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毅：為什么我們必須擁有更多的千億企業？

原創何志毅正和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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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何志毅清華大學全球產業研究院首席專家

來 源：正和島年度圖書《千億密碼》

雖然自2010年以來，中國的GDP一直穩居全球第二，中國的制造業體系已處于全球領先地位，但是中國的世界一流企業，或者說各個產業的領軍企業的數量和質量都有待提升。我理解本書（《千億密碼》）中的“千億”是一個概念，表達一種規模、一種地位、一種雄心。

雖然僅有規模，企業未必能做到世界一流或產業領軍，但沒有規模，是絕對不可能成為有地位的世界一流企業或產業領軍企業的。沒有質量的規模不但毫無意義，甚至有害。我們絕不鼓勵企業拼湊規模，為了規模急功近利而曇花一現。

在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視角下，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中，企業與家庭、學校、社區等社會組織相比，通過提供就業崗位和組織生產經營活動，以分工協作的方式聚集了世界上數量最多的人群。很多大企業的雇員達到了幾十萬。

大企業是社會經濟進步、產業進步、科技進步的推動力量，在市場競爭和社會規范中不斷進化，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

20世紀80年代，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AlvinTo?er）預言未來的技術進步將使企業越來越小，大企業會像恐龍一樣消亡。事實并非如此，技術的進步反而導致企業越來越大。

2024年，企業的最高全年平均市值是3.162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2.52萬億元），營收最高是681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4.85萬億元），利潤最高是1093億美元（約合人民幣7782億元）。企業未來的規模邊界是什么？至少現在看不到。

有一種價值觀認為，小的就是美的。這是對眾多中小企業的贊美。中小企業固然重要，但小的不一定都是美的，大的不一定都不美。例如，萬里長城就很美。何況，建設大而美的工程，比建設小而美的工程難十倍、百倍，或者說，其難度呈幾何級數上升。

更何況，在中國這樣幾千年歷史上就是大而美的國家里，沒有理由不出大而美的企業。國家的基礎是經濟，經濟的支柱是產業。這就是我和我的團隊用8年時間研究全球上市公司，研究中國公司在全球尤其是在各個產業中的地位之動因。

回想改革開放之初，無論我在數據中看全球大企業，還是去美國實地看大企業，都有望洋興嘆的感覺。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在原來的基礎上突飛猛進，中國也有了大而美的企業。中國需要更多這樣的企業。我們呼喚，我們期待。我想，這就是本書出版的理由。

站在全球產業格局深度調整的關鍵節點，我想結合我們團隊持續8年研究全球產業的成果，談一談什么是千億企業？千億企業對當下中國經濟的競爭力意味著什么？研究千億企業的必要性何在？如何突破瓶頸，成為千億企業？

首先要界定一下，所謂的千億，依據的是什么指標。主要有五個：市值（或估值）、營收、凈資產、總資產和利潤。當然還有稅收和研發投入。我認為，就產出指標而言，市值（或估值）、營收、利潤是最重要的。

從財務分析的視角看，市值、營收、利潤分別代表企業價值的不同維度，市值本質是資本市場對企業價值的認同，是一種價值的綜合體現，包含著對未來成長的預期；營收體現經營規模；利潤體現經營效益。一般來看，科技型企業側重市值，傳統企業關注營收規模，但所有企業最終都須回歸可持續的利潤。

此外，無論貨幣單位是元還是美元，都是衡量企業不同規模的指標。我們對知一數譜產業數據庫中截至2024年末的48618家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掃描，將符合上述任一指標的企業均稱為千億企業，我們對千億企業進行了基本描繪，并形成了千億企業的產業分布地圖。我們對全球千億企業以美元為計量單位，對中國千億企業以人民幣為計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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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千億企業

1. 全球篇：全球千億美元規模的企業

全球范圍內市值達到千億美元的企業共有162家，分布在19個國家和地區，其中美國94家，占58.0%；中國17家，占10.5%。全球范圍內營收達到千億美元的企業共有80家，分布在14個國家和地區，其中美國39家，占48.8%；中國15家，占18.8%。

