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上海仁濟醫(yī)院產房郭婉瑩的臉照得慘白，她攥著產床的鐵欄桿，護士第三次進來時，她啞著嗓子問：“先生還沒消息？”小護士避開她的眼睛，低聲說：“吳先生臨時有公務。”

郭婉瑩盯著天花板上的裂紋，突然笑了昨天吳毓驤西裝領口那抹甜膩的“夜巴黎”香水味，可不是什么“公務”該有的味道。

1934年的上海，25歲的穿著巴黎定制婚紗郭婉瑩嫁給吳毓驤，在200桌婚宴上笑得像個孩子。吳毓驤是林則徐的后人，清華留美高材生，白襯衫袖口總繡著“Y.H.W”的縮寫。

那時他會帶她去百樂門跳狐步舞，在霞飛路的咖啡館里讀葉芝的詩。可太平洋戰(zhàn)爭一響，這位“切面包邊的紳士”就變了。

孩子終于生下來時，郭婉瑩已經流了兩天血，她掙扎著坐起來，看見吳毓驤的皮鞋出現在病房門口。他領帶歪著，西裝上沾著酒漬，領口那抹香水味比昨天更濃了。

護士抱著襁褓里的男嬰說：“小姐，是個少爺。”郭婉瑩沒看孩子，伸手理了理吳毓驤的領帶，就像什么都沒發(fā)生。后來她跟女兒艾琳說：“那天我突然明白，婚姻就像愚園路那棵老香樟，風來了，有些枝椏是留不住的。”

最戳心的不是丈夫夜不歸宿，是她抱著剛滿月的兒子去找他，卻在霞飛路那棟洋房門口，看見施小姐穿著吳毓驤的晨袍倒垃圾。

郭婉瑩轉身就走，懷里的孩子哭了，她卻想起1928年中西女塾的畢業(yè)舞會那時吳毓驤也是這樣，穿過人群走向她，眼里的光比水晶燈還亮。

1947年春天，吳毓驤的公司破產了。郭婉瑩打開樟木箱，把那些繡著“Y.H.W”的襯衫和情書一起鎖了進去。鑰匙被她扔進花園的井里，撲通一聲，像什么東西碎了。

她開始學生煤爐，把手指燙出泡；用鋁鍋煮牛奶，鍋底結著黑垢。有天鄰居看見她在弄堂口洗尿布，笑著說：“永安四小姐也干這個？”她抬頭說：“尿布總要有人洗的。”

郭婉瑩在愚園路的洋房里開了英文補習班，學生都是外交官的孩子。她用莎士比亞劇本當教材，黑板擦得比當年家里的紅木家具還亮。有家長送她進口巧克力，她擺擺手：“學費就夠了。”

文革那幾年最苦。紅衛(wèi)兵來抄家時，郭婉瑩正在給學生講《羅密歐與朱麗葉》。他們把她的書扔在地上踩，剃了她的陰陽頭。第二天她照樣去上課，用橡皮膏貼住手指上的裂口，在黑板上寫：“To be or not to be”。

后來被下放到崇明島刷馬桶，她每天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凈凈，說：“廁所也是要有人刷的。”

1956年公私合營，愚園路的洋房要收歸國有。園林工人來砍那棵老香樟，郭婉瑩攔在樹前：“這樹比我還老，留著吧。”

后來樹還是被劈了，她撿了塊劈裂的樹干，做成盆景。1998年拆遷時，85歲的她抱著那盆香樟，坐在浦東的陽臺上看黃浦江。有記者問她：“這輩子后悔嗎？”她摸了摸盆景的裂紋：“你看這樹，傷口長成了花紋。”

陳丹燕在《上海的金枝玉葉》里寫她，說她晚年總穿一件洗得發(fā)白的藍布衫，卻比任何名媛都優(yōu)雅。郭婉瑩自己倒不覺得：“優(yōu)雅？不過是餓肚子時也記得把腰挺直。”

她拒絕去國外和兒女同住，說：“我是中國人，這里是我的家。”臨終前，她讓女兒把骨灰撒在香樟根下那棵1943年她說“樹在，家就在”的香樟。

她教會我們，真正的貴族不是穿香奈兒的人，是在煤爐上烤吐司也能哼《茉莉花》的人；不是住洋房的人，是把6平米陋室住出梔子花香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