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80多年來首次，放開殺傷性武器出口，日本為何此時邁出危險一步？

4月21日，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正式修改“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首次原則允許出口殺傷性武器。

放眼戰后80多年歷程，此舉標志著日本長期相對嚴格的武器出口政策出現重大轉向。中方對此表示嚴重關切。日本國內批評稱，此舉背離“和平國家”定位。

高市早苗政府為何此時擰開這道緊鎖多年的“閘門”？一步踏出，日本又將走向何方？

三處關鍵變化

日本“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制定于2014年。它為武器出口劃出較清晰的邊界：僅限于“救援、運輸、警戒、監視、掃雷”5類用途。

這一框架一度被視為微妙平衡：回應國內保守力量訴求，又盡量守住“和平國家”底線。但它只是政策原則，并非法律，只要政府內部達成一致便可修訂，從一開始就帶有彈性。

早在去年10月高市政權成立之初，廢除“5類用途”已被寫入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的聯合執政協議。

如今，修訂正式落地，至少有三處關鍵變化。

一是怎么分類。

日本不再以“5類用途”劃定武器出口范圍，而是直接按性質分類——具有殺傷能力的“武器”，如軍艦、坦克、導彈等；不具殺傷能力的“非武器”，如雷達、防護裝備等。

根據新方案，日本可向與其簽署《防衛裝備品和技術轉移協定》的國家（目前約17個）出口殺傷性武器——實質上突破了長期以來的禁區；非武器的出口，幾乎全部放開。

二是賣給誰。

過去，日本對戰爭國、沖突國基本實行嚴格限制；如今，在“符合國家安全需要的特殊情況”下，也可例外允許出口。

三是誰說了算。

過去，武器出口需事前向國會報告；如今，是否出口改由包括首相及相關大臣在內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拍板，事后再書面通知國會。可見，決策權向行政系統集中，國會的約束在減弱。

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指出，戰后以來，在和平憲法約束下，日本長期對武器出口嚴加限制，直到2014年才有限開放“5類”非殺傷性裝備出口。而這一次，從戰斗機、驅逐艦，到導彈、潛艇，傳統意義上的殺傷性武器在一定條件下都可納入出口范圍。這是戰后從未有過的重大轉變。

戰略意圖明顯

如果把時間軸拉長，此番調整并非突然轉向，而是政策一路松綁、持續突破的自然延續。

戰后初期，日本一度禁止武器生產；1967年提出“武器出口三原則”，確立嚴格的限制框架；1976年強化“和平國家”理念，形成全面武器禁運。

不過此后，歷屆政府不斷放寬例外：1983年首次允許對美出口武器，2011年進一步允許參與國際聯合開發。

真正的轉折出現在2014年——安倍晉三內閣出臺“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取代沿用數十年的“武器出口三原則”，以“5類用途”打開武器出口之窗。

此后邊界不斷被試探、被突破：2023年放開對外國授權生產裝備的成品出口；2024年又允許聯合研發戰機面向第三國銷售。

如今，高市政府干脆把最后的“用途閘門”徹底拆除。問題隨之而來，此舉意在何處，又為何偏偏在此刻發力？

一個容易被忽視的變量在于，日本國內政治結構的變化。

長久以來，自民黨一直謀求松綁武器出口；但其執政伙伴公明黨始終扮演“剎車”角色，僅支持安保議題上的小步放開。

然而隨著自公聯盟瓦解，新的執政伙伴日本維新會立場更為激進，原有的政策掣肘隨之消散。

從日本政府和輿論的表述看，高市政府此舉主要有三重考量。

外交上，通過武器出口，強化與“志同道合國家”的安全合作，提升互操作性，增強整體威懾能力，以塑造更有利的安全環境。

軍事上，擴大海外市場，維持并強化國內軍工體系，為潛在沖突中的持續作戰能力提供支撐。

經濟上，試圖將國防工業打造為經濟增長支柱之一，通過拓展出口渠道，提升產業規模與收益。

在此之外，廉德瑰認為，更直接的驅動力在于兩點：一是產業生存，二是戰略布局。

如果不能出口，日本軍工企業的產品賣給誰？“在自衛隊規模有限、采購空間固定的情況下，單靠本土訂單難以支撐整個產業鏈運轉，對外出口成為其維持和增強軍工實力的現實出路。這既關系到軍工基礎，也關系到整體經濟。”廉德瑰說。

