷史地理學科的發(fā)展也需要不斷探索，等待著一代又一代學人通過薪火相傳，以“求是之精神不可變”的信仰，在這條道路上開疆擴土。

“他不是滔滔江河，但始終流淌著，就像那長年的流水，滋潤大地。”正如葛劍雄在譚其驤傳記《悠悠長水》中寫道，“他的名字已經(jīng)與中國歷史地理學這門學科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任何一個想學習或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的人，都將離不開他的著作，都將是他的貢獻的受益者。”

作者：陳瑜

來源：《文匯報》2019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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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組

編輯：耿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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