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著招租廣告的打印紙逐漸開始泛黃。

假期不過剛兩周，曾經短暫喧鬧過的縣城就又歸于寂靜了，原本對節假日帶來的“繁華生意”還抱有幻想的人，在如今“空蕩街頭”沖擊的現實中，也逐漸趨于了理智。街道中心目之所及，四處盡是明晃晃關閉的卷閘門，以及隔著玻璃櫥窗但貼著大黃色紙張的“降價、轉讓、不干了”等宣傳告示。

在縣城經營咖啡店的孫麗不到9點就開了門，但直到12點，“也才做了6杯咖啡，2杯還是給我閨蜜送的。”

一杯咖啡18-38，孫麗的“精品咖啡店”3年前剛開業時，也曾紅火過一段時間，“那時，縣城喝咖啡的人并不多，很多人的消費還停留在甜品奶茶，我想做個不僅能喝咖啡，還可以提供社交場合，大家聊聊天的地方。”

盡管一開始，孫麗的咖啡店并不被看好，但孫麗還是在其中看到了商機，“縣城男人們聊天談事需要酒局包間，那女人們也需要除麻將桌以外的地方。”孫麗的眼光彼時并沒有出錯。

新開的咖啡館很快就成了縣城的網紅地，客群也從80、90后的上班族逐漸延伸為更多年齡段的人，“60、70后一些家境不錯的阿姨也會來消費聊天，拍照體驗一下年輕人的生活。”而周末學生群體的結伴打卡更是讓這個咖啡店成了當地討論熱度不小的地標。

好景不長，咖啡館開了不到一年，“看到我生意還不錯，同品類好幾家也就跟著模仿起來了，新店一多，‘價格戰’就不得不成了獲客主流渠道。”

但真正的沖擊并不只有這些，沒有多久，一些原本只在一二線城市經營的咖啡連鎖品牌也開始“下放”身姿，走向了縣城。“客流很快就沖散了，大家就算再愛這環境，也抵不住9.9一杯的誘惑，有些人也會自帶飲品坐在店里，你說，縣城就這么大點地方，也不好直接趕人走，傳出去生意可咋做。”

盡管過年期間的生意還能看，“很多返鄉休假的年輕人都不免來喝上幾杯，但隨著收假返工，整條街上都看不到幾個人，更別說店里了。”

而原先的老客群也在家庭“經濟收縮”的過程里，逐漸減少了咖啡這項非必要不支出。“真養成咖啡習慣的人，也會給家里買個咖啡機，大部分人都品不出好壞的，超市網店速溶的那些咖啡包成了消費主力，一杯成本都到不了3塊。”

孫麗面對人煙稀少的現狀，只得另尋出路，她也希望像大城市精品咖啡館一樣，搞點類似的交流讀書插花分享活動，“但辦了3回就辦不下去了，總有點水土不服，看起來土洋土洋怪怪的，現在大部分人生活都是務實為主了，以前好的時候能搞點精神追求，現在都忙著過自己日子呢，哎，都不容易。就我知道的幾個此前花錢大方當房東的姐，現在也都不出門打麻將了，還說想尋摸看能做個啥活不，這在以前根本不敢想。”

孫麗已經開始核算起了成本，“一天賣夠20杯才能包住，多了算我的工資，僅靠一個春節想拉動整年成本，幾乎不太可能，也許再撐幾個月，也就跟對面那個服裝店一樣，要關門進城打工了。”

的確，和收假前家長帶著孩子們采買新衣的熱鬧相比，如今，不管是縣城內部的商場，還是街道上的鋪面，都顯得空落落的，打眼望去，并沒有幾個真正逛街的行人。

不過，張萍還是不死心。天好的時候，張萍端了小板凳放在門口。張萍經營一家女裝店，大部分時候她都在和隔壁鄰居王姐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不過眼睛到底還是警覺的，一旦發覺有人經過，張萍就會立即上前，擋住去路，并及時攀談，“便宜處理呢，進來隨便看看，可以試。”

張萍期望能在最近1周就把店里的衣服清完，她和房東的租約只剩不到兩周了。約摸20平左右的店面里，張萍店里掛著的都是年輕女裝，

雖然對比城市早已掛上春裝不同的是，張萍店里還在處理降價銷售羽絨服、毛衣等品類，但這些在精品服裝店至少300元起步的棉衣，張萍還是用鮮紅的大字寫上了99元-199元，而毛衣的促銷力度更是達到39、59、100元兩件等價位。

有人找張萍砍價，“100塊3件行不？能行的話就掏錢了。”起初張萍并不愿意，“妹子，已經降價處理了，我連本都包不住。”但在顧客放下衣服，往出走后，張萍還是明顯地嘆了口氣，然后拉住了顧客的手，“好好好，我給你裝著吧。”

少了此前買完東西后的熱情寒暄，只有多了一些賣出東西后的如釋重負。張萍開始吐槽，“這100元是近兩天收到的最大流水，前天滿打滿算，就賣了150。”

很多店里“盛大開業”的告示還沒來得及撤下，寫著“不干了，10元起”的黃紙就已經貼上了。

有關縣城凋敝的討論由來已久，這或許并不新鮮，只是人們從來都缺失一個真正的切口深入到對于縣城的生活細節觀察里。

在張萍的講述中，不大的縣城里，因為缺乏活力和流動，各種職業的“世襲”都非常普遍。且不論最受縣城人青睞的吃“公家糧”的公務員和事業編制工作，依靠上一代的關系和運作影響有多大。