中國在市值或營收方面達到千億美元規模的企業合計24家，分別是阿里巴巴、工商銀行、貴州茅臺、華為、建設銀行、京東集團、寧德時代、農業銀行、拼多多、騰訊控股、招商銀行、中國海油、中國建筑、中國交建、中國平安、中國人壽、中國神華、中國石化、中國石油、中國鐵建、中國移動、中國銀行、中國中鐵、中信股份。

利潤數據顯然不可能與市值和營收數據同一級別。全球利潤達到千億美元的企業僅有3家，分別是沙特阿美、蘋果、Alphabet。接近千億美元利潤的還有幾家，例如微軟、伯克希爾·哈撒韋和英偉達。全球范圍內利潤達到百億美元的企業共有89家，分布在18個國家和地區，其中美國37家，占41.6%；中國18家，占20.2%。

綜上，全球范圍內，在市值或營收方面達到千億美元規模，或者在利潤方面達到百億美元規模的企業，一共219家。其中中國有27家。能夠同時達到市值過千億美元、營收過千億美元、利潤過百億美元的企業（以下簡稱“千千百”）只有35家。

其中美國19家，中國8家，德國2家，日本、英國、法國、瑞士、韓國、沙特阿拉伯各1家。中國的8家企業分別是中國石油、阿里巴巴、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中國平安、中國移動、華為。其中，金融企業4家、非金融企業4家。這35家企業可以作為全球千億（美元）企業的標桿。

在此我們強調，僅有規模而利潤不高的企業不足以成為標桿。依據GICS（全球產業分類標準），市值達千億美元的企業分布在67個產業中，包括綜合性銀行、半導體產品、制藥、綜合性石油天然氣、航空航天與國防、醫療健康設備、生物科技、系統軟件、應用軟件、半導體材料與設備等產業。

在GICS的四級產業中，32個產業中有營收超過千億美元的企業，其中金融領域16家、能源領域16家、非日常消費領域13家。此外，35個產業中有利潤超過百億美元的企業，其中金融領域36家、能源領域9家、通信業務領域9家、信息技術領域9家。

擁有全球千億美元規模企業數量排在前十名的國家是美國、中國、法國、德國、英國、日本、瑞士、印度、俄羅斯、荷蘭。

2. 中國篇：千億元規模的企業

（1）千億元市值企業。按照2024年平均匯率7.1217換算，千億元約為140億美元。以此為標準進行統計，全球范圍內市值超過千億元的企業共有1318家，分布在47個國家和地區。其中，美國501家，占38.0%；中國148家，占11.2%；日本96家，占7.3%。

在GICS（全球產業分類標準）的163個四級產業中，17個產業尚未產生千億元市值的企業，包括無人機、家具、教育服務、機器人、非傳統電信運營等，146家千億元市值企業集中在金融、工業、信息技術、醫療健康等領域。

中國千億元市值企業分布最多的十大產業是綜合性銀行、投資銀行業與經紀業、蒸餾酒與葡萄酒、建筑機械與重型運輸設備、包裝食品與肉制品、區域性銀行、煤與消費用燃料、建筑與工程、綜合電信業務、可再生能源發電。

（2）千億元營收企業。全球范圍內營收達到千億元的企業共有993家，分布在46個國家和地區。其中美國298家，占30.0%；中國159家，占16.0%；日本99家，占10.0%。在163個GICS四級產業中，41個產業尚未產生千億元營收企業，包括無人機、數據處理與外包服務、互聯網服務與基礎架構、電子設備與儀器、機器人等，而122家千億元營收企業集中在工業、金融、非日常消費、日常消費等產業領域。

中國營收達千億元企業分布最多的十大產業是綜合性銀行、建筑與工程、房地產開發、貿易公司與經銷商、汽車制造、鋼鐵、多品類零售、煤與消費用燃料、家用電器、信息技術與外圍設備。

（3）百億元利潤企業。全球范圍內利潤超過百億元（約合14億美元）的企業共有820家，分布在47個國家和地區。其中，美國274家，占33.4%；中國102家，占12.4%；日本61家，占7.4%。在163個GICS四級產業中，45個產業尚未產生百億元利潤企業，包括基礎化工、多元化工、化肥與農用化工、數據處理與外包服務等，而118家百億元利潤企業集中在金融、工業、非日常消費等產業領域。

