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用生命書寫歷史的榮耀與悲壯

山河故人 濰坊英烈

魯網4月5日訊（記者 王玉龍）清明前夜，我又翻開那一摞關于濰坊英烈的書。

窗外的雨，下得細密。雨絲穿過路燈的光，像無數根銀亮的線，縫補著黑夜。書頁間夾著一枚多年前從濰坊烈士陵園帶回的松針，早已枯黃，卻依然挺直——如同那些永遠年輕的面容。

我曾無數次問自己：何為英烈？

是王盡美在積溝小學辯論會上那句“殺死一個袁世凱，還會有另一個袁世凱”的預言？是盧志英把幼子掛在酸棗樹上，以哭聲引開追兵的決絕？是莊龍甲被剜目割舌后，用腳趾蘸著鮮血在地上寫下的“打倒國民黨反動派”？還是劉旭東被綁在老槐樹上，怒斥叛徒學生時那句“我沒有你這樣的學生”？

是。又不僅僅是。

一

我第一次對“犧牲”二字感覺到錐心的痛，是讀到王盡美母親劉氏的故事。

1921年冬，王盡美經滿洲里赴蘇俄開會，一去半年。音訊全無。臘月里，奶奶催著寫信：“讓瑞俊（王盡美原名王瑞俊）回來過年。”信一封封寄出，如石沉大海。

劉氏不急。她在婆婆和兒媳面前，把所有的焦慮壓在心里，像個沒事人。正月里，門前的迎春花開了；二月里，喬有山上的樹木發了芽。她還是等。直到兒子從濟南寄回那封久違的信，她才一個人躲進灶房，對著灶王爺的畫像，哭了一場。

這位從山溝里走出的女人，在兒子犧牲后，又獨自拉扯大兩個孫子。1944年，偽村長告密，她被日軍抓進炮樓。敵人要她說出孫子的下落，她只答三個字：“不知道。”敵人用皮鞭抽她，血順著散開的頭發流下來，她還是那句：“不知道。”

后來鄉親們湊錢把她贖出來。她回到家第一件事，不是躺下養傷，而是摸到院子東側那道土墻前，查看那塊藏了十五年的墻皮——里面有兒子留給世界唯一的照片。

她把照片取出來，用袖口擦了又擦，對著那張長方臉、大耳朵的年輕人，輕聲說：“兒啊，娘沒給你丟人。”

我常常想，什么是英雄？那個在兒子犧牲后獨自撐起一個家的女人，那個被敵人打得遍體鱗傷卻始終不吐一字的女人，那個把兒子照片藏進墻里、一藏就是十五年的女人——她不是烈士，卻是烈士的母親。

英烈的精神，從來不只是犧牲的那一刻。它在犧牲之前漫長的等待里，在犧牲之后更漫長的思念里。

二

張適犧牲四十年后，他的兒子張同嘉才第一次真正了解父親。

這位九十二歲的老人，至今記得1943年那個冬天。十三歲的他跟著父親從昌樂老家逃往東北，在濟南客棧里，父親把他安頓好，說：“我出去辦點事，你等著。”一等就是三天。他餓、怕、后悔，躲在被子里偷偷哭。

他不知道父親去找黨組織了。他不知道父親上一次回家，是在自家門前徘徊一夜、最終不敢叩門的痛苦。他不知道父親在奉天監獄里給祖父母寫的那封信——“孫寄身北地，依人籬下，行動受限，不能即刻回家承歡于膝下，實為恨事”——是在怎樣嚴酷的拷打之后，用怎樣顫抖的手寫下的。

他只知道，父親是個“窮教書先生”。

1987年，張同嘉沿著父親當年的足跡，從黑龍江到吉林，從吉林到遼寧。在哈爾濱東北烈士紀念館的“黑土英魂”展廳，他看到了父親的名字——張適，與馬駿、陳為人、任國楨、張浩、吳麗石、陳潭秋并列。他站在那面銅板雕刻的肖像墻前，久久不語。

后來他說：“越上了年紀，越感到父親一生艱難革命的可貴。”

這話說得平淡。可誰知道，這平淡里藏著一個兒子對父親六十年缺席的全部原諒、全部理解、全部崇敬。

英雄的兒子，往往比英雄更孤獨。因為他們要用一生去認識那個在記憶中模糊的背影，然后把自己活成背影的模樣。

三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力量支撐著這些人，在黑暗最濃重的時刻，依然選擇燃燒自己？

王盡美在彌留之際，對守在床邊的同志說：“全體同志要好好工作，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和共產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斗到底！”說完這句，他便不再開口。年邁的祖母、年輕的妻子、兩個幼小的兒子——他一個字也沒有交代。

盧志英在雨花臺的最后一夜，把圍巾和鉛筆頭從牢房墻洞塞給隔壁的難友孫稚如，輕聲說：“你如果有機會見到我妻子，告訴她我犧牲了。我心里很坦然，她不用來為我收尸。”第二天深夜，他被特務裝進木匣，活埋在荒山下。

莊龍甲在南流集刑場上，面對劊子手的鍘刀，高喊“共產黨萬歲”之后，又對圍觀的群眾說：“今天你們殺了我一個，明天會有千百萬的人站起來殺你們！”

劉旭東被綁在老槐樹上，叛徒學生徐振中喊他“老師”，他一口血痰吐過去：“誰是你的老師？我沒有你這樣的學生！”

