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飛

01

四川，人口加速減少

3月17日，中西部經濟第一省四川公布了《2025年統計公報》，人口數據著實讓人一驚。

雖然四川省人口在2023年開始也不可避免地進入了下行通道，但過去兩年每年也就減少幾萬人而已。

最新數據則顯示，去年四川省減少了46萬人，在目前公布人口數據的10個地區中，人口減少量暫位居第一：

全年全省常住人口出生人口43.4萬人，人口出生率5.20‰；死亡人口78.6萬人，人口死亡率9.42‰；人口自然增長率為 ?-4.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8318萬人，比上年末減少46萬人。

制圖：城市財經；數據：各地區統計局

從數據來看，人口第一大省廣東增量繼續穩居第一，浙江增量第二，四川暫居減量榜第一。

山東算是躲過去了，去年減少量全國第一，今年擺脫了這個頭銜。

最終誰是人口減少量第一省，還得看之前人口減少比較猛的河南、湖南、黑龍江三省人口數據，這三個省過去四年人口合計減少量均超過百萬。

02

首次，四川人口凈流出了

關鍵問題來了，四川省人口為何加速下降？

從直接數據來看，是出生人口斷崖式下降疊加人口凈流出之故。

從2021年開始，四川省出生人口低于死亡人口，自然人口開始下降。常住人口則從2023年開始下降。

2022年至2024年，四川省自然人口減少量均在25萬左右，去年自然人口減少量直接高達35.2萬人。

制圖：城市財經；數據：四川省統計局

過去兩年四川雖然常住人口下降，但主要是自然人口下降所致，人口仍在凈流入，2024年人口凈流入21.3萬，凈流入規模位居全國第三。

制圖：城市財經；數據：各省市自治區統計局；其中帶*的地區，未公布直接出生人口與死亡人口數據，是根據公布的出生率與死亡率計算得出

2025年首次出現了減少，去年人口凈流出了10.8萬人。

自然人口減少35.2萬，人口凈流出10.8萬，才有了四川省去年常住人口減少46萬的規模。

自然人口的加速下降與全國大背景同頻。

國家統計局披露：

全年出生人口792萬人，人口出生率為5.63‰；死亡人口1131萬人，人口死亡率為8.04‰；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41‰。

制圖：城市財經；數據：國家統計局

792萬新生兒，直接跌破了800萬，創下新低。

少子化之下，全國人口于2021年見頂，2022年開始減少，當年減少了85萬人，2023年加速減少，減少了208萬人。2024年減少139萬人，2025年減少339萬人。

制圖：城市財經；數據：國家統計局

大趨勢下，四川省人口同樣開啟了加速向下。

制圖：城市財經；數據：四川省統計局

從四川省歷年常住人口走勢可以看到，2010年至2020年十年間，十年合計增加了326萬人，平均每年常住人口增量32.6萬人。

與此同時，四川省的經濟總規模也達到了新高度，去年四川省GDP高達6.77萬億元，位居全國第五。

過去二十年，四川省排名上升了4個位次。

制圖：城市財經；數據：各省市自治區統計局

這些成就背后，離不開強省會戰略的成功。

四川省的強省會戰略，既是歷史因素決定的，更是地理格局決定的。

四川位于我國大陸地勢三大階梯中的第一級和第二級，即處于第一級青藏高原和第二級長江中下游平原的過渡帶，高低懸殊，西高東低的特點特別明顯。西部為高原、山地，海拔多在3000米以上。

能夠提供給四川發展的，就是四川盆地，也即成都平原這一帶。

地理形勢疊加抵御沿海虹吸，推著四川往強省會路上狂奔。

也成就了成都在四川省內一柱擎天般的存在。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恰恰在強省會戰略之下打造了超大城市成都，有了強大的成都引領，才成就了如今的四川。

