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級作家于建初先生所作《臨江寺賦》，以駢散兼行的典雅筆法，將一座千年古寺的滄桑變遷鋪陳于讀者眼前，不僅是一篇地理空間的描摹，更是一曲時間深處的人文交響。賦文以登臨覽勝為起點，層層展開歷史畫卷，最終落筆于文化傳承的時代命題，展現了作者作為一級作家深厚的文學功底與深沉的哲思關懷。

一、駢散兼行：古典形式的現代復活

　　《臨江寺賦》最顯著的特色在于其“駢散兼行”的語言策略。開篇“資水湯湯，南納蒼梧之秀，北匯洞庭之波”以典型的駢儷句式奠定恢弘基調，而后轉入“循首溪而下”“登大龍王山之巔”等散句敘述，形成張弛有度的節奏感。這種語言選擇絕非簡單的復古，而是有意為之的文體實驗——駢文之工整對應著山川的永恒秩序，散文之流動則暗合歷史長河的綿延不絕。

　　作者對四時景物的描寫尤見功力：“春則竹翠松青，雜花映水；夏則濃蔭蔽日，蟬鳴幽谷”等句，既承襲了《詩經》以來“賦比興”的傳統，又以現代漢語的清新感消解了古典賦體易有的板滯。這種語言上的古今融合，恰如臨江寺本身“殘垣”與“香火”的共存，形成了一種跨越時空的審美張力。

二、三重時空：作為文化記憶載體的古寺

　　賦文建構了一個精妙的三重時空結構：自然時空、歷史時空與記憶時空的交織。

　　在自然時空層面，臨江寺“背倚青山，面迎碧水”，占據著典型的中國風水寶地格局。作者敏銳捕捉了其地理特征的文化內涵——不僅是山水形勝，更是“扼古驛之要沖”的人文節點。這種描寫超越了單純的景物羅列，揭示了傳統寺觀建筑選址中蘊含的天人合一哲學。

　　歷史時空的展開則更為恢弘。從“肇自春秋戰國”的起源，到周穆王、杜甫、宋帝、陶澍、左宗棠、黃自元、黎錦輝等歷史人物的次第登場，作者以“寺”為軸，串聯起一部縮微的中國文化史。這種寫法令人想起杜甫“窗含西嶺千秋雪”的空間包蘊時間之法，但于建初先生更進一步——他讓這些歷史人物并非簡單羅列，而是各自攜帶其時代的精神印記：周穆王的神話色彩、杜甫的憂患意識、陶左二人的經世情懷、黎錦輝的美人視野……臨江寺因而成為一個“文化磁場”，吸引著不同時代的靈魂在此交匯。

　　最動人的是第三重時空——記憶時空的建構。“興坪村民，懷敬祖之心，承文脈之緒，于百步之外，結茅為庵”這段描寫，揭示了文化傳承的真正載體不在磚石，而在人心。寺廟可以毀于戰火，但“香火恒燃”；建筑可以變為殘垣，但“鄉愁”永駐。這種對民間自發文化守護力量的發現與禮贊，是賦文最具現代性的洞見之一。

三、人文地理學視野下的地方書寫

　　《臨江寺賦》體現了鮮明的人文地理學意識。作者始終將臨江寺置于更廣闊的地理網絡中考察：向北是“匯洞庭之波”的宏大水系，向南是“納蒼梧之秀”的文化源流；對岸的蚱埠古鎮作為“水陸要津”，連接著益陽與安化的經濟脈絡。這種寫法打破了封閉的地方視角，揭示了每一個“地方”都是網絡中的節點，都在流動中生成其意義。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資水通衢”的強調。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河流從來不僅是自然存在，更是文明傳播的通道、文化交流的走廊。臨江寺因資水而成為“往來名流休憩之所”，本質上揭示了交通線路如何塑造文化地理。舟楫往來的資水，成為一條流動的文化血管，而臨江寺則是血管上一個重要的“文化心臟”。

　　這種地理認知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當作者在文末將古寺命運與“鄉村振興”相聯系時，他實際上提出了一種基于文化地理學的發展思路：不是割裂地看待某個村落，而是在歷史形成的人文地理網絡中重新定位其價值，在文化脈絡的賡續中尋找發展動力。

四、廢墟美學與文化傳承的辯證法

　　“雖古剎僅存遺墟，香火猶傳百步”——這句充滿張力的話，揭示了賦文核心的美學與哲學思考。殘垣斷壁的廢墟意象，在西方浪漫主義傳統中常與崇高、哀愁相聯系；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廢墟更多指向“逝者如斯”的時間感悟與“生生不息”的生命哲思。

