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哈梅內伊

無論這場軍事打擊是否會推翻伊朗現政權，但都意味著伊朗一個時代的終結，也標志著一種反現代的社會改造探索已經徹底宣告失敗。

（1） 新的戰爭模式已經開啟。當地時間2月28日上午9時30分許，美以對伊朗開展軍事打擊。大約12個小時后，特朗普發布了成功斬首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消息，隨后伊朗官方確認了這個消息，并宣布全國進入40天的哀悼期。另外，伊朗國防部長、革命衛隊司令和武裝部隊總參謀長等核心指揮官也悉數死于美國和以色列的精準打擊。

此次伊朗戰爭毫無疑問又開創了全球戰爭的新模式，1939年德國人發明了閃擊戰，可以用1個星期占領一個國家；1991年海灣戰爭創造了空地一體+信息化戰爭模式，美軍以陣亡148人為代價，擊斃和俘虜10多萬伊拉克國防軍。此次則開創了直接斬首，摧毀指揮中樞，讓一個國家指揮力量迅速癱瘓的新模式，是戰爭技術演變的最先進形態，即實現中國兵家最夢寐以求的“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

這次行動再次展現了美國和以色列的不可思議的情報戰能力，以及精準遠程襲擊能力，兩種能力天衣無縫的合作，簡直是藝術級表演示范。令四年前俄羅斯襲擊烏克蘭不成，數十萬大軍阻塞于通往基輔的道路上，四年來以犧牲10-30萬人為代價，僅僅把戰線推進了幾十公里相形見絀。美俄之間的戰爭思想、情報能力、科技能力存在跨時代差異，俄羅斯越來越落后于美國是不爭事實。

鑒于伊朗是一個地位非常重要的文明軸心國家，伊朗神權政府的崩潰，會對全球地緣政治、伊斯蘭世界的意識形態產生巨大的影響。毫無疑問，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力量對比，以及伊斯蘭內部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對比，尤其是伊斯蘭保守主義的演進都會發生劇變——伊朗伊斯蘭革命是伊斯蘭保守主義的最重要推動力，半個世紀以來這股潮流裹挾了整個穆斯林世界，逆轉了19世紀以來世俗化的探索，當下的美伊戰爭，以及阿拉伯世界年輕世俗派的日漸成長，都有可能會極大削弱這個保守主義潮流。

當然這些都是國際政治研究的頭號重要課題，期待有專家進行精彩分析。不過，本文還是想主要著眼于，伊朗哈梅內伊是怎么從受大眾萬民擁戴，到眾叛親離、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的；伊斯蘭革命是怎么從一個具有一定社會正義性、革命性的潮流，成為一個逐漸與人民利益和期待漸行漸遠的。

（2）一位年輕宗教學者的崛起之路。哈梅內伊于1939年生于圣城馬什哈德一個神職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宗教領袖，他青年時代受到了最良好的宗教教育，19歲前往宗教圣地庫姆學院學習，24歲就獲得僅次于阿亞圖拉的“霍賈特伊斯蘭”（Hujjatul Islam wal Muslimee, 伊斯蘭權威之意）稱號。此后，他一邊在呼羅珊地區從事于教務活動，一邊追隨霍梅尼參加反巴列維王朝的革命運動，期間他六次入獄，并且遭受了嚴重的酷刑。

這一方面顯示出哈梅內伊的宗教學術天賦和正義感，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他的認知缺陷：他自始至終成長于伊朗落后地區宗教環境中，缺乏對外部世界的感知，導致他執掌政權后，只能按照中世紀教法原則治國，而缺乏對現代文明潮流的感知——這也是整個教士集團的普遍特征。伊斯蘭革命推翻了一個腐朽的政權，但是解決社會問題之道，卻比巴列維王朝的不成功世俗化，對國家更具有殺傷力。

伊斯蘭革命成功后，哈梅內伊深得霍梅尼器重，成為他的左膀右臂之一，1979年被任命為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1981年又成為伊朗總統。哈梅內伊也是精于權術的，他迅速獲得了廣泛權力，并且在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盡管多數大阿亞圖拉反對，還是成功越過憲法的規定，在沒有阿亞圖拉(Ayatollah)或馬爾賈（Marja）身份情況下，就當選最高領袖。好比一個非美國出生公民，竟然成為美國總統，或者一個非蘇共中央委員，竟然成為蘇共總書記。

（3）教法治國的全面落實者。如果說霍梅尼提出了教法學家思想治國的思想，但是因為他掌權后年邁體弱、兩伊戰爭、內部派系林立等原因，未能實踐這個思想。不過哈梅內伊成為最高領袖后，極為成功地塑造了教士監國的體制，讓整個伊朗社會置于教士集團的治理之下。

哈梅內伊宣稱：“教法學家的領袖擁有先知所有的權威，能督促政府和社會管理事務的神圣的正統宗教伊斯蘭”；“教法學家監護原則是伊朗永久的財富，它能解決伊朗前進道路上一切最敏感的運動和最危險的問題�！�

他指出，在伊瑪目隱遁時期，只有教士才能完整理解先知的意圖和按照安拉的旨意管理社會，儼然是以上帝代理人自居。他還指出：“當公眾利益處于危險時，即使領袖與人民的觀點有沖突，領袖的決策也優先于任何其他決策�！�

哈梅內伊通過教士集團組成的專家會議（（Majlis-i Khobregan）和監護委員會(????? ??????， Shourā-ye Negahbān），在幕后垂簾聽政控制著伊朗。后者可以說是伊朗政治的最終裁決者，擁有議會立法的否決權，以及擁有對總統和地方領導人選舉、當選資格的審核權。

這個委員會要確保一切法律和選舉人必須體現伊斯蘭價值觀，對于有改革和世俗傾向的人選往往拒之門外。比如，由于保守派候選人在2000年議會選舉中表現不佳，委員會取消了3600多名改革派和獨立候選人參加2004年選舉的資格。在2006年伊朗專家議會選舉前夕，所有女性候選人均被取消資格。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委員由12名委員組成，哈梅內伊可以直接任命6位成員，這意味著他隨時都可以獲得監護委員會的多數票。

哈梅內伊還可以繞過總統和議會，直接任命伊斯蘭共和國最有權勢的官員，它們包括：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軍隊司令、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武裝部隊參謀長、警察局長、廣播部負責人、伊朗首席大法官、伊斯蘭自由大學董事會主席和博尼亞德基金會首領、霍梅尼救濟委員會主席（后兩者掌握核心經濟命脈）。

（4）堅硬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哈梅內伊通過發布法特瓦（????、fatwah，宗教法令）這種非現代的、中古時代的方式治理國家。他上任以來先后發布了1000多份法特瓦，來指導政治和世俗生活，可以說從國家政治結構、圣戰，到跳什么舞、聽什么音樂，甚至是否可以買彩票都要有規定。有興趣者可以登錄哈梅內伊辦公室網站（https://www.leader.ir/en/book/32/Practical-Laws-of-Islam）查看，這里面有展示部分法特瓦或宗教解釋。

比如，1996年末，哈梅內伊發布法特瓦稱音樂教育敗壞年輕人的思想，因此禁止公共機構對16歲以下的少年教授音樂；2002年他發布法特瓦，認為教育部容許大學存在反伊斯蘭教的行為，如演奏和研習音樂、到異教徒國家旅游、進行非宗教性質野外考察等等，敦促大學強制執行伊斯蘭價值。

哈梅內伊和伊斯蘭政府對國家治理的一個非常重要關注點，即如何塑造伊斯蘭女性。如果說西方人在他們的殖民地創造了制度性的種族隔離，哈梅內伊執政期間也創造了制度性的公共空間的“性別隔離”政策，比如中小學男女不同班，公交車男性走前門上下、女性走后門上下，地鐵專門設立女性車廂。2021年，德黑蘭市政府還設立了僅限女性的公交車和小巴，所有司機都是女性，所有乘客都應是女性，禁止男性上車。

哈梅內伊認為性別平等是猶太復國主義陰謀，目的是“腐蝕女性在社會中的角色”。2007年7月，他猛烈批評伊朗的婦女解放主張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該運動倡導者Delaram Ali被判處34個月有期徒刑及鞭刑。

哈梅內伊堅決捍衛婦女戴頭巾的原則，認為頭巾旨在尊崇女性，是對婦女最好的保護。他說： “罩袍就是我們的口號， 就是我們伊斯蘭和我們文化的象征， 對我們整個民族來說都十分神圣�！彼珜载憹嵱^，提出 “任何保護女性的運動， 都必須基于女性貞潔的角度出發。 貞潔是女性最重要的品質， 我們不能置此于不顧。”

盡管近些年性別隔離有很大松動 ，但是伊朗仍舊是女性歧視最嚴重國家之一，全國36所大學不同程度上禁止女性學習某些學科。世界銀行2010年的一份報告估計，伊朗農村地區女性勞動參與率僅為為12.6%，而男性為66.1%；城市女性失業率為16%，而男性僅為8%。

（5）教士治國對權力的腐蝕和導致的國家治理系統的紊亂。哈梅內伊為了擴大權力的控制，極力擴張非體系部門的權力，由此導致國家治理體系的紊亂和腐敗。具體表現為軍事方面，忠誠于最高領袖伊斯蘭革命衛隊急劇擴張，凌駕于國防軍至上。革命衛隊獲得的經費遠遠高于國防軍，并且直接掌握大量商業資源（估算年商業營收為120億美元之上），這實質導致軍事指揮系統的混亂和嚴重腐敗，削弱了伊斯蘭革命政權的自衛能力。

從2020年以來，伊朗軍事部門對美以襲擊束手無策，即顯示出這種體制的弊端。它不能培養忠誠于最高領袖和圣戰的犧牲者，更不可能培養國家建設者，只能是貪婪之圖的容身之所。

哈梅內伊還通過伊瑪目指令執行總部（???? ?????? ????? ????、Setad-e Ejray-ye Farman-e Emam，簡稱Setad）控制著國家經濟資源資源。Setad資產包括大量房地產和37家公司，涵蓋伊朗盈利最豐厚的金融、石油和電信，控制著約1000億美元以上資產。根據伊瑪目命令，Setad還掌握著隨便被沒收的巴哈伊教徒、非什葉派穆斯林和海外伊朗人的巨額資產。