這就是本號不斷強調，對于中西部弱省來說，強省會才是最好的選擇。

有限的產業若不集中在省會與首府，不強省會強首府，對于缺錢、缺產業、缺人才、缺環境的中西部地區，如何才能招架得住東部的人口虹吸？

四川正因為有超大城市成都，在過去二十多年里不僅抵御住了東部的虹吸，甚至以成都為橋頭堡，反吸東部人才入川。

當然，由于資源稟賦不同，不是誰都能像成都、四川這樣，但若不這樣，會流失得更快。

又一個關鍵問題來了，既然之前四川依靠強省會反吸東部人口，一直保持著人口凈流入，為何2025年首次出現了人口凈流出？

本號認為，這與當前的經濟、就業大環境有直接關系。

權威媒體普遍強調一個規律：“人跟著產業和收入走”。以廣東為例，其之所以長期保持人口凈流入，核心在于其經濟規模、產業體系和就業容量均居全國首位，形成持續虹吸效應。

對比之下，中西部地區即便經濟增速不低，但在高端就業崗位、薪資水平和產業密度上，仍與珠三角、長三角存在差距。

正是在這一輪經濟承壓周期中，這種差距被進一步放大。

就業壓力上升時，勞動力會更傾向于流向確定性更強、收入更高的區域，這使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的人口回流趨勢逆轉，重新出現外流。

人口流動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

過去四川外流以農民工為主，而當前更顯著的是年輕人和高校畢業生的跨區域流動。第一財經等媒體指出，人口變化與就業、產業布局高度相關，在全國人口收縮背景下，仍能保持人口增長的多是產業優勢突出的城市。

這意味著：

四川并不是“沒有人留下”，而是更具流動性的年輕勞動力在外流，這對人口數據的影響更為直接。

此外，還要看到疫情后的“回流修正效應”。

此前幾年，受特殊因素影響，大量人口階段性回流中西部，抬高了常住人口基數；隨著黑天鵝結束，這部分人口重新流向東部沿海，從統計上就表現為2025年的“集中凈流出”。這種變化帶有明顯的“補跌”性質，而非單一年度的異常。

從省內結構看，四川的人口吸附高度依賴單一核心城市。過去多年，人口向省會集聚的趨勢非常明顯，甚至出現“一個成都吸全省”的格局。

但當核心城市的就業承載、房價成本逐步上升，而外部城市提供更高回報時，這種內部吸附力就會出現邊際減弱，進而影響全省人口流動平衡。

歸納來看，四川2025年人口凈流出，本質上是三重邏輯疊加的結果：

一是全國人口負增長導致“總盤子縮小”；

二是人口向珠三角、長三角等頭部區域加速集中；

三是就業壓力下，年輕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增強。

因此，這并不是一地一城發展變動之緣故，而是中國人口與產業格局進入新階段后的正常反饋。

真正決定未來走勢的，不在于短期人口增減，而在于能否提升產業能級、提高高質量就業供給，從而在新一輪人口競爭中重新獲得吸引力。

03

鼓勵生育，大招已發

四川人口開始加速下降，只是全國少子化影響的一角。

官方數據顯示，幼兒園在園人數已經五連降。

制圖：城市財經；數據：國家統計局

小學在校生人數也加速減少，2025年小學在校生人數減少406.1萬人。

制圖：城市財經；數據：國家統計局

而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的見頂預計分別發生在2026年、2029年、2032年。

面對少子化、人口減少的壓力，去年中央層面上有兩個大動作：

一個是發放生育補貼，每個孩子一年3600元，直到滿三歲。

一個是幼兒園大班免保教費。

但這還遠遠不夠。

“十五五”規劃已經發布，其中關于鼓勵生育的內容，本號羅列了幾個關鍵大招：

鼓勵用人單位對3歲以下嬰幼兒父母職工實行彈性工作制。

加強公辦托位供給，支持幼兒園發展托幼一體化服務，鼓勵招收2-3歲幼兒。

支持多子女家庭子女同校就讀，住房保障和購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傾斜。

推進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加強校長、教師區域內統籌調配、交流輪崗，有序推進小班化教學。

