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中央財政預算披露的一項關鍵政策調整，將電信運營行業推向了新的經營拐點。

財政部《關于2026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說明》首次明確，自2025年起，中央國有全資電信企業稅后利潤上繳比例由延續十年的20%大幅提升至35%，企業序列從第二類上調至第一類，與煙草、石油石化、電力、煤炭等資源型企業并列。

這一調整疊加2026年1月起實施的電信服務增值稅稅率上調，標志著三大運營商在2026年將面臨“雙重政策壓頂”的沖擊，其資本市場表現與長期經營邏輯正在經歷深刻重構。

政策落地：電信企業躋身央企利潤上繳第一梯隊

從財政部公布的 2025 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五大主力行業上繳數據中，能清晰看到電信行業的全新站位：

2025 年財政從電信企業獲得的利潤收入約 378 億元，同比增長了約 78%，電信運營商成為本輪央企利潤上繳增長的核心力量，其貢獻絕對值已超過了電力企業。

財政部之所以大幅提高包括電信企業在內的央企稅后利潤上繳比例，政府預算專家鄧淑蓮教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很明確地指出：“近年來財政收入增長乏力，而剛性支出持續增加，財政收支矛盾加大，而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可以直接增加可用財力，彌補收支缺口，這是最核心的原因”。

因此，此次央企利潤上繳比例的上調，絕非簡單的數字調整，而是國家作為國有資本所有者，對電信運營商等央企稅后利潤分配權的重新劃定，也體現了國家在特定發展階段對電信央企財政貢獻能力的更高期待。

利潤重構：35% 上繳比例的資金壓力沖擊

稅后利潤，是企業的營業收入扣除成本、費用以及流轉稅和所得稅后剩余的利潤，其用途主要包括再投資、分配給股東、償還債務以及建立儲備基金等。國家作為電信央企的控股股東，拿走的稅后利潤份額增加15%，直接壓縮企業自留資金規模，影響企業再投資、分紅等核心資金安排。

以三大運營商2025年的歸屬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基礎進行測算，可以看到利潤上繳比例上調后，三家企業可自主支配的資金規模集體大幅下滑：

以行業龍頭中國移動為例，2025年歸屬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1371億元，相比2024年的1384億已經減少了13億；如果按照20%的比例上繳可以保留1097億用于企業自行支配，但按照35%的比例上繳后自留資金只剩下891億，減少超 200 億元。

對于依靠高資本開支來建設通信基礎設施的運營商而言，增加15%的稅后利潤上繳，為國家財政做的貢獻多了，但自身的資金壓力無疑也加重了。

雪上加霜：增值稅率上調沖擊營收

值得注意的是，電信企業此次利潤上繳比例提高并非孤立的政策動作，電信服務增值稅率上調才是政策落地的“第一只靴子”。

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此前公告，自2026年1月1日起，電信企業提供的語音通話服務和短信、彩信服務，以及通過衛星提供的語音通話服務、電子數據和信息的傳輸服務，增值稅稅率從6%提升至9%，納入基礎電信服務范疇。

這一調整直接沖擊的是運營商的業務收入。根據咨詢機構瑞銀測算，在稅率提高且含稅價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增值稅調整將使運營商的不含稅服務收入受到約1.5%至2%的影響；而不含稅收入下降，在不考慮其他成本或稅收抵扣措施的情況下，將對三大運營商2026年的凈利潤造成超過10個百分點的影響。

更值得警惕的是，兩大政策在時間窗口上的疊加——2025年利潤上繳比例生效，2026年增值稅調整跟進——形成了對運營商盈利能力的“雙重夾擊”：增值稅從稅前環節直接擠壓企業毛利，利潤上繳則從稅后環節進一步減少股東的凈利潤分配。