站在更宏觀的框架下看，日本加緊推進“印太戰略”，拉緊日美澳、日美菲、日美韓等多重同盟網絡，戰略意圖是什么？“其核心指向仍是對華遏制，武器出口已成為其落實安全布局、輸出防務能力的重要抓手。”廉德瑰說。

并非民意驅動

日本防相小泉進次郎21日強調，此次修訂“符合日本戰后作為和平國家的道路”。

但過去一段時間，從軍費連續創紀錄，到部署新一代遠程導彈，再到允許自衛隊開展進攻性網絡行動……日本擴軍明顯提速，已從所謂“防守型國家”轉向具備對外投射能力的“主動型選手”。

有日本學者直言，口頭上仍是“和平國家”，實際上卻將其拋棄——高市政府在沒有就“國家應當成為什么樣子”展開充分討論的情況下，正大幅改變戰后“不以武器出口助長戰爭”的國家形態。

這種不安，已在社會層面顯現。就在兩天前，數萬名日本民眾聚集在國會周邊，抗議政府推動解禁武器出口、修改和平憲法等擴軍舉措。

廉德瑰指出，上述修訂并非民意驅動，而是內閣主導推進，甚至繞開國會批準。其方向很明確，即推動日本走向所謂“正常國家”，擺脫戰后約束，擁有完整的軍隊、強化軍事能力，實現某種意義上的重新崛起。

但問題在于，日本社會并未同步。不少日本學者擔心國家重蹈戰爭覆轍。

“盡管國會中主張修憲、擴軍的力量占據上風，但在民意層面仍有反對和猶豫。”廉德瑰指出，日本選民本身處于矛盾狀態：當初支持高市，更多是希望她能改善經濟、對外強硬；但她當前推進的軍事化路線，已偏離部分選民的預期。

推升安全風險

就在高市內閣調整武器出口政策的同時，日本自衛隊首次在美菲軍演中參與實彈科目，實質嵌入聯合作戰體系。接連而至的軍事動向，其外溢影響注定不會局限于日本本土。

從雙邊互動看，外界普遍擔憂，日本持續推進再軍事化，向外輸送軍備，勢必抬高區域安全風險，倒逼印度、韓國等地區力量調整戰略部署。

這種安全博弈一旦開啟，往往進入“你加碼、我再加碼”的循環，最終陷入典型的安全困境。

從地區結構看，隨著日本加大與東南亞國家、澳大利亞的防務合作，推進與英國、意大利的聯合開發，并在后勤維護、裝備升級、技術標準等環節與盟友深度綁定，原本以美國為核心的單線同盟結構，正轉向多點聯通、相互嵌套的多邊安全網絡。

當越來越多國家同步加碼軍備，本地區究竟走向安全還是緊張，答案不言自明。

廉德瑰指出，日本背離“專守防衛”原則，接連突破武器出口限制，并通過編織小多邊軍事合作網絡，在中國周邊形成體系化壓力，其影響將波及朝鮮半島、臺海、南海等多個方向。這種持續推進的遏制行動，本身就構成現實安全威脅。

很多專家學者擔心日本重新開啟“戰爭機器”，對外“輸出戰爭”。

不過，“日本內部并非鐵板一塊，主張改善對華關系、反思戰爭的理性力量仍存在。”廉德瑰認為，后續三大動向值得關注。

一是，日本內部各政治力量的博弈走向，奉行軍事擴張路線的勢力能掌權多久？

二是，日本國內理性力量是否能形成有效制衡？

三是，美國是否會在東亞復刻“代理人沖突”模式？這對中日兩國均會造成不利影響。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安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