綜上，全球范圍內，在市值或營收方面達到千億元規模，或者在利潤方面達到百億元規模的企業，一共1690家，其中中國有229家。能夠同時達到市值千億元、營收千億元、利潤百億元指標（千千百）的有522家，其中美國有195家，中國有65家。

中國企業在利潤達到百億美元的基礎上實現千億美元市值或營收的企業有15家，接近指標的有2家。單獨利潤一項達到百億美元的還有3家。其中，市值最高的是騰訊，營收最高的是中石化，利潤最高的是工商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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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研究千億企業

千億企業對中國經濟而言有重要的意義。

先從全球產業競爭的底層邏輯說起。國家的基礎是經濟，經濟的支柱是產業，產業的支撐是領軍企業，即千億企業。它們不僅是產業創新的源泉，更是產業鏈的“鏈主”，能拉動上下游企業協同升級，甚至重塑全球產業分工格局。

以中國為例，我們的研究顯示：

2023年，中國16家全球產業冠軍企業中，有15家為千億企業，這15家企業以0.2%的上市公司數量占比，貢獻了各自產業10%的市值、8%的營收和10%的利潤；

2023年，中國有70家全球產業領軍企業（其中93%為千億企業），占上市公司數量的1%，貢獻了各自產業25%的市值、26%的營收和43%的利潤，市值占GDP22%，營收占GDP19%。

這組數據直白地告訴我們，千億企業是中國經濟“以點帶面”發展的核心引擎——它們越強，產業生態就越活躍，經濟底盤就越扎實。

再來看全球競爭。美國以56%的冠軍企業占比主導著全球產業高地，日本、德國等傳統工業強國也憑借百年領軍企業（平均壽命143年）保持著技術韌性。中國雖已穩居全球產業綜合實力第二位，但與美國的領軍企業數量比僅為0.28（80家：290家），且在高端制造、信息技術等關鍵領域，中國千億級企業的國際話語權仍顯不足。

在這種背景下，培育更多千億企業，本質是在爭奪全球產業規則的“制定權”——只有我們的千億企業在163個全球四級產業中占據更多“冠軍位”和“領軍位”，中國經濟才能從“規模追趕”轉向“價值引領”和“創新引領”。

那么，研究千億企業的必要性何在？

其一，它是破解“大而不強”困局的關鍵切口。中國已有大量“500強”（其實是“500大”）企業，但部分企業依賴的是資源或政策紅利，在創新投入、品牌影響力方面與國際一流企業仍有差距。

我們在百年領軍企業的研究中發現，全球652家領軍企業中33%是百年企業，百年企業的市值、營收、利潤、凈資產、資產回報率、銷售利潤率平均值，均高于這652家領軍企業總體的平均值。這為中國企業如何做到“又大又強又久”提供了參照。

系統研究千億企業的成長路徑、創新模式和抗周期能力，能幫助我們識別哪些千億企業真正具備“全球競爭力基因”，哪些需要通過改革進行優化。

其二，它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戰略支撐。現代化產業體系需要“鏈主”企業的牽引。在醫藥、信息通信技術（ICT）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美國千億企業通過“技術+資本”雙輪驅動，已形成“研發—生產—全球市場”的閉環，而中國千億企業在關鍵技術環節仍存在“斷點”。研究這些千億企業的產業鏈布局，能精準定位“卡脖子”環節，為政策扶持、資源傾斜提供數據支撐。

其三，它是應對全球變局的“安全錨點”。當前，全球產業鏈加速重構，個別國家企圖用“小院高墻”遏制中國產業升級。

千億企業作為產業安全的“壓艙石”，其抗風險能力直接關系國家經濟安全。因此有必要推動更多千億企業建立“長周期思維”，在研發投入、全球布局、治理結構上實現升級，使這些企業真正成為“百年企業”。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已建成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體系。未來，要從“產業大國”邁向“產業強國”，必須依靠一批世界級的領軍企業。它們不僅是經濟數據的“標桿”，更是中國參與全球產業治理和創新的“名片”。

這正是我們持續研究千億企業的意義——用數據勾勒路徑，以洞察指引方向，最終讓更多中國千億企業成為全球產業格局中的“定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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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億企業成長的歷史階段與產業特征

