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民俗學運動史略

作者：楊堃

楊堃（1901-1998），男，河北大名人。著名民族學家、民俗學家，中央民族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民俗學會副理事長，中國民族學會顧問。代表作有《民族學概論》、《原始社會發展史》、《民俗與民族學》、《中國家庭中的祖先崇拜》、《女媧考》等。

我國民俗學運動大致可分以下幾個階段。

1.“五四”運動以前的中國民俗學

如果將民俗學的意義看得很廣泛，不論科學與否，只要屬于民俗或歌謠之采集與編纂的，就全算作民俗學。那末，民俗學在我國的歷史就很悠久了。

《禮記》中《王制篇》曾言：“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漢書·食貨志》亦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我們不好斷言這些話可靠與否，或者也許會有問題。但在《古詩源》所載的《擊壤歌》曰：“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帝堯是傳說時代的人物，有無其人，我們尚不知道。惟無論如何，《擊壤歌》應是一首從遠古時代流傳下來的民間歌謠，那似乎是沒有問題的。

另如《詩經》一書，亦是最早流傳下來的一部歌謠集。關于該書創作的時代，雖然中外學者其說不一，但是，《詩經》中特別是《國風》大部分作品，全是采自民間，全是當時民間流行的歌謠或風俗，并且是表現了古代人民生活的，這是已成定論的了。因此，在史料上，《詩經》可謂最古、最可靠的一部民俗學著作。鄭振鐸先生在所作《中國俗文學史》一書中，已對我國俗文學的發展史，從《詩經》、《楚辭》直至清代的民歌，作了系統的論述，可供參考。

民俗學中，比較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神話與傳說。有些學者曾認為，我國古代文獻記載的神話與傳說，若與古希臘相比，顯得貧乏、可憐。這是站不住腳的。如果我們以馬列主義的觀點，認真研究分析我國古籍，那神話與傳說的資料還是很豐富的。如法國學者葛蘭言在《中國古代舞蹈與傳說》一書內，曾為我們整理了許多不被人注意的神話與傳說，即是一例。

在文獻的資料之外，尚有很多民間口傳的資料更為豐富、生動。只要有人采集，并采集得法，就會收益甚大。我國學者在很早就有人向此方向努力。如鐘敬文同志在48年前與愛伯哈特博士談中國神話一文，即是一例。此外，還有魯迅、郭沫若、聞一多、沈雁冰、顧頡剛、楊寬、孫作云、袁珂等各位專家，恕不詳談。

但談到神話，必然聯想到禮俗與儀式，因為禮俗與神話是原始宗教的兩大柱石。二者關系密不可分。

講到中國的古禮，我們應想到《禮記·曲禮》中所說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大”這句話，雖說這句話是否真實，已有人提出疑問、我們仍可斷言，我國古文獻中所保留下來的禮儀，全是些官禮而非民禮，或僅是官禮，而非民俗：所以我國號稱為“禮義文物之邦”，或“禮治主義”的國家。在禮學方法的古籍自然是汗牛充棟，不可勝數。歷代也均有禮學專家的著作。但是，從民俗學的觀點而言，其可取者極其有限。臂如：秦味經（惠田）的《五禮通考》，黃儆季（以周）的《禮書通故》，與孫仲容（詒讓）的《周禮正義》，在古禮學方面，確是三部杰作。但只有用新觀點研究、剖析，方能有所收獲。因為一切官禮與官制大半全是從民禮與民俗中脫胎而來。所以往往能在極小的地方還保留著民禮與民俗的孑遺或片斷、我國最早能以新觀點研究古禮學的，應提到江紹原先生，他在解放前發表的小品文《禮部文件》和《發須爪》等，是用英國人類學派的觀點和方法從事研究的。這在當時是進步的。今天看來，仍然可供參考。

此外，古代庶民在物質生活方面，如衣、食、住、行及娛樂、游戲等，也是民俗學研究的對象。只是這方面不被古代學者所注意：僅有尚秉和老先生的《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一書，可以介紹。但這是歷代民俗資材匯編、不是民俗學專刊，而且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

總之，在“五四”運動以前，我國舊有的民俗學資料并非缺乏，在經、史、子、集各類中全可找到，只因當時沒有科學的方法，故記錄頗有缺點，即以資料而言，大半全是生料，不是熟料，不能直接供我們利用。

2.民俗學運動的起源：北大時期

（1922~1925年）

中國民俗學運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應自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的歌謠研究會及其《歌謠周刊》的出世算起。北大開始征集歌謠是在一九一八年二月間。從該年的五月底起，劉半農先生的《歌謠選》就陸續在《北大日刊》上發表。前后共計刊出一百四十八首。歌謠研究會正式成立，則是在一九二〇年的冬天，由沈兼士、周作人二人主持。因當時人力與財力均成問題，故無發展可言。

