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寫過一篇文章《依法治國，該像當年取消流氓罪一樣，取消尋釁滋事罪》，希望通過這篇文章呼吁取消尋釁滋事罪，并以更明確的法律取而代之。

但從最近一位律師的遭遇來看，這個愿望實現(xiàn)的機會，恐怕越來越渺茫。

無奈之際，翻了翻歷史，寫點與希望有關的文字，不辜負那些負重前行的少數(shù)者。

有人問太史公司馬遷，孔子為什么要作《春秋》？

司馬遷引用董仲舒的話回答：“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大夫害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故作《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著。”

翻譯一下就是：孔子在魯國為官，遭到打壓，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見不被采納，主張不能推行，于是作《春秋》，評論褒貶過去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以此作為天下人行為的準則。孔子說：我想，與其憑空議論，不如將褒貶，寓于歷史事件的記述中更好。

司馬遷為什么要寫《史記》？我們都知道，他是為李廣之孫李陵辯護而遭遇了不公的刑罰，他這么解釋自己創(chuàng)作《史記》的原因：“昔周公被拘，演《周易》。孔子厄陳，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故有《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作也。”

司馬遷的意思是，結果如何，其實并不重要，盡一份責任，讓自己的良心安寧更重要。

諸葛亮在《后出師表》中說：“夫難平者，事也。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諸葛亮對一些無能為力的事情是這么說的：有些事情是難以評論的。凡事都像這樣，難以預料。我只有盡力而為，死而后已。至于成功還是失敗，順利還是挫折，就不是我所能預見的了。

很多人都聽過“若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這句話，它其實是法國歷史最悠久的報紙——《費加羅報》的座右銘。

自1854年，威爾梅桑接手停刊21年的諷刺性周刊《油燈》，并將其更名為《費加羅報》起，這句話便與《費加羅報》如影隨形，歷經170年而未曾改變，該報也成為了法國歷史上發(fā)行量最大的報紙。

“費加羅”出自十八世紀法國劇作家博馬舍的喜劇《費加羅的婚禮》。

博馬舍，1732年生于巴黎一個鐘表匠家庭，是典型的平民階層，沒有受過系統(tǒng)的教育，但此君卻是一個達芬奇式的全能巨人。

他自小學得了一手修理和制造鐘表的好手藝，獲得了路易十五的賞識。修表之余，還彈得一手好豎琴。他辦事干練，善于經商，多次被法國政府委以重任，如組織遠洋船隊，運送物資前往北美，支援美國獨立戰(zhàn)爭等。

但上述都是博馬舍的副業(yè)，他的本業(yè)是戲劇創(chuàng)作。他是法國乃至歐洲戲劇從古典主義向近現(xiàn)代風格過渡的關鍵人物。總之，博馬舍是那種出身平平，卻靠自己的天賦和努力得到財富和社會尊重的人。

可由于博馬舍不是貴族，他的努力在貴族的特權面前顯得極其可笑。

1773年，博馬舍卷入與貴族拉·伯拉希伯爵的債務官司，結果敗訴，幾乎破產，并被法官控告有賄賂行為。

迫不得已，博馬舍訴諸公共輿論，他相繼發(fā)表四部《備忘錄》，以冷嘲熱諷的筆調向巴黎市民揭露法庭的黑幕和貴族的無良。

《備忘錄》在全法國引起了廣泛關注，迫于輿論壓力，法官改判博馬舍勝訴。與此同時，當權者又下令燒毀這四部被伏爾泰譽為“比任何一部喜劇都更有趣，比任何一部悲劇都更動人”的《備忘錄》。

法國政府企圖以焚書的方式來管控輿論，顯得笨拙又粗魯，而這也促使博馬舍在創(chuàng)作《費加羅的婚禮》時加入了那句著名的對白：“若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fā)，隨后，法蘭西封建貴族以及他們所享受的特權，全部化為了歷史的塵埃。

講這些故事，是想說明一件事——所有的創(chuàng)作，無論是雜文、小說、詩歌，還是歷史傳記，只要是符合人民心聲的，無論在當時遭遇了怎樣的打壓，最終都會在歷史上留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