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源斌：我與三位家鄉銅城前輩的交往

家鄉銅城古鎮，曾經走出過諸多值得景仰的人物。由于遭逢際會，我有幸跟其中的于順昌、徐速之和陶云龍三位前輩，有過短暫而印象深刻的交往。

一

我跟于順昌將軍見面，是九十年代中期在北京。不過，此前20多年，我就聽過并十分仰慕他的名字。原因是，于將軍的外甥劉春華是我的同學。

全國“兩會”期間，陳源斌跟于順昌將軍在北京見面。右二：于順昌，時任解放軍報總編輯、少將。左一：陳源斌，時任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文學院院長、天長市委副書記

我和劉春華是銅城中學首屆（1970—1972）高中同學——借此機會，請允許我簡略介紹銅城中學首屆高中——招生范圍涉及銅城鎮和銅城、安樂、高廟、龍崗、大通、喬田、龍集、湖濱、楊村、永豐等10個公社。只有一個班，76人。

在我的個人記憶里，銅城中學首屆高中班人才薈萃，包括：

全科學霸：張正舉、萬延梅、湯文信和嵇孝忠。

恢復高考后，這四位毫無懸念地考進名牌大學，張正舉后曾任滁州電大校長、教授；萬延梅曾任天長市中醫院內科主任、副主任醫師；湯文信曾任天長市醫院副院長、副主任醫師；嵇孝忠后改名嵇曉中，分配至外地任重點中學高級教師。

組織能力突出者：許霞、李宜柱和潘瑞榮。

許霞后曾任安徽省建材廳總工程師；李宜柱曾任職于蚌埠市工商局；潘瑞榮曾任天長師范學校校長。

寫一手漂亮書法者：高春、陶家裕、曹國章和葉云龍。

這四位后來均參軍入伍。高春后曾兩赴前線參加“自衛反擊戰”，以上校正團職轉業至云南省檢察院；陶家裕從武警浙江總隊轉業至中國銀行杭州分行；曹國章轉業至滁州市交管部門；葉云龍轉業至天長市稅務部門。

理科突出者：王昌勝。

后曾任職于蚌埠市消防支隊。

文科突出者：劉春華、蔣建華。

劉春華后曾任安徽省審計廳副廳長；蔣建華曾任銅城中學副校長……

——76位同學，限于篇幅，恕我不能一一列舉。

銅城中學首屆高中畢業生師生合影及名單。其中，名單中劉廣玉為銅中校長，張重威、夏貴康、貝昌達、吳為有、陳梓云、朱明玉以及未參加合影名單中朱康和、黃堯時、李品祥、俞其善為老師，其余為學生。照片及名單由耿宏奎和陳勤兩位同學提供

當時還屬于特殊年代，有一次，同學們議論幾年前發生在武漢的一起事件，劉春華說，他舅舅于順昌，也是北京派去武漢的工作人員。

從那時起，我知道了從銅城古鎮走出去的文科才子于順昌：畢業于復旦大學，曾任教于解放軍政治學院，后轉入總政系統工作。

劉春華作文寫得非常好，印象最深的，他有一篇作文引用了“蜀犬吠日”成語典故，語文老師陳梓云十分贊賞，親自當堂朗讀點評。我下意識地想起了他的舅舅于順昌，還有家鄉人常說的一句俗話：外甥多像舅。

陳源斌出版的部分長篇小說和作品集

我和劉春華畢業后下放安樂公社，成了“知青插友”。我倆先后離開農村（我招工至縣郵電局，劉春華招工至安慶一家建筑公司），不久又在省城合肥重逢（劉春華先調省監察廳，再調省審計廳；我先調省郵電管理局政治部，再調省文聯）。

陳源斌在《人民文學》雜志頭條位置發表的四部中篇小說：《重現江湖》《殺人有罪》《你聽我說》《出手》

1993年初，我當選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兩會“期間，滁州及天長在北京舉辦經濟發展會議，俗稱“跑部（步）”，邀請在京家鄉知名人士與會。于順昌時任解放軍報總編輯，少將軍銜，屬于邀請之列。而我，時任安徽省文學院院長，并經省委組織部下派，擔任天長市委副書記，也要參加滁州及天長的“跑部（步）”活動。

陳源斌在《十月》《中國作家》《上海文學》《青年文學》等雜志頭條位置發表的中篇小說：《走過從前》《萬家訴訟》《天行》《到處都是謊言》

由于這個機緣，我得以跟于順昌將軍有過兩次見面。

第一次見面，是在于順昌將軍的解放軍報總編輯辦公室。同去的有好幾個人，只能禮貌性地打招呼。但是，我發現，于將軍是個非常細心的人，竟然辨別出了我的口音，問我是不是銅城人。我點頭說是，還告訴他，我跟他外甥劉春華是高中同學，知青插友，目前同在省城合肥工作。