歌謠研究會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召開了第二次大會。當時曾決議三事：一、征集，二、整理，三、發表。至當年十二月十七日，因北大舉行二十五周年紀念會，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就在此天開了一次成績展覽會，并創刊了第一號《歌謠周刊》。編輯是周作人、常惠兩位，錢玄同、沈兼士兩位擔任方音和文字的審查工作。

《歌謠周刊》第一號的發刊詞，在我國民俗學史上，是一篇重要的文獻。茲抄一段，以備參考：“本會搜集歌謠的目的共有兩種：一是學術的，一是文藝的。我們相信民俗學的研究在現今的中國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業。雖然還沒有學者注意及此。只靠幾個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來的，但是也不能不各盡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給多少材料或引起一點興味。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要的資料，我們把他輯錄起來，以備專門研究，這是第一個目的。因此我們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別，盡量的錄寄，因為在學術上是無所謂卑猥或粗鄙的。”該發刊詞未署名，但聽說是出自周作人之手。它明確宣布，第一目的是為民俗學研究輯錄資料，并指出民俗學研究的重要，這是很值得重視的。

一九二四年北大風俗調查會成立后，很多有關風俗的調查報告及論文，也常在《歌謠周刊》上發表。歌謠研究會因研究范圍的擴大，曾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開會時，提出改名為民俗學會，當時極力主張改名的是常惠，周作人也贊成。后雖名義上并未改成，但實際上卻也成為民俗學研究的刊物。自四十九號起，將中式的排版法，改為西式橫排法，并將《歌謠》改名為《歌謠周刊》，面目為之一新。至六十二號又登一啟事《本刊的今后》，內言：

本刊現經編輯議決，規定進行方針如次：

（1）擴大采集范圍。每期內容分載：論文、選錄、專集、雜件、征題各門。除謠、諺、謎語外，對于風俗、方言、故事、童話等材料，亦廣事搜集，隨時發表。

（2）改良征求方法。每期標一《征題》，選母題一種，分類征求。一面仍分地搜集。雙方并舉，務蘄詳盡。

（3）附帶出版叢書。本會前擬發刊之各地歌謠專集，迄以限于經費.不克如愿，殊為歉憾。刻擬一變通辦法，將此種專集，陸續登入周刊，一面另印成書。并擬編訂業經發表之論文、歌謠、重刊單行小本。俾《歌謠叢書》得以次第出版。

（4）隨時發刊專號。關于歌謠、風俗、方言各部，有充分材料對，即特出《專號》，以新讀者耳目。并可借此發表《征題》所得之成績。

他們的四項工作全都做到，并且很有成績。尤其是在特出《專號》方面，如《孟姜女專號》即很成功。對于民俗學的宣傳收效頗大。僅在出版叢書方面，只見到顧頡剛先生的《吳歌甲集》（1926年7月）一種，似乎太少。后來廣州《民俗學從書》出版的，如《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等等，全是繼承《歌謠叢書》這一傳統的。

《歌謠周刊》自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七日創刊，至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共出九十七號而停刊。停刊的原因，是因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另出《研究所國學門周刊》，已將歌謠、方言、風俗等項包括在內，故不另出《歌謠周刊》。事實上，《研究所國學門周刊》共出二十四期。有關民俗學的論文與資料，均占重要的地位。二十四期后，學校經費不足，將周刊改為月刊，并改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可惜只出了四期，北大改組，編者星散，這一工作也就停頓了。

3.民俗學運動的全盛時期：廣州中大（1928~1930年）

我國民俗學運動的起源，雖說應從北大的歌謠研究會算起，然而在這個時期內，民俗學的招牌尚未正式揭出。該會的中心人物，如周作人、沈兼士、劉半農諸氏，也都是文學興趣大過科學興趣，故當時的民俗學運動（1922年至1925年）僅算是預備時期。到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民俗周刊》第一期在廣州中山大學創刊，才正式進入宣傳時期。一九二六年左右，北京政局頗不穩定，北大內許多人員均南下，而廣州中大因初辦，又是在革命發源地，故頗有朝氣。因此，在北大未正式開展的民俗學運動，終于在廣州中大實現了。

廣州中大所開展的民俗學運動，在人材與精神兩方而，全是繼承北大的歌謠研究會。故最初的機關刊物命名為《民間文藝》周刊，并未叫做《民俗》周刊。該刊由董作賓、鐘敬文兩氏任編輯。從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起共出十二期。至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因嫌《民間文藝》的名稱范圍太窄，改名為《民俗》。《民俗周刊》第一期有一篇《民俗發刊詞》，頗能說明對民俗學運動所持的態度。從這個發刊詞中也可看出許多意義來。第一，民俗學的前身是民間文藝。當時僅叫做民俗，未叫民俗學。這說明民俗學還未取得“學”的資格。第二，該發刊詞的語氣是一種戰斗的口吻，這證明民俗學運動是代表一種新思想，需要戰斗。第三，該發刊詞若不加上“民俗”兩字和放在《民俗周刊》之內，我們就會認為是一篇新史學運動的宣言。這說明民俗學與史學的關系，非常密切。第四，他們所說的“民俗”是包括整個的民間文化，內有民間藝術、民間信仰，民間習慣，顯然比英國民俗學家所說的民俗學范圍廣多了。第五，此發刊詞據說是出自顧頡剛先生之手，署名為“同人”，看來發表前一定經過同人的審閱或修正，故可視為代表同人的。第六，這個民俗學運動原是一種新史學運動，故較北大時期已有不同，并有進步。這是代表兩個階段，也是代表兩個學派的。