他們不是不知道痛。不是不怕死。只是在某些時刻，有一種東西比痛更難以忍受，比死更值得畏懼。

那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

那就是辜負人民的期待。

那就是——讓后代子孫質問他們：當年，你們為什么沒有站出來？

四

沈星犧牲那年，女兒果果三歲。

2012年5月13日，母親節。青州南陽河水很清，陽光很好。沈星牽著妻子的手，女兒在前面蹦跳著，像一只剛學會飛的小燕子。他剛從武漢請假回來調研，買了當晚的火車票回校。這一個上午，是他從緊張日程里硬擠出來的——給妻子過母親節，給女兒提前過四歲生日。

孩子落水的聲音，他一定是聽到了。那聲急促的呼救，穿過南陽河的微波，穿過妻女的歡笑聲，穿過一個軍人三十一年人生中所有的平凡與不凡——他松開手，脫掉外衣，縱身躍入水中。

十二歲的男孩得救了。沈星的右臂，保持著向上托舉的姿勢，再也沒有放下。

追悼會那天，青州城萬人空巷。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站在街邊，站在雨中，站成十里長街。一個老太太拄著拐杖，在女兒攙扶下走了三里路，說：“我要送送這個娃。”

沈星的母親高彩麗，在丈夫的攙扶下，捧著兒子的遺像登上回西安的飛機。萬米高空，碧空如洗。她一遍遍擦拭相框上的玻璃，喃喃自語：“星兒，不哭，不哭……”

飛機降落在咸陽機場，空中飄起了雨。她把遺像緊緊貼在胸前，用自己的衣襟擋住飄灑的雨滴。

那一刻，我想起幾十年前，王盡美的母親劉氏，在青島病院外接過兒子的靈柩，扶著棺木步行一百六十多里回諸城。從1925到2012，從諸城到閻良，從膠東到關中——八十七年過去，母親送別兒子的姿勢，竟沒有一絲改變。

五

有人說，我們這個時代不需要英雄了。

和平年代，沒有硝煙戰場，沒有嚴刑拷打，沒有舍生炸碉堡、堵槍眼的機會。英雄主義，似乎成了一種遙遠的美學，只存在于教科書和主旋律電影里。

可是他們告訴我，不是這樣的。

英雄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選擇。在那一刻，你可以選擇后退，也可以選擇向前；你可以選擇計算風險，也可以選擇本能地一躍。沈星選擇了后者，正如王盡美選擇改名為“盡美”，正如盧志英選擇把兒子掛在酸棗樹上，正如張適選擇在家門前徘徊一夜卻不叩門，正如張軍橋選擇在異國他鄉的大海里舍身一躍。

英雄主義，從來不是沒有恐懼。而是恐懼之后，依然做出那個艱難的決定。

南陽河畔，如今矗立著一座橋，叫“沈星橋”。橋頭的雕像旁，常年擺放著鮮花。清明時節，青州一中的學生們會來這里，聽老師講沈星的故事。講他怎樣從陜西閻良參軍入伍，怎樣在軍校里把撿起的饅頭吃下去教育浪費的同學，怎樣用一輛舊自行車騎行一千二百公里回老家。

老師講得很平靜，像在講一個認識很久的老朋友。學生們聽得很認真，像在聽一個發生在昨天的故事。

沈星犧牲十四年了。他的女兒果果，已經長大了。她懂事、善良、樂于助人，成績優秀，從不因為自己是烈士的女兒而要求特殊照顧。老師曾問她長大想做什么，她說：“像爸爸一樣，做一個有用的人。”

她不知道，說這話的時候，她眼睛里的光芒，和當年那個站在南陽河邊的父親一模一樣。

六

歷史是一條長河，英雄是河中的礁石。

我們看不見水流下的礁石，卻看得見它激起的浪花。王盡美的浪花，是喬有山下的濰水泥沙；盧志英的浪花，是雨花臺的蒼松翠柏；莊龍甲的浪花，是東園書舍門前的兩株馬纓花；劉旭東的浪花，是段村烈士祠里那盞用了八十年的煤油燈；沈星的浪花，是南陽河上那座以他命名的橋；張軍橋的浪花，是跨越國界的大愛。

浪花會消散，礁石卻永遠在那里。

我曾在一本舊書里，讀到一句關于濰水的記載：“水經注云，濰水出瑯邪箕縣，東北過東武縣西，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又東北入于海。”

一千五百年前的酈道元，不會知道這條河的兩岸，會走出多少改寫中國命運的人。王盡美生在濰水邊，盧志英生在濰水邊，張適生在濰水邊，莊龍甲生在濰水邊——他們的故鄉，都在濰水流域。這條發源于沂蒙山區、奔流入海的河流，見證了一代又一代濰坊兒女，從這里出發，走向濟南、走向北京、走向上海、走向延安，走向白山黑水、走向云貴高原、走向朝鮮戰場。

他們中的許多人，再也沒能回來喝一口故鄉的水。

但濰水記得他們。河底的泥沙記得他們。岸邊年年返青的麥苗記得他們。

今夜，靜謐如昔。我把那枚松針重新夾進書頁，合上這一摞浸透鮮血與淚水的濰坊英烈傳記。

窗外，萬家燈火。

每一盞燈下，都有一個安然入夢的孩子。他們不知道，九十年前，這片土地上的孩子，在炮火中顫抖；八十年前，這片土地上的孩子，在饑餓中哭泣；七十年前，這片土地上的孩子，在廢墟上讀書。

他們也不知道，正是那些他們叫不出名字的人，用青春、熱血、生命，換來了他們此刻的安睡。

日出東方。

一輪朝日里，赫赫昭示，英烈精神從未遠離。它就藏在這尋常的萬家燈火里，藏在一個母親為孩子掖好被角的指尖，藏在一個父親騎著電動車送女兒上學的背影，藏在一個少年對著國旗敬禮時微微上揚的嘴角。

山河依舊，故人已遠。

但他們留下的光，照亮了我們走過的每一條路，并將繼續照亮，那些尚未啟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