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新周報》，據《國際先驅導報》 唐蕊/文

嘗試與“和平中立派”國家建交

開國大典上，毛主席莊嚴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宣告：“凡是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新中國成立后，外交部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以周恩來外長公函的形式，向各國政府送交這一公告，傳遞出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當時兩大陣營對峙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確立了“一邊倒”和不急于同資本主義國家建交的方針，但是，黨中央和毛澤東仍然清醒地意識到，在兩大陣營之外，還有印度、緬甸和印尼等一大批“中間國家”，周恩來把它們稱為“和平中立派”，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周恩來的外交突破有了方向。

在同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朝鮮、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建交的同時，周恩來領導外交部特別重視同“和平中立派”國家的建交。

與印度的建交成為新中國與“和平中立派”國家建交的最初嘗試。1949年12月31日，印度政府致電周恩來，表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希望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當天，周恩來就將這一情況匯報給了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

經中央討論，周恩來復電尼赫魯，同意中印建交，并愿意開始建交談判，得到了印方的積極回應。經過一系列磋商和談判，中印于1950年4月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中印建交，開辟了新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建交的道路。

外交突破的同時，新中國還與錫蘭（斯里蘭卡）、緬甸等國展開了貿易往來，雖然規模有限，但是卻具有打破美國封鎖禁運政策的重大政治意義。

在中國的影響下，印度、緬甸等國家都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組織，使得美國企圖在亞洲形成對中國包圍圈的陰謀未能如愿。與印度、緬甸、印尼等國友好合作關系的建立，成為新中國突破西方國家包圍和封鎖的重要戰略。

“和平共處”成為國際準則

在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建交的問題上，雖然“不急于”，但是，周恩來從沒有中斷過努力。與英國的建交過程中，根據中央和毛澤東“拖一下”的指示，外交部一面維持與英方的談判，一面保持外交主動、試探對方的底線。但是，中英建交談判因中蘇締結協定、朝鮮戰爭爆發等問題被一度擱置。

1954年，因為日內瓦會議上英國的態度有別于美國，并一再表示愿意改善雙方的關系，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對此給予了積極的回應。此后，中英雙方頻繁磋商，最終促成了雙方互派代辦，建立代辦級外交關系。

1972年，中英建立了全面外交關系。這是新中國與西方國家外交關系史上的一大進展。此外，1964年，在周恩來親自主持下，實現了中法建交，打開了我國對西方大國建交的突破口。

在如何處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關系的問題上，周恩來創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尼赫魯

1953年12月底，中印兩國就中國西藏地方與印度的關系問題在北京舉行談判。談判開始時，周恩來同印度政府代表團的談話中，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后正式寫入雙方達成的《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

1954年6月，周恩來和印度尼赫魯總理的聯合聲明以及此后的許多國際性文件，都采用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初是用來解決中印雙邊關系的，但是，很快就超出了這個范疇，在國際社會得到了廣泛推廣，成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

他把外交變成為藝術

根據國際格局的變化，周恩來提出新中國的外交方針要從“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轉變為“必須走出去”，這一轉變得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認可。此后，在世界外交舞臺上，周恩來以他獨特的個人魅力，為新中國樹立了良好的外交形象，使得新中國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外交大國。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上的表現尤其引人注目。

日內瓦會談

1954年4月，旨在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在日內瓦舉行。周恩來通過臺前幕后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不但打擊了美國霸權主義的囂張氣焰，還大大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

事實上，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以大國身份參加的重要國際會議，是一場極其復雜的外交斗爭。歷時51天的日內瓦會議，由于美國的百般阻撓，最終沒有在解決朝鮮問題上達成任何協議。然而，周恩來在此次會議上的多次發言，展現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胸懷和才華，他入情入理、深刻尖銳、機敏聰慧的發言贏得了與會代表的尊敬。

散會后，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興奮地拍著周恩來的肩膀，那種欣賞溢于言表。朝鮮代表更加感慨：“蘇聯人將外交變成科學，而中國人使外交變成為藝術。”就連有30多年外交經驗的美國人艾登也情不自禁地稱贊：“我一生搞外交工作，還沒有遇到一個像周恩來這樣杰出的外交家。”

日內瓦會議的另外一項議程——印度支那問題卻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周恩來所提的《關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敵對行動》的六點建議，既堅持原則，又靈活可行，關鍵是雙方的利益都照顧到了，對會議的進程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經過多方努力，交戰雙方終于在停戰協定上簽字。

廣交朋友，求同存異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了第一次亞非會議，史稱“萬隆會議”。這次會議由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和錫蘭（斯里蘭卡）五個國家召集，亞洲和非洲共有29個國家與會，代表著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中國被邀請參加這次盛會。

會議開幕后，周恩來一開始放棄了發言的機會，想先聽聽其他國家的意見。與會各國雖然意識形態不同、政治制度迥異，大多數表達了和平、獨立、團結、協商的愿望，但是不乏對新中國及其政策有懷疑，甚至攻擊共產主義的聲音，有些代表的發言偏離了會議主題，致使會議出現了分歧和矛盾，幾乎陷于僵局。

在這樣的情況下，周恩來果斷放棄了原先準備好的發言稿，將它作為書面發言稿散發，利用會議中午的間歇，另外趕寫了一份發言稿。就是這個發言語驚四座：“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周恩來大聲呼吁：“十六萬萬亞非人民期待著我們的會議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期待著我們的會議能為擴大和平區域和建立集體和平有所貢獻。讓我們亞非國家團結起來，為亞非會議的成功努力吧！”周恩來的發言贏得了長時間熱烈的掌聲。

顯然，周恩來只有18分鐘的發言，成為會議的高潮。他所提出的“求同存異”，成為“萬隆會議”的主導精神。周恩來在亞非會議上所表現出的高超外交藝術，以及他所倡導的獨具中國特色的外交風格，再一次得到肯定。

曾有人這樣評價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的表現：“那準確選擇時機的外交才能幾乎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幾乎已經陷入僵局的時刻脫穎而出，成為會議明星，成為排難解紛，平息爭端，帶來和平的人物”。

在會議外，周恩來不忘廣交朋友，幾乎結識了所有國家的代表團團長，許多人因此消除了對立和敵視的情緒。周恩來還借機消除了一些國家在臺灣問題上對新中國的誤解，為新中國獲得了亞非乃至世界輿論的支持。

在26年的總理生涯中，周恩來一直分管外交工作，到他逝世前，總共有107個國家與中國建交，這其中還包括美國和日本。在周恩來的努力下，新中國的外交贏得了廣泛的贊譽和支持，更在亞非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成為國際外交中舉足輕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