　　于建初先生巧妙地將這兩種美學傳統融合。一方面，他對“屢毀屢建，終至殘垣斷壁”的描寫不回避歷史的殘酷，甚至賦予廢墟某種莊嚴感——那是時間留下的銘文。另一方面，他迅速將視線轉向“結茅為庵”的村民實踐，轉向“香火恒燃”的文化韌性。這種處理方式，既避免了沉溺于懷古傷今的感傷主義，也超越了簡單的“廢墟浪漫化”。

　　更重要的是，作者提出了“非為祈福禳災，實為守護鄉愁、賡續文明”的深刻洞見。這實際上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文化傳承：一種是功利性的、功能主義的（祈福禳災），一種是本體性的、意義維系的（守護鄉愁）。在現代化進程中，許多傳統文化形態原有的實用功能已經消退，如果僅從功能角度評估，很容易得出“已無存在必要”的結論。但作者指出，這些形態作為“鄉愁”的載體、作為文明連續性的象征，其價值恰恰在實用功能之外。這種認識對于當代文化遺產保護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五、從“山水有靈”到“文脈無疆”的哲學升華

　　賦文以劉禹錫“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為引，但最終超越了這一傳統命題。作者實際上在說：山水之“靈”，不在縹緲的仙龍，而在真實的人文積淀；文化之“名”，不在建筑的宏偉，而在精神的傳承。

　　“盛衰有數，文脈無疆”這八個字，是全文的哲思結晶。它承認物質存在的有限性——寺廟會毀，王朝會亡，一切有形之物都難逃成住壞空。但它更肯定精神文化的超越性——那些在歷史中凝聚的思想、情感、記憶，能夠超越具體載體的消亡，在新形式中獲得新生。從“臨江寺故址”到“百步之外”的簡易寺院，正是這種“文脈無疆”的生動體現。

　　這種哲學思考使《臨江寺賦》超越了一般游記或懷古之作，獲得了一種形而上的高度。作者似乎在暗示：文化遺產保護的本質，不是固執地保存某些物質實體，而是理解并延續那些實體所承載的文化基因。就像村民不是在原址復建豪華廟宇，而是在新地點“結茅為庵”，形式可以簡陋，但文化DNA必須傳承。

六、當代價值：古典文學形式的現代言說

　　在當代文學語境中，《臨江寺賦》的創作本身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在全球化、數字化的今天，選擇古典賦體進行寫作，看似是一種“復古”，實則可能是一種“創新”——是在尋找一種更適合表達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語言形式。

　　賦體特有的鋪陳、對稱、韻律，與中國傳統空間感知（如山水畫的散點透視）、時間感知（如循環史觀）有著內在的同構性。于建初先生用這種形式書寫臨江寺，實際上是在進行一種“形式即內容”的探索：用古典文學形式本身攜帶的文化記憶，來言說一個關于文化記憶傳承的主題。

　　這種探索對當代文學創作具有重要意義。它提示我們，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不僅可以是“舊內容新形式”（如用現代小說寫歷史故事），也可以是“新內容舊形式”（如用古典文體寫當代思考）。關鍵在于找到形式與內容的深層契合，讓形式不再是空洞的外殼，而是意義的有機組成部分。

結語：作為方法的地方

　　《臨江寺賦》最終呈現的，是一種“作為方法的地方”思考。臨江寺不僅是湖南省桃江縣的一個具體地點，更是一個理解中國文化的微縮模型。通過這個“地方”，我們看到自然與人文如何交織，歷史如何層累，記憶如何傳承，衰落中如何蘊含新生。

　　于建初先生以作家之眼、學者之思，完成的不僅是一篇美文，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診斷。在鄉村振興成為時代命題的今天，《臨江寺賦》提示我們：鄉村的振興不僅是經濟的，更是文化的；發展的路徑不僅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在歷史形成的文脈中，尋找面向未來的智慧。

　　“山高水長，古寺流芳；哲思永續，福澤綿長。”這十六字結語，既是祝愿，也是信念。它相信那些歷經滄桑而留存下來的文化基因，那些在廢墟中依然燃燒的精神火種，能夠跨越時空，滋養一代又一代的心靈。而這，或許就是《臨江寺賦》給予我們這個時代最寶貴的饋贈。

吳明德，湖南省益陽市安化縣人。中國法學會會員、湖南省注冊咨詢師，資深媒體人，湖南民生在線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