博尼亞德基金會（Bonyad Shahid va Omur-e Janbazan，即“烈士與退伍軍人事務基金會”）也掌握巨量經濟資源。這些機構的經濟專營和壟斷行為，實質上導致了伊斯蘭伊斯蘭革命集團的迅速腐敗，哈梅內伊的三個兒子也都被指控有嚴重腐敗嫌疑，分別擁有數億美元的財富。

（6）抗拒全球化和伊朗經濟的崩潰。在經濟和外交方面，伊斯蘭主義和哈梅內伊都視全球化、對外開放為洪水猛獸。伊朗在1979年革命以后，確立了兩個對外基本方針：一個是要輸出伊斯蘭革命，另一個就是要斷絕與外界的經濟關系。1980年上臺的總統巴尼薩德爾說：“必須重新組織和分配我們各經濟部門的活動，取消我們與外國的現存的經濟聯系”。伊朗1979年版憲法第81條規定：“絕對禁止給予外國人以開設商業、工業、農業、礦業和服務業方面的公司和企業的權利”，第82條規定：“政府不得雇傭外國技術人員，在必要情況下須經伊斯蘭專家委員會的批準”。

如果說伊斯蘭革命之初做出這樣的判斷是時代局限導致，與那時代普遍的反帝運動也有關系，但是到全球化的今天哈梅內伊依然保持這種認識，比如他談起全球化時說:“如果一個國家將其經濟與全球經濟融為一體，那么這不是一種自豪感;相反，這是一種損失和失敗。

因此，哈梅內伊主張一種 “經濟獨立即避免全球化”的“抵抗型經濟”。這其實是一種閉關自守的、戰時國防經濟，切斷了本國與外部的經濟資源和技術交流。所以，伊朗的經濟孤立一方面由美國制裁的因素，另一方面與伊朗最高層的指導思想也有關，即便是沒有美國制裁，它也很難主動參與全球化。

這種反全球化的經濟政策導致伊朗經濟的全面塌陷。革命前夕的1977年，伊朗是亞洲第四經濟強國，GDP總量僅次于日本、中國和印度，占全球GDP總量的1.1%；當年人均GDP2325美元，位居全世界第44名，屬于高收入國家，比世界平均收入多三分之一，比葡萄牙、臺灣和韓國等經濟體還高，是當時中國的12倍左右。

但是到了2024年，伊朗GDP在全球經濟比重下降到0.3%，人均排名下降到第133名，比1977年下降了89名，是全球跌幅最大的國家之一。這47年間，全世界人均GDP增長了約7倍，而伊朗GDP僅增長了不到一倍（2325美元至3897美元）。

經濟不穩定性另一個重要指標是通貨膨脹率高居不下。伊斯蘭革命后，里亞爾對美元貶值了近2萬倍，其中去年一年通貨膨脹率就達到84%以上。據伊朗中央銀行的計算，2015年伊朗8000萬人口中，有16％生活在絕對貧困中，有50％生活在相對貧困線以下，10.9%的家庭消費在5.5美元之下。

而伊斯蘭神職政府仍舊無視這些民間的真問題，依舊沉醉于建立一個伊朗主導的伊斯蘭烏瑪（??????、Ummah，理想國之意）的設想。哈梅內伊2020年2月仍在宣示：“我們將把我們的革命輸出到全世界”，讓“世界各國看到一個民族憑借自身力量，依靠意志和決心，依靠真主，能夠站立不放棄”，他還認為伊朗有鼓勵其他伊斯蘭民族擺脫壓迫、輸出真誠與純潔的人類價值觀的責任。

在這種戰略指導的影響下，盡管伊朗每年財政收入只有500億美元左右，依然支出數十億、甚至上百億支持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等勢力，這無疑讓伊朗經濟雪上加霜。

我國在改革開放后，逐漸總結形成了判斷一個制度優劣，應該以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標準。后來又發展演進為“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人民利益之上”的發展理念。這不僅是判斷社會主義道路的準則，也是衡量一切人類社會正當性、合法性的準則。

伊朗伊斯蘭革命和哈梅內伊的主張，無疑是每一樣都是與“三個有利于”、“三個代表”和“人民至上”的原則相違背的。它代表的是反現代的思想潮流，總體政策上是反人民利益的，不利于伊朗這個國家的發展。并且，在伊朗人民和精英集團厭惡這種路線之后，哈梅內伊依然因為自己認知和利益的問題，抗拒改革的要求，導致伊朗經濟處境越來越差。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它/他是反美的，就賦予其道德合法性，施加無限同情。

總之，伊朗在軍事沖突中的遭遇，以及哈梅內伊及其家人被斬首，再次證明任何極端的保守主義都行不通，唯有順應人類潮流和普遍價值，國家才有前途，人民才會有幸福的生活。無論這場軍事打擊是否會推翻伊朗現政權，但都意味著伊朗一個時代的終結，也標志著一種反現代的社會改造探索已經徹底宣告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