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雪峰追悼會，萬人送行吊唁

作者 |大刀客

2026年3月28日，蘇州殯儀館外排起長隊。

上萬人自發前來，送別一個叫張雪峰的考研輔導老師。

這一幕，讓一些人感動，也讓一些人困惑：一個靠直播賣課走紅的“網紅”，何以獲得如此哀榮？

張雪峰從來不是“自己人”。

大學教授批評他功利主義，媒體指責他制造焦慮，業內人士反駁他對新聞學、哲學等人文學科的“貶低”。他的言論粗糙，邏輯常常以偏概全，價值判斷過于單一。

但為什么，在他離世后，是普通人而不是專家在為他哭泣？

或許因為他說了一句最稀缺的話——“人話”。

在這個人人都在用培養復合型人才包裝教育的時代，張雪峰像個闖入瓷器店的莽漢，單刀直入地問：你家有沒有人脈？能不能接受孩子畢業即失業？

這些話，精英聽來是粗鄙的。但對于信息閉塞的寒門家庭，這盞路燈雖然不夠溫暖，但足夠明亮。

只是，這盞路燈照亮的，究竟是出路，還是另一條焦慮的賽道？

中國教育存在一個長期悖論：高考被奉為最公平的階層流動通道，但專業選擇、職業規劃這類關鍵信息，卻高度集中在少數城市中產家庭。

張雪峰的直播間，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信息集市。他用通俗語言解釋行業邏輯：什么專業考公崗位多，什么專業適合進大廠。

但這里有一個問題：他把復雜的教育選擇，簡化成了一場投資回報率計算。

計算機、電氣、臨床醫學被捧上神壇，新聞、哲學、生化環材被打入“天坑”。這種二分法，對于急于避險的家庭是救命稻草，對于教育的多樣性卻是粗暴傷害。

有人說他是生意人，賣課賺錢無可厚非。但當他把"認知"包裝成商品販賣時，是否也在制造新的焦慮、新的信息差？

他用商業的方式拆解了信息不對稱，卻也用商業的邏輯重新定義了教育的價值。

來吊唁的人群中，有父親攥著泛黃的筆記本，那是兒子高三時根據張雪峰直播整理的“專業選擇指南”。

“我兒子現在大廠做程序員，月薪過萬。沒有張老師，我們根本不知道計算機專業可以改變命運。”

這樣的故事很多。但鮮有人追問：如果所有人都涌向同一條賽道，這條賽道還能承載多少人的命運？

張雪峰推崇實用主義到了偏執的地步：家境普通的學生必須學“有確定性”的專業，寒門子弟“輸不起”所以不能坐冷板凳。

這種邏輯有其殘酷的現實合理性。但它也在悄悄改寫一種價值觀：教育的首要目標不再是探索與成長，而是避險與變現。

當大學徹底淪為職業培訓所，當基礎學科因"不實用"而被集體棄選，這種代價由誰來承擔？

張雪峰最被追捧的，是他“敢說真話”的勇氣。

他直言“文科都是服務業”，他嘲諷某些專業的就業慘淡，他毫不掩飾對“四大天坑”的鄙視。

但”敢說”不等于“說得對”，”真話“也不等于”全部真相“。

他對新聞學就業困境的警示，有一定現實依據；但他對整個學科的否定，是否也扼殺了那些真正熱愛并適合這個領域的學生？

他為寒門家庭打開了一扇窗，卻也可能關上了另一些門。那些被他的勸退嚇退的年輕人，如果原本可以在某個天坑專業里找到畢生志業呢？

信息的透明與選擇的窄化，往往是一體兩面。

萬人追悼的場景，也讓人們重新審視這個時代的焦慮。

張雪峰曾說：”我動了太多人的蛋糕，但我對得起良心。“這份良心，是對具體家庭的負責。但當一個社會的教育選擇，需要靠一個網紅的直播來指引時，這本身是不是一種悲哀？

他不是焦慮的制造者，卻是焦慮的放大器。

高校的就業數據注水，專業設置滯后于市場，大學教育與企業需求脫節——這些結構性問題客觀存在。張雪峰把體制問題轉譯成了家庭決策問題，幫個體找到了避險策略，卻也讓系統性失真的背景板更加模糊。

他能指導家庭突圍，卻無力推動教育改革。

而當無數家長把他的話當作金科玉律時，我們更應該追問：為什么高校不能提供透明的就業信息？為什么教育系統不能讓每個專業的前景一目了然？

3月28日的蘇州，春寒未褪。

上萬人排成的長隊里，有感激，也有復雜的情緒。張雪峰用刺耳但真誠的聲音，為寒門指過路；也用粗糙但實用的邏輯，重新定義了許多人對教育的期待。

他是”為六便士說話的人“。但在這個理想與現實撕裂的時代，只談六便士不談月亮，是一種清醒，也是一種局限。

如今，這盞路燈熄滅了。

他留下的，是8900萬個關注教育的普通人，是對"教育公平"更急切的呼喚，也是一個未完成的追問：

當教育的價值被簡化為投資回報率，當專業的選擇被壓縮為避險策略，我們失去的，是否比得到的更多？

張雪峰沒有給出完美的答案。他只是一個在時代裂縫中，用商業邏輯回應結構性焦慮的普通人。

他的真誠值得被記住，他的局限也值得被審視。

張老師，一路走好。

-完-

筆不阿貴，文不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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