包括很多做店鋪小生意的人，餐飲的，服裝的，商店的，五金的……“也都是兩代甚至幾代人做，有的店幾十年連地方都沒挪過，在縣城做生意，離不開熟人的介紹和圈子，不過現在人也越來越少，好些幾十年老店都關門了。”

張萍的服裝店就是，沒結婚前，一直是婆婆經營，“賣些中老年女性的衣服，那時候生意是真的好，我婆婆店里動不動一個姐就買幾千塊錢的衣服，上新了電話消息更是不停，都讓給預留著，衣服根本不愁賣，全是熟人照顧。”

但張萍結婚后，婆婆的生活重心逐漸放在了看孫孫和出門打麻將上，店面的運營自然而然也就交給了張萍，“覺得年輕人主意多，賣些年輕女也好著。”但想象終歸只是想象，曾經靠店面運營能維持家中支出的幻想，在如今日均200元不到的流水中逐漸被打破，“真不如進城打工，現在這情況連房租都要付不起。”

張萍的情緒或許代表了街上許多商家的心聲。對于當前的縣城市場來說，頻繁的轉讓和更新絕不是淺顯的“旺鋪招租”，“生意好能掙錢的話，人又不傻，哪有把錢推給別人掙得說法啊。”

而和張萍聊天的王姐，雖然近幾年生意不好做，但并不著急轉讓，一部分的原因和底氣也來源于其店面不需要租金，“是她家自己的房子。”這讓王姐看起來多了幾分坦然，不過除過自家還在營業的店面，租給別人的好幾個鋪子也不意外已經關了門。“空了兩個多月了，沒人租，連問的電話都沒幾個。”

王姐家的門面房自蓋好從沒愁過租客，“租金也都按時交呢。”王姐把兩層都租給了早先一家‘品牌’服裝店，一層一年能租個小5萬，二樓少點，但兩個一起租7、8萬是沒有問題的。”

租金按時交，續租也不含糊，意味著，早先縣城的生意并不難做，“最起碼掙多掙少總有錢掙。”不過申請降租的開始從2020年年初有了端倪，原本租6萬一年的鋪子，“給人降到了4萬5，本以為這就是底線，沒想到這兩年，幾乎每到交錢的時候就得跟租戶掰扯，一次降個1千2千，現在都降到3萬8了，就這，人家還說租完這個月就退租打工啊。”

雖然同為做買賣的人，但王姐也深知如今生意難做，“大家伙手里沒錢了。我以前還想著攢點錢以后把孫子送出國留學，現在是不敢做這夢了，房子空一天是一天，壓根沒人問。”

租鋪子經營的人和租房用于居住的人本質上是兩個群體，不像是那些為著生活居無定所，只能靠打工四海為家的人，“做生意的，多少還有點投資的本錢，沒有說今天做完，明天就關門的。”大都是希望能走的更長遠，經營的更紅火，“押一付六的都很少見，以前哪個不是一年起租。”

一個普通店面，不管是經營餐飲還是服裝服務，從租門面裝修到一點點收回成本，再到最后正式盈利，周期肯定都得好幾個月。“有的攤子鋪的大，光是收回成本就得至少大半年，流水跟不上，可不都愁的要命。”

隨著新一代年輕人群的出現，對于那些走出縣城去往大城市工作的人來講，“見識過新的生活的人，也沒法再心甘情愿回到我們這小地方。”至于下一輩子女的教育，更是年輕人離開縣城，選擇進城務工的一個較重籌碼。

出身普通的孩子，學習幾乎就是改變人生的唯一途徑。因此，家長們拼盡全力也想離開縣城，去往更大的城市安家落戶，就是為了孩子能夠接受更加優質的教育資源。

這或許也從另外層面解釋了，為何如今縣城生意難做，商鋪難租，經濟發展緩慢。因為從根本上來講，不過就是“人”的問題。縣城“凋敝”受到了人口外流和人口自然增長率連年下降的影響。

當然，線上購物的興起以及物流的完善也給傳統的街邊商鋪帶來了巨大沖擊。當消費者足不出戶就能買到全球各地的商品時，傳統線下商鋪的優勢也不復存在。而在電商大潮的席卷下，縣城的商鋪自然也難逃厄運。

除了服裝，教育、美容、包括餐飲等行業的商鋪同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今年上半年，縣里不少餐飲店每天至少有一半的時間是空著的。”

做生意從來都是謹慎的，而關門卻也是“逼不得已”。

和大城市的燈紅酒綠以及繁華商業相比，縣城往往會讓人聯想到煙火氣，人情味，說好聽點，多透著一種安逸和閑適。但說不好聽點，“也是一種懶散和安于現狀。”的確，至少早幾年的縣城是這樣的。

人們習慣于人和人之間靠共同認識的人連接，關系和關系的凝結從來都有自己的系統和體系，就連做生意，也都有一條街干一條街的事情，“出門打個招呼，哪個不是照應。”

但時間飛逝，這樣的“快活”也逐漸被打破，越來越多的人發現，縣城逐漸成為“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鄉”。

而居住于此的人，也再沒了完全的坦然和閑適。

就像張萍說的，“縣城房東們都開始拼多多講究性價比了，原來真的沒有人能一輩子有錢啊。”

· 應受訪者要求，文內人物為化名。

本文創作團隊

撰文 | 湯加

文內圖片 | 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