因此，三大運營商在2026年的業績表現已不可避免地迎來更加嚴峻的考驗。

行業瓶頸：營收利潤觸頂，資本開支戰略性收縮

從2025年的業績發布來看，三大運營商的業務營收和凈利潤都開始出現穩中略降的趨勢，市場的天花板已然出現。

隨著5G業務的普及，三大運營商的營收規模從2021年的16102.72億增長到了2025年的19663.35億，但是行業總營收的增速卻從2022年的近10%，逐年下滑至2025年的0.56%，增長明顯放緩；2025年營收幾乎進入零增長狀態，反映出通信行業的營收規模接近見頂。

營收規模增速放緩的同時，三大運營商的凈利潤增長也在2025年首次出現了負增長，雖僅微降0.56%，但卻結束了從2012年到2024年的連續增長態勢。特別是2025年在營收仍保持0.64%的微增態勢之下，凈利潤卻率先轉負，反映出運營商所面臨的增收不增利的壓力。

在行業增長進入瓶頸期的時候，稅后利潤上繳提高和增值稅率上調的雙重政策夾擊又至，三大運營商要維持業績表現，只能在“節流”上狠下功夫：三大運營商2026年的資本開支預算顯示，中國移動計劃投資1366億元，同比下降9.5%；中國電信計劃投資730億元，降幅9.2%；中國聯通計劃投資500億元，降幅約8%。

這是三大運營商近年來首次同步出現接近兩位數的資本開支下滑，無疑是為2026年要過的苦日子所做的未雨綢繆之舉，可見面對資金面的雙重約束，運營商已明確啟動了戰略性收縮。

轉型突圍：算力賽道成核心突破口

除了利潤上繳帶來的資金壓力之外，電信企業被財政部劃入了第一類上繳序列，這不僅是一個會計科目的調整，更意味著資本市場估值邏輯的深刻轉變：與煙草、石油石化、電力、煤炭并列，意味著電信被正式定義為具有自然壟斷特征的資源型行業，其定價權、投資自主權或將受到更嚴格的政策約束。

同時，三大運營商在資本市場長期以“高股息防御型資產”著稱，高分紅率、高股息率，是吸引大量長線紅利投資者長期持倉的關鍵所在，也是構筑運營商板塊估值基礎的核心支柱；但利潤上繳比例提高與增值稅率上調的雙重政策壓力，直接弱化了運營商高股息增長的核心投資邏輯。

由此，上述轉變將對運營商的整體估值體系構成了雙重壓制：一方面，政策約束的不確定性在增加風險溢價要求，另一方面，利潤上繳比例提高與增值稅率上調將進一步削弱三大運營商的估值基礎。2025年以來，三大運營商A股和H股表現持續弱于大盤，部分反映出市場對這一估值轉型的提前定價。

面對2026年的難關，三大運營商在業績發布會上不約而同地將加速從“連接提供商”到“算力運營商”的戰略轉型視為突圍之路。中國移動提出了“十五五”期末算力服務收入翻番的目標，中國電信推出了“以Token服務為經營主線，打造領先的AI服務商”的規劃，中國聯通也表示將聚焦“連接”“算力”“服務”“安全”核心賽道，走差異化道路。

因此，在資本開支總量收縮的同時，三大運營商2026年的算力投資則出現了爆發式增長：中國移動2026年算力網絡投資同比將激增62.4%，中國電信的算力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同比增長26%，中國聯通也把算力投資的占比提升到了35%以上。

相較于傳統的通信業務，算力基礎設施無疑具有更強的政策適配性——既符合“東數西算”和“人工智能+”的國家戰略，又能享受新質生產力的政策紅利，在利潤上繳和增值稅層面可能獲得差異化對待。

展望未來，如果運營商能夠成功從“連接提供商”轉型為“算力+智能服務提供商”，其商業模式將從重資產、低毛利向輕資產、高毛利演進，從而可部分抵消政策壓力帶來的負面影響。

這是算力、AI業務的崛起為運營商提供了重塑產業地位的契機，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雙重政策倒逼運營商加速戰略轉型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