關于廣州中大民俗學會成立經過及其活動與出版物目錄，楊成志先生曾寫過一篇詳細的報告，名為《民俗學會的經過及其出版物目錄一覽》，登載于《民俗復刊號》內，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廣州中大出版部出版兼發行。

在此期間所出的《民俗周刊》與民俗叢書等，雖然在內容上全很幼稚，但對民俗學運動的宣傳卻有影響，收獲極大，這是不能否認的。而中國民俗學運動建設的基礎，也全是在此時奠定的。

4.民俗學運動的衰微時期：

杭州中國民俗學會（1930~1935年）

在廣州中大所開展的民俗學運動，自一九三〇年以后，就由盛而衰，逐漸入于消沉時期。《民俗周刊》共出一百一十期，即行停刊。停了三年至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七日，雖經容肇祖先生的努力而復刊，然而大勢已去，無可挽回。復刊后，僅出了十三期，即又停刊。從此，這民俗學運動的大本營，乃完全陷于消沉的狀態。

杭州中國民俗學會是鐘敬文、婁子匡兩先生于一九三〇年夏，在西湖發起組成的。他們的用意是想一方面繼承廣州民俗學會的傳統，一方面還要擴大其組織，推廣到全國。該會努力苦戰的結果，相當可觀。譬如：

（1）該會出有《民俗周刊》共七十期。

（2）出《民俗學集鐫》共兩冊，第一冊有論文約二十篇，為我國民俗學界空前未有的大著作；第二冊內有論文十余篇，亦頗精彩。該兩冊專集，在內容與規模兩方面，均較廣州《民俗周刊》進步。第一輯內，有婁子匡先生的《國立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出版叢書提要》一文；第二輯內，載有鐘敬文先生擬詞，程懋筠先生作曲的《中國民俗學運動歌》。其詞為：

這兒是一所壯大的花園，里面有奇花，也有異草！

但現在呵！園丁不到，賞花人更是寂寥！

斬除荊棘，修理枝條；來，同志們莫吝惜辛勞！

收獲決不冷待了耕耘，有一天她定要驚人地熱鬧！

從這首歌中，可以看出民俗學運動，在衰微時期的冷落情況。同時，也可看出民俗學的前輩們頑強奮斗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佩！在第二輯中，還載有中國民俗學會叢書一覽及同仁錄，也是民俗學運動史中，最可珍貴的資料。

（3）《民間》月刊，這是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的機關報，是婁子匡、陶茂康、鐘敬文三氏編纂的。

（4）中國民俗學會叢書，共八種，在此不一一詳介了。

（5）除以上所述的刊物與叢書之外，還在別的刊物上發表了一些民俗學的論文，以廣宣傳。在此也不一一介紹。但杭州藝風雜志社所出的《藝風》月刊卻應一述。該刊常出民俗學專號及《民俗園地》一欄，均系鐘敬文先生主編。

以上這些刊物及叢書，大半全是印得極少，銷路不廣，一般讀者不易看到。但它卻給我們保存下珍貴的資料。這一段的民俗學運動，是不應忽略的。

5.民俗學運動的復興時期

（1936~1937年）

中國民俗學運動之復興，可說是開始于一九三四年，我國的學術思想自一九三四年起就很有進步，并有一種民族自覺的思想，充滿在社會科學界。譬如說，中國民族學會之成立與《文化建設》月刊之出世，就全是在一九三四年。……在這新的形勢下，早已潛伏數年的民俗學運動，自然也就復活了。

又如，北大的《歌謠周刊》，廣州中大的《民俗周刊》均相繼復刊，又給我們保存了不少資料。此外，還有杭州中國民俗學會所出的《孟姜女月刊》，這是個小型刊物。它的前身名為《婦女與兒童》，婁子匡先生主編。

以上所說的三種刊物：北大的《歌謠》、中大的《民俗》與杭州的《孟姜女》，這不僅是三個出版單位，而且也是三個有組織的研究機構。在我國民俗學運動的陣營中，這是三大據點。《歌謠周刊》的勢力是在華北；《民俗周刊》的勢力是在華南；《孟姜女月刊》的勢力是在華中。這三個組織彼此也有聯系，并有分會。其勢力遍于全國，蓬蓬勃勃，頗極一時之盛。但好景不長，“七·七”事變突然爆發，全國學術界受到打擊。民俗學運動自然也不例外，《歌謠周刊》出過三卷十三期之后，便停刊了。《孟姜女》出了五期也就銷聲匿跡，不見下文。

（原載《民族學研究集》（六），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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