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攔下的男子名叫海富潤，時年三十六歲，是廣東瓊州府崖州三亞村的回民。他身著粗布長衫，隨身攜帶一個沉甸甸的行李箱，操著略帶廣東口音的官話，向差役解釋自己剛結束九年游學，因途中患病脫發(fā)，新發(fā)尚未長全，才顯得發(fā)辮短細。

貴中孚并未輕信這套說辭。乾隆四十六年甘肅蘇四十三回民起義剛被鎮(zhèn)壓，清廷下旨各省嚴查“新教余黨”，回民身份本就敏感，海富潤的游學經(jīng)歷更讓他起了疑心。

當晚，海富潤被連夜收監(jiān)。貴中孚一面派人審訊，一面火速將案情稟報廣西巡撫朱椿。

廣西巡撫朱椿接到稟報后，次日便親自提審海富潤。大堂之上，海富潤驚魂未定，一五一十交代了自己的經(jīng)歷。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四月，海富潤為研學伊斯蘭教經(jīng)典，從廣東崖州老家出發(fā)，開啟了長達九年的游學之旅。他先后途經(jīng)廣西、湖南、湖北、安徽、陜西五省，除安徽未找到傳經(jīng)之人外，其余各省的回民禮拜寺都為他提供了食宿，當?shù)匕①暌矠樗v解經(jīng)義。

朱椿對這番供詞將信將疑。他最關注的是海富潤在陜西長期停留這一細節(jié)。陜西與甘肅相鄰，正是蘇四十三起義的波及之地，清廷剛鎮(zhèn)壓完新教起義，對西北回民的動向極為敏感。朱椿認定，海富潤極有可能是“新教漏網(wǎng)逆黨”，攜帶經(jīng)書南歸是為了在南方回民中傳播“邪教”，煽動叛亂。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十三日，朱椿擬好加急奏折，連同查獲書籍的清單一同驛送京師。奏折中，他不僅請求將海富潤“從重治罪”，還提出了一項大規(guī)模追查計劃：咨請廣東、江南、湖北、湖南、安徽、陜西、云貴等省督撫，全面查繳涉案經(jīng)書的雕版，一律解京銷毀；同時捉拿所有與案件相關之人，包括經(jīng)書的著書者、譯刻者、贈書者，以及為海富潤提供食宿、講解經(jīng)義的各地回民。

從嶺南到西南，從中原到江南，短短十幾天內，七八個省份卷入這場追查，凡是與海富潤有過一面之緣、與涉案經(jīng)書有過一絲關聯(lián)的人，無論老幼、無論是否知情，都被推到了風口浪尖。各地回民閉門不出，生怕被官府無端牽連，一場因一本經(jīng)書引發(fā)的恐慌，正在全國蔓延。

就在各省查辦得熱火朝天時，朱椿的奏折送到了紫禁城。乾隆皇帝仔細翻閱了奏折和書籍清單，并未像官員們預期的那樣龍顏大怒，反而提筆寫下了四字批語：“所辦殊屬過當！”

在隨后的諭旨中，乾隆皇帝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態(tài)度：“甘肅蘇四十三之亂，系回教新教，實為邪教，現(xiàn)已徹底根除。而舊教回民各省多有，尤以陜西、直隸為眾，其平日所誦經(jīng)典，皆為相沿舊本，并無謗毀悖逆之語。朱椿所指‘狂?！志?，多為鄙俚之詞，豈能強行羅織罪名？”

乾隆進一步闡明：“回民愚蠢無知，各奉其教，若事事以國法苛責，必致紛擾不休。去年甘省之亂，源于新舊教派仇殺，與舊教本身無關。今海富潤攜帶經(jīng)書游學，不過是宗教研習之舉，并無謀反實據(jù)，朱椿此舉實屬小題大做，不諳事理輕重?！?/p>

這道諭旨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傳往各省，明確下令：立即停止所有追查行動，釋放所有拘押人員，發(fā)還查抄的書籍、雕版及財產(chǎn)；涉案經(jīng)書無需銷毀，允許回民正常誦習。

諭旨下達后，各省官場一片嘩然，最尷尬的莫過于始作俑者朱椿。他本想借此案邀功，卻換來皇帝的嚴厲斥責。不久后，吏部議處，朱椿被革職降二級調用；湖北巡撫姚成烈、兩江總督薩載等參與查辦的官員，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申斥。

海富潤，在獄中關押七個月后被釋放。史料中并未記載他的后續(xù)行蹤，但據(jù)廣東崖州地方志推測，他大概率帶著那二十一本“回字經(jīng)”返回了三亞老家，此后再未外出游學，晚年的他或許只是在家鄉(xiāng)的禮拜寺中潛心研學，不再涉足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