千億企業的崛起絕非偶然，而是產業規律、戰略選擇與時代機遇共同作用的結果。

全球千億企業的成長經歷了三個階段。工業革命驅動期（19世紀末～20世紀70年代），這一階段的千億企業主要依托的是工業革命的規模化生產能力，產業特征表現為重資產主導，集中于能源、化工、鋼鐵、汽車等傳統制造業。典型代表如美國的標準石油、通用汽車，歐洲的殼牌、西門子，日本的豐田等。

信息技術革命期（20世紀80年代～2010年），信息技術與全球化浪潮重塑了千億企業的產業地圖。IBM、微軟、英特爾等科技巨頭崛起，產業重心從“硬制造”轉向“軟服務”與“技術標準”。全球千億企業中，美國企業占絕對主導地位，且集中于信息技術、醫療健康等高端產業。

數字經濟與綠色轉型期（2011年至今），移動互聯網、AI、新能源技術（如鋰電、光伏）與ESG理念的普及，催生了新一代千億企業。特斯拉、英偉達、寧德時代等企業崛起，產業特征表現為新興領域爆發、生態競爭深化、多極化趨勢顯現等。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擁有的全球千億企業占比提升，但美國仍在核心技術、生態主導權上保持優勢。

中國千億企業的成長進程，既與全球千億企業成長階段共振，又因改革開放、制度優勢與市場規模，呈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是一部“政策引導與市場活力共振、規模擴張與技術創新交織、本土深耕與全球布局并進”的實踐史。

從國企主導的“規模化起步”，到加入WTO后的“市場化加速”，再到目前數字經濟時期的“范式躍遷”，驅動因素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技術革命與政策引導：5G、AI、新能源（鋰電、光伏等）技術取得突破，疊加《中國制造2025》（2015年發布）、“新基建”（2020年推出）等政策，推動企業向高端制造與數字經濟轉型。

第二，內需市場與全球化再平衡：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為企業提供了“本土驗證—全球輸出”的試錯空間；同時，外部環境倒逼企業強化“自主可控”的能力。

第三，民營企業創新活力釋放：設立科創板（2019年）、北交所（2021年）等，改革資本市場，為科技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寧德時代（2018年上市，2021年市值破萬億元）、比亞迪（2022年成為全球新能源汽車銷冠）等民營企業崛起。

基于此，2024年中國千億企業中，信息技術（如華為、小米）、互聯網（如騰訊、阿里巴巴）、新能源（如寧德時代、比亞迪）、生物科技（如藥明康德）領域的企業占比提升至35%。

新興領域的“中國方陣”已逐步形成。華為（鴻蒙系統）、阿里巴巴（數字商業操作系統）等企業從“產品競爭”轉向“生態競爭”。國企（如國家電網、中國中車）在能源互聯網、高鐵等領域發揮“基礎支撐”作用，民企（如商湯科技）在消費級無人機、AI算法等領域實現“應用創新”。國企、民企實現“協同創新”。

未來，中國千億企業須在核心技術突破（如半導體、AI大模型）、生態主導能力（如鴻蒙、星鏈）、全球化韌性（如應對外部變化）上持續發力，這樣才能從“規模追趕”轉向“價值引領”，在全球產業格局中占據更核心的位置。

中國千億企業的破局方向

全球產業格局正處于“技術躍遷+制度重構”的關鍵期，隨著中國提出“雙循環”戰略（2020年）、“雙碳”目標（2020年），千億企業的成長邏輯從“規模擴張”轉向“技術創新+生態主導”，部分領域（如新能源、數字經濟）實現“從跟跑到并跑，甚至領跑”的跨越，中國企業要把握以下三大戰略機遇。

1. 新興技術革命：在“無人區”實現技術卡位

戰略上，要錨定產業制高點。全球產業演進史表明，偉大企業的誕生往往與產業革命周期高度耦合。

有研究發現，近二十年新晉千億企業中有73%集中在數字經濟、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新興領域。特斯拉的成功本質上是因為抓住了全球能源結構轉型的“時間窗口”。部分傳統產業巨頭因未能及時調整戰略（如柯達在數碼影像時代的滯后），最終被產業浪潮淘汰。這也對其他企業敲響了警鐘。