擴大普通高中辦學資源，深入實施縣域普通高中振興計劃，高中階段教育完成率達到88%。穩步擴大免費教育范圍，探索延長義務教育年限。以理工農醫類專業為主有序擴大優質本科教育招生規模和研究生培養規模。

基本實現政策范圍內住院分娩個人“無自付”。

發揮育兒補貼和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作用，探索建立補貼標準動態調整機制。

從政策內容看，未來五年中央鼓勵生育將呈現出“三大重構”。

第一是成本體系的重構，核心是“從局部補貼走向全鏈條降成本”。

規劃明確提出，“基本實現政策范圍內住院分娩個人無自付”，并將分娩鎮痛納入保障范圍，同時擴大生育保險覆蓋面、提升產檢費用保障水平。

這意味著生育醫療正從“部分報銷”走向“準公共服務”。

在養育端，國家發改委、衛健委此前披露，我國0-3歲嬰幼兒入托率僅約7%，遠低于OECD國家3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十五五”明確提出大力發展普惠托育、增加公辦托位、發展托幼一體化，這本質是在用制度替代家庭承擔育兒成本。

教育端則通過“擴大免費教育范圍、推進優質均衡、延續‘雙減’”，直接回應家庭最核心的長期支出焦慮。可以說，這一輪政策首次同時觸及“生、養、教”三大成本核心。

第二是制度嵌入的重構，生育政策不再是附加項，而是進入經濟社會運行的底層結構。

規劃提出“推動生育支持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項政策”，并配套彈性工作制、個稅專項附加扣除動態調整、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傾斜等舉措。

這意味著，未來無論是財稅、就業還是住房體系，都將嵌入人口變量。

例如個稅扣除已從最初的每孩每月1000元逐步完善，未來存在動態上調空間；住房端，多地已試點多子女家庭購房支持，中央層面明確后將加速制度化。

這種變化的本質，是將生育從“家庭私事”轉為“公共政策變量”。

第三是社會環境的重構，即從經濟激勵延伸至婚育文化治理。

規劃提出“倡導適齡婚育”“培育新型婚育文化”“治理婚俗陋習”，并強調“夫妻共擔育兒責任”。

民政部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結婚登記對數已降至約650萬對，較2013年高點下降超過40%，婚姻本身已成為生育下降的重要前置變量。

因此，本輪政策開始前移至婚育決策環節，通過文化引導、家庭政策、公共服務供給共同作用，試圖修復婚育意愿基礎。

與“十四五”相比，這一輪政策至少有三點本質不同：

其一，政策深度從“點狀補貼”升級為“系統工程”，覆蓋醫療、托育、教育、住房全鏈條；

其二，政策階段從“放開限制”轉向“主動托底”，明確提出“穩定出生人口規模”；

其三，政策邏輯從“鼓勵生育”轉為“降低制度性成本”，強調國家與社會共同分擔，而非單純依賴家庭。

但也必須看到約束條件。財政部公開數據顯示，當前地方財政壓力普遍加大，而托育體系建設、公辦資源擴張高度依賴地方投入。

同時，人社部多次強調靈活就業占比持續上升，這意味著生育保險擴面與彈性就業保障仍有制度磨合空間。

更關鍵的是，教育內卷雖經“雙減”有所緩解，但優質資源不均衡仍然存在。如果這些關鍵環節推進不足，政策效果很可能體現為“減緩下滑”而非“明顯反彈”。

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相對清晰的判斷：

“十五五”期間，中國不會走高額現金補貼刺激生育的路徑，而是選擇一條更可持續但見效更慢的路線。

通過制度性降成本，逐步把生育從“高風險家庭決策”變為“可承受的常規選擇”。

這套體系短期難以逆轉出生人口下行趨勢，但將決定未來十年中國人口結構變化的底部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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