第二次見面，是八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期間，于順昌將軍來安徽代表團駐地、總政所屬西直門賓館看我。

八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期間，陳源斌跟于順昌將軍在安徽代表團駐地、總政所屬西直門賓館合影。中：于順昌，時任解放軍報總編輯、少將。右一：陳源斌，時任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文聯黨組成員

于將軍送了我一本《顏真卿行書大字典》。他告訴我，第一次見面時，我曾經在他辦公室書柜里取出這本字典，看了又看，知道我喜歡，今天特地帶來送給我。

我再次感受到于將軍的細心和對年輕人的關愛。

于順昌將軍贈送的這本厚重的書法字典，我從北京帶到了省城合肥，又帶到了浙江杭州，再帶到了現在居住的上海。

1995年，陳源斌擔任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成員，訪問意大利留影。圖1：羅馬；圖2：巴勒莫總督府；圖3：威尼斯；圖4：西西里島；圖5：米蘭；圖6：佛羅倫薩

2025年12月1日，我為“話說天長”寫了一篇文章《1993年，天長人首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作為配圖的一張多人合影中，有于順昌將軍。

我轉發朋友圈時，劉春華同學為這篇文章點贊。稍后，春華同學微信告知了一個不幸消息：他舅舅于順昌2010年5月，突發車禍去世。

春華微信中有這樣一句話：看了你發的照片，引起我一陣心酸。

那個瞬間，我想起了跟于順昌將軍的北京見面，想起了于將軍贈送的那本厚重的書法字典，我跟春華同學一樣，也是一陣心酸。

二

第一次見到徐速之前輩的名字，是在滁縣地區文聯《清流》雜志1981年試刊號。該期雜志頭條位置刊登了我的小說《苦楝》，同期刊發的還有一組署名“徐速之”、總標題為《家鄉行》的古體詩，其中包括一首七律《銅城鎮》。

銅城鎮

依依南北兩茫茫，

父老鄉親欲斷腸。

鴻爪印痕埋齒石，

鸮音余興繞荒唐。

遭逢莫問門前雪，

巧奪終為瓦上霜。

半輩光陰拋逝水，

是非幾曾見家鄉？

稍后我得知，古體組詩作者徐速之，是一位從家鄉銅城鎮走出去的革命老前輩。

滁縣地區文聯《清流》雜志1981年試刊號，該期雜志刊登徐速之《家鄉行》古體組詩和陳源斌小說《苦楝》

1985年秋天，我調省城工作。一年后，我應天長縣志辦李伍倫（時任天長縣志辦主任，后曾任天長市人大副主任）和夏文蔚（時任天長縣志辦副主任，后曾任天長市委常委兼市委辦主任、天長市人大主任）邀請，得以跟徐速之前輩見面。

陳源斌作品翻譯為英、法、德、意文版本和臺灣繁體字版本

李伍倫主任對我的創作有過非常大的幫助。我在家鄉工作時，單位是縣郵電局，寫作只能利用下班后的業余時間。滁縣地區舉辦的文學活動，也無法參加。

陳源斌跟《陳源斌小說選》意文版翻譯者弗龍在意大利威尼斯圣馬可廣場合影。左：弗龍，意大利漢學家，威尼斯大學教授；右：陳源斌

右：弗龍，意大利漢學家，《陳源斌小說選》意大利文版翻譯者。

有一天，李伍倫（時任天長縣委宣傳部科長）帶地區文聯吳騰凰（時任滁縣地區文聯文協負責人，后曾任滁縣地區文聯主席）來找我，通知我參加地區文學筆會。李伍倫告訴我，地委宣傳部打電話到縣委宣傳部，部長直接找縣郵電局長，幫我請了假。

從那時起，我跟地區文聯有了聯系，經常應邀參加各種文學活動，開闊了眼界，也多了發表作品的機會。

陳源斌跟德國漢學家、《陳源斌作品集》德文版翻譯者曠斯特凡合影。右：曠斯特凡。中：陳源斌

李伍倫后來調任天長縣志辦主任，仍然關心我的創作。我倆也成了好朋友。《花溪》雜志1985年第6期“文壇新秀譜——陳源斌小輯”，曾配發了李伍倫和夏文蔚合寫的文章《陳源斌印象》。

李伍倫和夏文蔚赴省城，是為編纂新版《天長縣志》做前期采訪工作。兩位不忘舊誼，邀請我陪同一起去見徐速之前輩。

1992年10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天長縣志》，夏文蔚、張云年、李伍倫總纂，徐速之為特約審稿人之一

徐速之時任安徽省政府副秘書長，他在省政府一號樓自己的辦公室接待我們，并按照采訪提綱，詳細講述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生涯。