數字經濟（如AI、量子計算）、綠色能源（如氫能、核聚變）、生物科技（如合成生物學）是未來30年的產業主賽道。中國企業須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在半導體設備、AI芯片等領域突破“卡脖子”技術。

創新方式上，要構建“技術——市場”雙螺旋。千億企業普遍實現了技術創新與市場創新的動態平衡。

蘋果的獨特之處在于將實驗室技術（如多點觸控）轉化為消費體驗革命，而亞馬遜則開創性地將云計算技術（AWS）轉化為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寧德時代和特斯拉深度合作，將鋰電技術轉化為全球動力電池標準，可延伸至儲能、電動船舶等場景。

2. 產業生態重構：從“鏈主”到“生態主”

全球產業競爭已從“供應鏈管理”轉向“生態系統主導”。當代產業競爭已超越單一產品維度，進入生態系統對抗階段。

根據一項調研結果，千億企業中，有86%構建了自有產業生態。微軟通過Azure云平臺整合開發者、企業客戶與合作伙伴，形成了“數字商業操作系統”。這種生態化生存模式顯著提升了企業的產業話語權與抗風險能力。

中國企業需開放平臺能力。傳統管理理論認為，企業規模擴大會導致效率遞減。但對谷歌、華為等企業的跟蹤研究發現，它們通過“平臺型組織+敏捷單元”架構破解了這一難題。

此外，阿里巴巴的“中臺戰略”使數萬人的組織保持創業公司般的創新活力，而西門子通過“公司風險投資”（CVC）機制持續孵化新業務。這些實踐為大型企業組織變革提供了重要借鑒。推動跨產業融合，可參考亞馬遜（電商+云+內容）；探索“制造+服務+數據”的融合模式，可參考海爾卡奧斯工業互聯網平臺。

3. 制度性機遇：“雙循環”戰略與ESG價值化的政策紅利

“雙循環”戰略：中國內需市場為企業提供了“試錯空間”，如比亞迪依托國內新能源汽車市場積累技術，再向歐洲、東南亞地區輸出。有研究顯示，千億企業平均在48個國家和地區開展業務。

ASML（阿斯麥）的光刻機業務之所以難以替代，關鍵在于其整合了德國光學、美國控制系統等全球頂尖供應鏈資源。但近年外部環境變化加劇，企業須重新平衡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關系，這從TikTok的“數據本地化”策略中可見一斑。

ESG價值化：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2026年開始實施）、國內“雙碳”目標倒逼企業轉型。比如，維斯塔斯（風電）通過“零廢工廠”獲得估值溢價，聯合利華的“可持續生活計劃”使產品獲得了28%的溢價能力。中國企業可通過綠色技術搶占全球低碳市場。

基于對全球上市公司面板數據的分析，結合產業組織理論與企業戰略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以提煉出千億企業成長的四大典型范式。

范式一：技術突破型（典型案例：英偉達、ASML）。ASML極紫外光刻機（EUV）的研發累計投入超過200億歐元，最終構建起包含10萬項專利在內的技術護城河，并主導了半導體制造設備的國際標準制定。

范式二：生態主導型（典型案例：蘋果、螞蟻集團）。蘋果AppStore通過iOS系統建立用戶基礎，吸引開發者形成200萬+應用規模，最終通過30%的分成規則實現“輕資產盈利”。

范式三：產業整合型（典型案例：伯克希爾·哈撒韋、丹納赫）。丹納赫的DBS管理系統，通過將精益管理方法論植入被收購企業，平均實現運營成本下降28%、庫存周轉率提升40%。

范式四：需求創造型（典型案例：特斯拉、Net?ix）。特斯拉的顛覆性在于將電動車從“續航焦慮”的交通工具重新定義為“智能移動終端”，并通過OTA升級持續強化用戶依賴。

