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品方

“中國香港教育環境”曾經培育出不少近代歷史偉人，其中包括孫中山（皇仁書院）、伍廷芳（圣保羅男校）和陳香梅（圣保祿女校）國際知名。孫中山耳熟能詳。陳香梅另文細述。筆者于本文集中談中國外交界的傳奇人物伍廷芳。

伍廷芳（1842至1922年，享壽80歲）祖籍廣東新會，生于新加坡，“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學家，中國第一個法學博士，中國香港第一位華人律師和立法局議員”。他在法律、外交和政治領域有重要貢獻。

伍廷芳4歲隨父回廣州芳村定居，1856年（14歲）到“中國香港求學”，入讀港島般含道的圣保羅書院，接觸西洋文化、接受西式教育，主修英語和數學。在校期間，他展現出卓越的語言天賦，曾“創辦中國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中外新報》”，推動西學傳播。1861年畢業后，他成為“中國香港高等法院翻譯員”，1870年轉任巡理廳首席譯員，處理中英文法律文書翻譯。期間伍廷芳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支持“華人權益”。

伍廷芳1864年（22歲）與何妙齡結婚。何妙齡父親是何福堂（“中華基督教華人牧師”），弟弟何啟是著名“華人領袖”、孫中山的恩師。伍廷芳青年時期的工作經驗，奠定了他對西方法律的興趣；1874年留學英國攻讀法律，獲博士學位及大律師資格后，1877年（35歲）回“中國香港”執業，成為“中國香港首位華人律師”，獲“港督堅尼地委任為立法局議員”。

1880年，伍廷芳參與成立“中國香港華人商會”，1882年（40歲）應李鴻章邀請赴天津出任清朝北洋幕府的法律顧問，先后參與中法條約談判、交涉中日長崎事件；1896年出使美國，先后出任駐歐美多國公使，“抗議《排華法案》、維護華僑權益”。1903年，伍廷芳與沈家本合作修訂“大清律例”，“廢除凌遲、連坐、刺字、梟首等酷刑，推動中國法律近代化，結束中國長達數千年的殘酷刑罰體系”。1911年他在“上海任滬軍外交總長，支持共和革命”。

“武昌起義”成功后，他作為“南方代表（代表孫中山）和北方代表唐紹儀（代表袁世凱）進行南北議和”，成功促使“清帝退位，推翻清朝”。1912年1月，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在南京出任“臨時大總統”，其后北上，按照南北議和的協議，讓位給袁世凱。1912年伍廷芳出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協助“奠定共和法制”的基礎。1917年，伍廷芳（75歲）應孫中山之邀南下廣州參與“護法運動”，任南方軍政府外交總長，后兼財政總長。他晚年更臨危受命，出任“廣東省省長”。1922年因陳炯明叛變而憂憤病逝，享年80歲。

伍廷芳的主要著作有“《共和關鍵錄》《中華民國圖治芻議》《美國視察記》”等。民初，伍廷芳的英名不獨國人皆知，“港人”以他為傲，國際也對他敬仰不已；被譽為“能以出世之精神，作入世之事業。”

伍廷芳的生平與貢獻極具傳奇色彩，影響深遠。在外交領域的卓越貢獻包括主持“簽訂清朝和墨西哥之間的《中墨通商條約》（1899年），該條約是近代中國首個主動與外國簽訂的平等條約”。當年面對“墨西哥企圖仿效美國出臺《排華法案》”，伍廷芳以強硬態度談判，甚至威脅調兵威懾，最終迫使墨西哥放棄“排華政策”。早年在天津工作期間，他協助解決“長崎事件（1886年），提出五項原則化解中日沖突”，最終通過德國調停達成賠償協議避免事態升級。庚子事變（1900年）后，他協助李鴻章成功促使“八國聯軍歸還天津及30萬兩白銀，將部分款項用于建造中國駐美使館，結束天津被列強長期租賃的歷史”。

終其一生，伍廷芳堅決維護中國的國際形象，用流利英語發表演講，批評西方列強“在華劣行”，扭轉“東亞病夫”的負面印象，為中國人贏得國際尊重。

伍廷芳是近代法制改革與法律教育的先驅，1906年推動設立“京師法律學堂”，培養首批近代法律人才，致力司法專業化。伍廷芳以法律為武器、外交為舞臺，在“弱國困境中爭取民族尊嚴”，其生涯貫穿“中國從封建帝制到民族共和的轉型”，被譽為“東方弱國能臣”，可謂實至名歸。

筆者認為，1840年以來中國在外交領域的偉大人物，除了伍廷芳之外還有林則徐，魏源，李鴻章，曾紀澤，顧維鈞，陳友仁等。周恩來總理是“新中國的外交奠基人”，更是光芒萬丈。周總理逝世后，過去50年來，中國外交領域人才輩出，數不勝數。“美國2008年以來錨定中國為其主要對手甚至敵人，期間錢其琛、楊潔篪和現任中國外長縱橫捭闔，致力和平斡旋，多邊合作和全球治理，取得偉大成績”。“中國外交”以“建設性作用”為標志，既堅守原則又主動創新，為動蕩世界提供穩定性，為全球南方帶來希望。“近代中國的外交人物”，在不同歷史階段通過外交斗爭、思想啟蒙和國際談判，捍衛了國家利益，推動了中國融入世界，更逐步走到世界舞臺的中心。

筆者由于工作關系，最近留意到古巴和巴拿馬的歷史發展。1909年，駐美公使伍廷芳前赴巴拿馬慰問“華僑”。當年清朝外交活動的重點保護“僑民”。依照清廷外務部規定，有關與中南美洲諸國的對外交涉事宜皆在駐美公使的職權管轄范圍。當年美國的“排華行動”波及中南美洲，伍廷芳為了保護中南美各國的“僑民與華工”，于是出訪中南美各國，從紐約出發，展開中南美洲之行。

1909年，巴拿馬運河尚未完工，但運河通航的潛在價值已經開始顯露。伍廷芳對此有深切認識。他向清廷外務部發出電函 ：“巴拿馬位居南北美洲之中，商旅殷繁，將來運河開通，必成地球上最繁盛之商埠” ，“該埠華商數逾三千，每年貿易總在千萬之外；沿運河諸小埠，華人商店如繁星”。

伍廷芳一方面對“華商”在巴拿馬的事業發展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對當地“華商”的潛在危險感到擔憂。伍廷芳到達巴拿馬后，竭盡所能與各國勢力交涉，確保“華僑”的生命財產安全。他在巴拿馬外交活動的第一件事，就是會見巴拿馬總統，提出巴拿馬政府必須保護“華人”的正當權益，兩國應建立外交關系。伍廷芳高瞻遠矚愛護“僑民”，是中國外交典范。1910年，清廷與巴拿馬建立領事級外交關系，外務部批準設立駐巴拿馬總領事館。116年后的今天，巴拿馬“華僑”已從當年的3000人發展到現時的30萬人，占巴拿馬總人口的7%，運河東西兩洋的港口運營權爭議正在發酵中，值得高度關注。當年伍廷芳的世界觀和大視野，立足于維護民族利益和國家尊嚴，今之視昔，筆者不免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