徐速之原名徐顯祖，1916年11月7日出生于銅城鎮，1932年4月參加革命。抗日戰爭時期，組織“吼聲”學社，為社長，并兼任《戰生》周刊主編。創辦《青年戰線》三日刊。1939年2月參加陳文抗日義勇團，任第2支隊主任副官、政訓科科長。1939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家鄉天長歷任區委書記、縣長、縣委書記，后任淮南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華東軍區警衛團政治處主任、淮南支隊政委、江淮第一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巢湖軍分區副政委、水利工程第一師副政委、淮委政治部代理主任、省教育廳副廳長、省人委副秘書長、省政府副秘書長。是老紅軍。享受副省長級醫療待遇。

2006年，陳源斌擔任浙江作家代表團副團長兼秘書長，訪問芬蘭、瑞典和丹麥留影。圖1：赫爾辛基；圖2：馬爾默；圖3：諾貝爾雕像；圖4：斯德哥爾摩；圖5：丹麥美人魚；圖6：安徒生雕像

李伍倫和夏文蔚做了詳細記錄，我作為旁觀者，一直靜靜地聽著。

徐速之口述的經歷里，包含著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當年，他因為說真話，付出了極大的人生代價，而歷史已經證明，他是正確的。

采訪結束時，我問徐速之前輩，有沒有計劃寫一部回憶錄，尤其是他因為說真話而遭遇坎坷這一段經歷，保留這段鮮活的歷史真相，以供后人借鑒。

徐速之搖搖頭，說他不準備寫回憶錄。

他提到了兩個人的名字，說，這兩位當事人，現在就在省城合肥，還活著，年事已高，身體狀態很不好。

徐速之解釋了自己不寫回憶錄的原因，是為尊者諱。

那一刻，我看見了跟想象中不一樣的徐速之前輩。

三

陶云龍前輩是從銅城鎮走出去的傳奇人物。他抗戰時期即在家鄉從事治安保衛工作，此后一直在公安戰線。上世紀七十年代，陶云龍的職務是安徽省公安廳副廳長。這個級別的干部，當時屬于高干。

《抗戰時期天長根據地的公安司法工作（二）》文章中，關于陶云龍參加保衛干部訓練班的記載

我跟陶云龍前輩從未見過面，卻在一個特殊背景下，有過一次特殊的交往。

1977年，我在銅城郵電支局當總機。那個年代，電話需要總機接轉。銅城鎮只有區委、鎮黨委和少數單位有電話，總機在各單位上班時間比較忙，其他時間很清閑，夜班照例睡覺。

陳源斌部分獲獎小說，均名列榜首：《萬家訴訟》獲第五屆《小說月報》百花獎〔榜首〕、《仇殺·殺仇》獲第三屆（1989—1992）青年文學創作獎〔榜首〕、《北撤河東》獲1992年莽原文學獎〔榜首〕、《萬家訴訟》獲《中國作家》1991年中篇小說獎〔榜首〕、《一案九罪》獲1990年萌芽文學獎〔榜首〕

有一次我值夜班，半夜時分被一陣急促鈴聲驚醒，是省城合肥長途，要銅城區委。我三次撳按呼叫鍵，均無人接聽。我填寫好話單記錄，準備上床睡覺。

鈴聲再次響起。還是省城合肥長途，這次是要銅城總機。

線路那頭傳來一個成年男子的聲音，自我介紹說，他叫陶云龍，也是銅城人，在省公安廳工作。

陶云龍抱歉半夜打攪我，說愛人得了重病，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可能撐不過24小時。

陶云龍請我幫忙，給住在鎮上的孩子舅舅帶個口信，今天務必來人趕到合肥。

我解釋說，我家在鎮郊鄉下，不熟悉鎮上的人，請他告知孩子舅舅的名字和住址。

陶云龍說了一遍。原來這個人我聽說過，人稱“老徐”。就住在區委斜對面，距離總機房步行不到五分鐘。

當年的交通很不方便，天長至合肥只有縣城早晨六點一班長途。如果等我八點下夜班，再去轉達口信，老徐的家人當天肯定到不了合肥。

我放下電話，隨即趕到老徐家。從睡夢中被叫醒的老徐，有點不敢相信，說，自己兒子剛從合肥回來，姑媽今天早晨親自送到合肥長途車站，當時人還好好的。

陳源斌主編的部分書籍

回總機房不到十分鐘，有人敲門，是老徐和家人，給了孩子姑媽家庭電話號碼。我撥打過去，意外的是，那邊應答的是省局總機。

省局總機確認是我是銅城總機后，告知：剛剛接到通知，這個號碼已經被封閉。

頓時，老徐和家人臉色變了。我相信，我自己的臉色也變了。我們都明白，可能出了什么事。

兩天以后，報紙和廣播新聞點評了前不久發生在銅城鎮的一起老徐父親去世后的葬禮，稱之為“喪葬事件”。

省地縣工作組隨之進駐銅城鎮。有消息說，事情發生時，陶云龍正在北京開會，事情結束后，才散會回合肥。工作組進駐的任務之一，是要查清真相。

（陳源斌主編的《臺州風骨》，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很快，我被工作組叫去問話，兩個問題：我值夜班那天，省城打長途電話的人是誰；說了什么。

