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城巴佬”的厭惡，已經發展到需要專門寫一篇文章來控訴的程度。

起因很簡單。春天到了，我在刷視頻的時候，照例刷到了一批阿姨們和花拍照、拍視頻的內容。這類視頻這些年一直被吐槽，從“姿勢太夸張”到“影響觀感”，再到“破壞環境”，幾乎每年都會被拉出來批判一番。除此之外，今年我刷到有人把油菜花做成裙子穿在身上，站在田里拍視頻。

按理說，這種行為即使談不上藝術創新，至少也屬于一種人畜無害的娛樂。既不涉及他人，也談不上什么社會成本。但我往評論區一看，氣氛立刻變了。

有人像是被冒犯了一樣憤怒地說：“好好的油菜讓豬拱了”；有人直接上綱上線，說這是“毀青罪”；還有人語氣沉痛，仿佛在統計國計民生的損失：“這得損失多少油菜”，“每人罰款500”，甚至有人開始詛咒，說“黃花是用來祭奠的”。

最有意思的是，即使博主反復解釋，油菜花是自己家的，那些評論也并沒有因此收斂，反而愈發理直氣壯。仿佛“你自己的東西”，也必須符合他們腦海里的某種道德秩序。

那一刻我意識到，這已經不是簡單的“審美分歧”，而是一種很穩定的人格類型在發作。

我給它取了一個名字：

城巴佬。

1

所謂城巴佬，是一組特定的組合：生活在城市里，但對真實的農業生產毫無了解；見識極其有限，卻對一切行為都有強烈的道德判斷；同時又非常自信，以為自己代表著“文明”和“素質”。

他們看到別人砍芭蕉樹，會立刻跳出來說“愛護環境不能砍樹”，卻連芭蕉是草本植物還是木本植物都分不清；看到有人上山砍荊棘開路，會指責“破壞生態”；有人爬到自家桃樹上拍個視頻，他們也要出來教育一句“不能傷害花和樹”。

問題不在于他們是否喜歡這些行為，而在于，他們天然認為，自己有資格對這些行為進行裁決。

而且這種裁決，是不需要事實基礎的。

回到油菜花這件事，其實問題已經很清楚了。

如果這些油菜是別人的，是私有的，那么如何處置，本來就是產權范圍內的事情。哪怕全部拔掉做成衣服，那也是個人選擇，外人無權置喙。

更何況，現實中被摘取的那一點油菜花，對產量幾乎沒有影響，談不上什么“損失慘重”。但在城巴佬的敘述里，這件事被放大成一種“資源被浪費”的災難，仿佛國家糧食安全因此受到了威脅。

如果這些人真的只是愛惜花草，也未嘗不可理解。問題在于，他們的語言狀態很難讓人相信這一點。

在這些評論區里，最常見的不是勸阻，而是詛咒：說黃花是祭奠用的，暗示拍照的人不吉利；說拉著樹枝的人“該被帶走”；說爬樹的人應該摔死。

這就產生了一種非常荒誕的對比：

他們可以為了幾朵油菜花義憤填膺，卻可以輕易地對一個活生生的人發出惡毒的詛咒。

如果說他們真的在意“生命”，那這種在意顯然是高度選擇性。如果說他們講“道德”，那這種道德也只是用來指責別人。

更大的可能是，他們既不是真的愛植物，也不是真的講道德，而只是借助這些話語，釋放一種壓抑的攻擊欲。

2

在這些爭論中，有一個詞出現得非常頻繁：素質。只要有人爬樹、拉花枝、拍視頻，就會有人站出來蓋章：素質太低。

但這里有一個被刻意忽略的常識：

素質首先是對自己的要求，而不是對別人的裁判。

你可以選擇不爬樹，不拉花枝，甚至連靠近都不靠近，這完全是個人選擇；但你沒有理由因此去指責別人“低素質”，更沒有理由用這種標簽去進行攻擊。

很多城巴佬的問題在于，他們把“我不喜歡”直接等同于“這是不對的”，再進一步等同于“做這件事的人有問題”。

這種邏輯，一旦成立，任何差異都可以被道德化。

可以舉一個簡單的對比：在一些國家，出門不化妝會被認為是不尊重他人，但這并不意味著“不化妝的人就是低素質”。如果把這種標準硬套回來，大多數喜歡指責別人的人，恐怕也達不到他們想象中的“高素質”。

順便說一句，我并不鼓勵那些行為。但我覺得有人這樣做也沒什么問題，達不到需要規勸的程度。

無論是拉花枝拍照，還是搖動樹木讓花瓣落下，這類行為對公共設施的影響是極其有限的。即便真的有枝條折斷，這樣什么問題嗎？

就算某棵樹因為長期被人折騰而枯死（公園里大爺大媽們天天拍樹鍛煉），也不是什么問題，財政預算里本來就包含更新與維護。

換句話說，這些行為更多是“觀感問題”，而不是“公共災難”。

3

城巴佬們為什么這樣討厭？我覺得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認知上的缺失，他們對農業、植物乃至最基本的產權概念缺乏理解。

其次是思維刻板，從小被教育愛護生態、珍惜糧食，就認為折斷幾根樹枝、拔幾根油菜花就覺得天塌了。

再次是教養上的問題，他們習慣在公共空間攻擊他人，狹隘、不寬容，對任何不符合自己想象的行為，都傾向于否定。

再深一層，是他們日常被忽略，對很多事情沒有能力也不被允許做出價值判斷，那么就在阿姨拍照這些事情上尋求存在感。

最深一層，則是對資源、秩序以及自身位置的不確定。

別人拔油菜花，他們會聯想到“資源被浪費”；別人搖落花瓣，他們會聯想到“秩序被破壞”。

這些聯想并不理性，卻非常真實地存在于他們的情緒之中。

于是，通過不斷地評判別人，他們可以暫時獲得一種掌控感，仿佛世界仍然在某種規則之下運行，而自己恰好站在規則的一邊。

所以，“城巴佬令人討厭”，并不僅是因為他們說了幾句難聽的話，而是因為他們構成了一種穩定的存在方式：

對現實缺乏了解，卻對他人充滿評判；對細枝末節極度敏感，卻對真正的問題視而不見；對花草充滿同情，卻對人充滿惡意。

問題不在花，不在樹，也不在所謂素質。

問題在于，一種隱藏但強烈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