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方式，從后周孤兒寡母手中奪取了天下，這無疑是對待他恩重如山的后周世宗柴榮最徹底的背叛。

從道義上講，這樣的做法實在是不光彩，在后世即便遭受口誅筆伐也算意外。但奇怪的是，無論在當(dāng)時還是后世，并沒有大范圍對趙匡胤口誅筆伐的情況出現(xiàn)，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兒呢？

其一，五代十國秩序崩壞、禮樂淪喪，這種亂世持續(xù)了50多年，朝代更迭如同家常便飯，中原的王朝來了一批又一批，誰當(dāng)皇帝全看拳頭硬不硬，這便是史書中所講的“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

這句在現(xiàn)在聽來似乎有些大逆不道，但在當(dāng)時卻是一個鐵律。武將擁兵自重，發(fā)動兵變?nèi)《诋?dāng)時并不罕見。例如后梁的朱溫、后唐的李存勖、后晉的石敬瑭等等，無一不是手握兵權(quán)的實力派。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皇權(quán)不再是高高在上，合法性遭到了強烈的顛覆。因此，當(dāng)趙匡胤黃袍加身時，時人雖然震驚，但更多的卻是麻木，畢竟在生存都是問題的亂世之中，誰活下來才是硬道理，至于那些感情道義，反而不那么受重視。

從這個角度來看，趙匡胤的行為，只是那個時代無數(shù)次權(quán)力更迭劇本的又一次上演，其行為的“不道德”沖擊力，在當(dāng)時的大環(huán)境中被大大稀釋了。

其二，趙匡胤奪權(quán)的過程雖然不光彩，但手段還算是“溫柔”，沒有直接展開殺戮，而是進行了一次安穩(wěn)的權(quán)力交接。

趙匡胤的陳橋兵變，整個過程幾乎沒造成什么傷亡，甚至連開封城內(nèi)的秩序都沒有出現(xiàn)混亂，仿佛這場兵變不存在一樣。

趙匡胤返回京城后，也沒有對后周的宗室和舊臣進行清洗，反而予以優(yōu)待。雖然趙匡胤嘴上說要善待后周皇族，還將年幼的柴宗訓(xùn)封為梁王，事后柴宗訓(xùn)卻還是沒能逃過二十歲早夭的命運。

這件事的背后，是否有趙匡胤的影子，早已經(jīng)不是一個熱議的話題。因為在那個前朝皇族動輒被滿門抄斬的年代，趙匡胤的手段雖然有些假惺惺，但也算是沒那么狠辣了。

其三，篡位得來的江山，坐著總是不那么安穩(wěn)。趙匡胤心中最深的恐懼，莫過于自己做的事

情在自己身上重演。

這份憂慮，幾乎貫穿了他整個皇帝生涯。趙匡胤登基以后，其實對那些手握重兵的人并不放

心，即便是結(jié)義兄弟石守信、王審琦等人，也信不過。畢竟柴榮生前對趙匡胤如此信任，不

也還是遭到了背叛嗎？

所以，趙匡胤一時間不知道怎么辦才好。這時，趙普一句話點醒了他：“他們固然不會背叛，

但萬一他們的屬下為了富貴，將他們黃袍加身呢？”這句話如同一根鋼針，精準(zhǔn)地刺中了趙

匡胤內(nèi)心最敏感的地方。

這不就是他自己的翻版嗎？于是，我們看到了歷史上那場著名的“杯酒釋兵權(quán)”，趙匡胤用一

頓溫情的酒宴，看似輕描淡寫地解除了功臣們的兵權(quán)，將禁軍的控制權(quán)牢牢收歸中央。

但趙匡胤也有失算的時候，例如他有過任命五代名將符彥卿執(zhí)掌禁軍的想法，但遭到了趙普的激烈反對。趙匡胤很不理解，他自信地認(rèn)為：“我待符彥卿不薄，他怎么可能背叛我？”這時，趙普拋出了那句石破天驚的質(zhì)問：“陛下何以能負(fù)周世宗？”

這句話直接問得趙匡胤啞口無言。趙普的話讓趙匡胤徹底醒悟了，篡位留下的歷史污點，將成為他一生無法擺脫的“心病”。

如何解決這個心病？如何確保自己死后不被后人唾罵？趙匡胤找到了一條堪稱絕妙的計策。他意識到，后人如何評價前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史書的記載。史筆如鐵，但執(zhí)筆的人，卻是活生生的文人。只要抓住了文人的心，就等于掌握了歷史的最終解釋權(quán)。

于是，趙匡胤開始了一項偉大的國策轉(zhuǎn)向——“重文抑武”。這一政策的初衷，一方面是吸取唐末五代藩鎮(zhèn)割據(jù)、武人亂政的慘痛教訓(xùn)，通過壓制武將的地位，抬高文官的權(quán)力，來根除軍事政變的土壤，將他與整個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牢牢捆綁在一起。

在這樣的情況下，文人在北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優(yōu)待。宋朝官員的俸祿之高，前所未有；文官的政治地位之尊，也達到了頂峰。

更重要的是，趙匡胤在太廟里立下了一塊誓碑，上面刻著傳之后世的“三條誡命”，其中最核心的一條便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這條祖宗家法，如同一道護身符，為宋代三百多年的文人撐起了一片自由而安全的天空。這意味著，文人不僅可以享受優(yōu)渥的待遇，更擁有了批評時政、激揚文字而不用擔(dān)心被殺頭的特權(quán)。

以當(dāng)時的情況分析，趙匡胤的這一系列舉措，是極其高明的。當(dāng)一個王朝的創(chuàng)建者，成為了你這個階層最大的保護神和恩主時，你手中的那支筆，又怎能不飽含深情呢？“拿人手短，吃人嘴軟”，哪怕是有風(fēng)骨的文人，也逃不出這個理兒。

因此，我們看到，宋代的史學(xué)家在書寫開國歷史時，會不自覺地為趙匡胤的行為尋找合理性。他們會濃墨重彩地描繪五代的混亂，以襯托趙匡胤結(jié)束亂世的偉大功績；

他們會詳細記述陳橋兵變的“被動”與“無奈”，強調(diào)這是“天命所歸，人心所向”；他們會贊美趙匡胤的寬仁大度，將他與歷史上那些殘暴的開國者劃清界限。至于那段不光彩的背叛，則往往被一筆帶過，筆桿子終究是短了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