工作組沒有提到第三個電話，即老徐和家人打給陶云龍家庭號碼未能接通的電話。我想了起來，當時事起倉促，忘了填寫話單記錄，事后也沒有補上。

我由此判定，工作組應該是從銅城總機查閱話單記錄，發現了那天半夜的兩次省城長途，懷疑跟老徐父親的葬禮，存在著某種關聯。

前面說過，我住在鎮郊鄉下，跟鎮上的人不熟悉，也不清楚特殊年代發生過的各種恩恩怨怨。因此，時年22歲的我，對這起事件的看法，比較簡單。

我認為，老人去世舉辦葬禮，是傳統習俗。之所以演變成“事件”，可能場面過大，加上親屬身份敏感。不過，如果就事論事，歸根結底，仍然是一場葬禮。

我還認為，陶云龍讓孩子舅舅家人趕到合肥，應該是想當面了解真實情況。這種做法，同樣屬于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我擔心的是，如果我實話實說，在當時的情勢和氛圍下，極有可能出現另外一種解讀，讓事態變得更加復雜。

我想起了一句家鄉話：寧可雪中送炭，不能火上澆油。

我覺得，有必要對那天夜里發生的真實情況，加以適當的刪減和保留。

我給工作組的正式回答是：

第一個電話是要銅城區委，無人接聽。第二個電話是要銅城總機，詢問銅城區委為什么無人接聽。至于打電話的人是誰，對方沒有說，我也沒有問。

（根據陳源斌小說改編的電影《秋菊打官司》郵政紀念封）

“喪葬事件”后來有了結論，經查證，公安廳副廳長陶云龍所述屬實，事情發生時，他在北京開會。散會回合肥，事情已經結束。其愛人是葬禮的全程參與和操辦者，應負主要責任。陶云龍僅僅負有平時對家屬管教不嚴的次要責任。

八年以后，我調到省城。在省城工作的老鄉時常提到陶云龍前輩，說，陶老雖然到齡離休，但人脈很廣，說話很有份量。還說，陶老對家鄉人很好，無論陌生還是熟悉，只要找到他，都會給予熱心關注和大力幫忙。

（陳源斌長篇小說新作《世事家常》，濟南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

有過登門拜訪陶云龍前輩的想法。不過，這個想法如同電光石火，稍縱即逝。

第一個原因，很重要：我當時一門心思當作家，作家必須出作品，作品是一個個字寫出來的，需要全力以赴，社交活動能免則免。

第二個原因，也很重要：我擔心見陶老時，一不留神說出當年長途電話的事。那么，我的登門拜訪，就變了味道。

我在省城合肥十七年，始終沒有去拜望陶云龍前輩。

2026年3月4日于上海源水新墅

陳源斌 1955年出生，安徽天長人。中共黨員。畢業于北京大學。當代作家。1986年10月加入中國作協。

1978年發表小說。曾獲《中國作家》《青年文學》（兩屆）《小說月報》（百花獎）《上海文學》《萌芽》《莽原》《小小說選刊》等刊物獎，另獲首屆安徽省政府文學獎和中國作協莊重文文學獎。

《萬家訴訟》改編為電影《秋菊打官司》（張藝謀導演，鞏俐主演，獲中國電影金雞獎、百花獎和第4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長篇小說《殺人有罪》改編為電影《心靈，1949》（衛列導演，文章主演），長篇小說《秋菊傳奇》改編為40集電視劇《幸福到萬家》（鄭曉龍導演，趙麗穎主演，獲中宣部第十七屆“五個一工程”獎）。

小說《命系懸壺》《萬家訴訟》和散文《定海抗英六晝夜》選入北京、香港等地大學和中學課本。

由陳源斌原創的“討個說法”，收入《現代漢語詞典》“說法”條目。

曾任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黨代會代表、安徽省文學院院長、天長市委副書記、安徽省文聯黨組成員、浙江省作協創聯部主任、浙江作家畫院創始院長、浙江省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執行主任。

1993年破格評定為文學創作一級（正高），同年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安徽省首屆“四個一批”拔尖人才、浙江省首屆“五個一批”人才。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兼職教授。

作品被翻譯為英、法、意、德文字，在羅馬、威尼斯等地出版。

曾被《女友》雜志讀者投票推選為“當代十佳小說作家”（包括鐵凝、蘇童、池莉等10人）。

曾被《中國作家》雜志社評為該刊“20年最有影響的作家”（包括莫言、王安憶、蔣子龍等1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