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國自行研制的信息通信設備在全球通信設備市場中占據重要地位，在關鍵技術創新和產業規模上實現了重大突破，移動通信技術實現全球領先，光通信技術產業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但曾幾何時，我國通信設備產業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艱辛發展過程。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內陳列的一臺收報機，就見證了我國通信事業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歷程。

白手起家自力更生

紅軍時期，我軍利用在龍岡戰斗中繳獲的只能收報不能發報的“半部電臺”，以及在東韶戰斗中繳獲的一部完整電臺，建立了無線電隊。

在此基礎上，我軍無線電通信隊伍逐步壯大。至長征前夕，紅軍總部共舉辦無線電訓練班11期，培養了一批無線電技術骨干，為抗戰時期無線電通信事業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抗戰爆發后， 八路軍和新四軍，深入敵后創建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

為了有效指揮調度各地部隊，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急需大量的高質量通信設備。

然而，我敵后根據地物資匱乏，國民政府還頒布了干電池、通信元器件等都不準運進邊區的禁令，日寇在各地實行“囚籠”政策，各根據地被嚴密封鎖、分割成片，獲取通信器材極為困難。

為了打破這一困境，保障我軍通信聯絡的暢通，當時負責保障全軍通信聯絡的軍委三局，決心成立延安通信材料廠，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無線通信裝備。

1938年6月，延安通信材料廠在距離延安10余公里的鹽店子村正式成立。

建廠初期，工廠由10余個窯洞和四五間小平房組成，設備極為簡陋，主要設備僅有小型車床、刨床、鉆床、砂輪各1臺，人員也極少，技術人員和生產工人加起來只有20余人。

我軍通信設備研制事業就是在這種艱苦條件下開創新紀元的。

艱苦奮斗不斷壯大

面對資源匱乏、條件艱苦的困境，延安通信材料廠員工在黨中央領導下，不等不靠，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延安精神，不斷攻堅克難。

缺乏原材料，便就地從破飛機、舊汽車、舊鐵軌等物品中收集；缺乏資料，就在實踐中邊干邊摸索邊總結；沒有標準生產圖紙，就自己設計機器底板圖、面板圖……

在反復試驗和不斷改進的過程中，延安通信材料廠不但相繼制造出可變電容器、可變電阻、電鍵等多種元器件，還研制出了波段開關。

在制造元器件的基礎上，延安通信材料廠根據敵后游擊戰爭的需要，先后裝配數百部由電池和手搖發電機供電的小型電臺、電話單機和總機。

至1938年底，延安通信材料廠的元器件自給率達到40％，1940年便提高到70％。

延安通信材料廠并不止步于已取得的成績，后來還成立了試驗室，引進了孫俊人等一批高層次的通信技術人才，專門從事通信裝備的研制和開發。

抗日戰爭中后期，延安通信材料廠和各根據地的通信工廠攻克了眾多技術難關，制造裝配了一批能夠進行更遠距離通信的50瓦、100瓦等1000瓦以下多種功率的多級發報機，三燈、四燈和質量較好的超外差式收報機，50門以下多種規格的磁石電話交換機，并專門為新華通訊社制造了500瓦發報機，同時還改裝了廣播發射機。此外，為更好支援敵后戰場游擊作戰，試制了小型報話機，仿制了日式小型手搖發電機。

到抗戰勝利前夕，紅色通信電臺總數達到了700部，比抗戰初期增長了20倍。

夯基建業貢獻卓著

抗戰時期，延安通信材料廠制造裝配的一臺臺性能更優、功能更全的無線通信設備，裝備到各部隊中，織就了一張以延安為中心，輻射全國各部隊、各根據地、游擊區、敵占區的無線電指揮通信網絡，確保了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指揮調度與信息交流暢通無阻，在多次重大戰役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延安通信材料廠還培育了一大批通信技術的科研力量。

最初，延安通信材料廠的工人中既有經歷過長征的紅軍戰士，也有從上海、武漢、北平等地前來的工人和技術人員。

但隨著軍委無線電通信學校(又稱“延安通校”)的成立，帶來了一批寶貴的通信技術專家。

這些專家不僅在學校教書育人，也參與到材料廠的研發制造中。

同時，延安通信材料廠也成為延安通校學生的實操平臺，他們在這里將理論轉化為實踐，通信材料廠逐漸成為為黨培養通信人才的重要陣地之一。新中國成立后，他們成為我國軍工電子、航空航天、“兩彈一星”等領域的科技專家和管理骨干。

延安通信材料廠白手起家，實現了全黨全軍通信器材的自給自足，為新中國通信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表彰延安通信材料廠的功績，1940年7月7日，毛澤東專門為延安通信材料廠題詞：“發展創造力，任何困難可以克服，通訊材料的自制，就是證明。”

結語

在應對1947年國民黨軍對延安發起的聲勢浩大的進攻時，延安通信材料廠解散，以響應黨中央撤出延安的戰略行動。其相關生產設備和技術骨干分散到其它各解放區，組建新的通信器材廠，繼續為通信事業貢獻力量。

雖然延安通信材料廠后來沒有重建，但它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中通信事業的重要起點，激勵著后人奮勇爭先、不斷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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