這些范式不僅揭示了企業從優秀邁向卓越的內在規律，更為中國企業的轉型升級提供了戰略參照。

站在全球產業格局深度調整的關鍵節點，當我們用數據勾勒出千億企業的全球圖譜時，既看到中國企業的崛起之勢，也清晰感知到我國企業與美國等領先國家的企業的差距。

這些數字不僅是企業規模的標簽，更是全球產業實力的“晴雨表”——它告訴我們：從“產業大國”邁向“產業強國”，中國千億企業的征程才剛剛開始。

我們要理性看待這個結果，更深層的差距藏在產業結構與核心能力的“質量代差”中。

高端產業缺位：全球千億美元市值企業中，美國企業占比近40%，其中信息技術領域有21家、醫療健康領域有17家，而中國信息技術領域僅有1家（華為），醫療健康領域沒有；千億美元營收企業中，美國在非日常消費領域有4家，在信息技術領域有3家，覆蓋電商、云計算等高附加值領域，中國則集中在建筑（4家）、能源（2家）等傳統領域。

技術主導權不足：全球千億美元市值企業中，半導體產品（10家）、生物科技（4家）等“卡脖子”領域的領軍企業幾乎被美國壟斷（如英偉達、ASML）；中國千億企業在半導體設備、AI大模型等核心技術環節仍依賴外部，技術護城河厚度不足。

全球研發費用超百億元的企業共189家，其中美國71家、中國37家、日本20家、德國15家；研發費用超百億美元的17家企業中，美國有11家，而中國只有華為1家。

生態主導能力薄弱：美國千億企業（如蘋果、亞馬遜）通過“平臺+數據+規則”構建全球生態，用戶與開發者規模超十億級；中國企業（如華為、阿里巴巴）雖在局部場景形成生態，但覆蓋廣度與規則制定權與美國企業相比仍有差距。

今天的中國千億企業，既有工商銀行、中石化這樣的“傳統巨頭”（全球利潤、營收前20強），也有寧德時代、比亞迪這樣的“新勢力”（新能源賽道全球領跑），更有華為、騰訊這樣的“生態建設者”（鴻蒙、微信生態覆蓋數億用戶）。這些企業的成長史，既是一部“政策引導與市場活力共振”的實踐史，也是一部“規模擴張與技術創新交織”的奮斗史。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開篇的第一句話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企業也是如此。任何不成功的企業都是因為有短板，任何成功的企業不僅沒有短板，還有一兩塊明顯的長板，長板在沒有短板的基礎上才起作用。

千億企業更是如此，企業越大，越不能有短板，還要樹幾塊長板。讀者應該能夠在本書的十篇案例中感悟其長板。如果一定要說三個千億企業的特征，那么應該是這三個：一是企業創始人和團隊有打造千億規模的雄心，二是選擇具有萬億規模的產業和市場，三是具有強烈的創新精神和能力。

本書收集了十個中國千億企業案例，比亞迪、小米、TCL、美的、美團是上市公司，華為、希音、TikTok、東方希望、vivo為非上市公司。

這僅僅是中國千億企業的冰山一角。我查閱了本書10個案例中6個公司的數據，詳見下圖。

本書10個案例中6個公司的數據

在我們的全球產業數據庫中，這6個公司都是我們綜合評價的全球領軍企業。華為是全球通信設備產業冠軍，美的是全球家用電器產業冠軍，比亞迪是全球新能源汽車產業亞軍，美團是餐飲產業亞軍，小米是信息技術與外圍設備產業殿軍，TCL主要產業電子零部件排名全球第五。

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到優秀企業的效率和研發投入水平。例如，華為的營收利潤率為9.2%，凈資產回報率為15.1%，在這樣的基礎上，其研發投入是利潤的2.2倍。比亞迪的凈資產回報率為21.6%，美的、美團的凈資產回報率都接近20%。顯然，這些企業具有典型的千億企業代表意義。

從創立到達到千億元營收，美的用了42年，TCL用了33年，比亞迪用了22年，華為用了21年，美團用了10年，小米用了7年。我相信這一組數據也許激勵了本書讀者中具有打造千億規模雄心的企業家。

在未來的全球產業地圖上，中國將產生更多的全球千億美元級別的產業冠軍企業和領軍企業，在數字經濟、綠色能源、生物科技等主賽道成為“標準制定者”。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實現從“產業大國”到“產業強國”的跨越。這不僅是企業的使命，更是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參與全球治理的底氣。

作者簡介：何志毅，清華大學全球產業研究院首席專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中國上市公司協會學術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