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在國會里出席預算審議的時間，明顯變短了。高市早苗在2026財年預算案審議階段的到場時長，相比前任石破茂少了大約四成。這個“少坐了多少小時”的差距看似只是排班問題，實際上會直接牽動公眾的核心判斷：政府到底愿不愿意在公開場合把爭議解釋清楚，并且把質詢壓力扛下來。

預算案推進到參議院表決前，高市在參眾兩院預算委員會累計出席大約70小時；而石破茂在2025財年預算案期間累計出席118小時。再把范圍拉到過去十年，首相平均出席大約97小時，高市這次相當于把“國會坐班時長”壓到了平均值的七成上下，也形成了近十年的低位。

立憲民主黨議員小西洋之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直接指出：首相公開接受質詢，本來就是必須去履行的憲法責任。措辭雖然強硬，但確實觸及議會制的制度核心——在議會制國家里，首相不僅要對內(nèi)閣負責，還需要對國會負責。執(zhí)政聯(lián)盟的操作方式也讓矛盾更突出。反對黨多次提出希望首相出席，但多次遭到拒絕。

有自民黨高級官員甚至以相對“現(xiàn)實主義”的方式承認：確實在盡量避免首相過于頻繁地去國會。換成更通俗的表達，就是“能少被問就少被問”。這種政治上的風險控制并不罕見，但問題在于，日本的預算審議歷來是公眾監(jiān)督政府的關鍵窗口；一旦把窗口縮小，問責強度自然就會下降。

高市一方也并非沒有緣由。她在準備國會答辯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因為她堅持親自去修改官僚起草的答辯稿。預算審議期間多次熬夜，3月12日眾議院一場聽證會結束后，她甚至出現(xiàn)近一分鐘無法站立的狀況，外界普遍把它理解為嚴重缺覺帶來的身體反應。

這里至少包含兩層信息：其一，她對答辯內(nèi)容的把控非常緊；其二，這種工作方式會把首相推到體力與精力的極限。首相的工作不可能長期靠熬夜硬扛，一旦在鏡頭前出現(xiàn)失誤或突發(fā)狀況，政治代價往往會被放大。

她同時對反對黨的質詢方式提出不滿，認為對方經(jīng)常把議題帶偏，去提預算以外的問題；并且質詢問題提交得太晚，經(jīng)常深夜才送到，甚至開會當天早上還在改內(nèi)容。臨近開會才不斷改題目，會讓準備工作被動加碼。

今年3月，中間改革聯(lián)盟領導人小川淳也在預算委員會上詢問內(nèi)閣成員是否觀看世界棒球經(jīng)典賽，引發(fā)輿論嘲諷。類似問題在閑聊場景或許無傷大雅，但放到國會質詢里，就會被解讀成把納稅人的時間與資源拿來做段子。

但一旦用“對方不專業(yè)”來證明“自己可以不出現(xiàn)”，最終被削弱的往往不是某個黨派，而是問責機制本身。即便對方問得不夠好，政府也可以借助現(xiàn)場答辯把不嚴謹之處當場指出，并順勢把預算重點講透；相反，如果選擇不出席，公眾更容易形成“在躲”的印象。

高市更傾向于借助社交媒體去回應批評。她賬號粉絲超過280萬，確實具備很強的傳播影響力。她發(fā)帖否認“拒絕出席”的說法，解釋自己曾對自民黨參議院高層表達“有要求就會出席”，只是希望兼顧外交行程，可能被誤解；她也點名批評電視新聞對石腦油供應前景的報道存在事實性錯誤。

出席時間下降四成，不僅是統(tǒng)計表上的數(shù)字變化，也更像一種政治風格的外顯：更傾向運用可控渠道來講述立場。但預算案這類硬議題，原本就需要公開碰撞與反復追問；哪怕過程不夠體面，也比把討論搬到平臺上“各說各話”更符合制度健康。

預算案能快速通過是一回事，民主的賬能不能算清楚是另一回事。首相少去國會、更多在網(wǎng)上發(fā)聲，看似節(jié)省時間與精力，實則容易把公共溝通推向“我說你聽”的單向結構。成熟社會的底氣，往往就體現(xiàn)在那些并不輕松、但必須到場的問與答當中。這樣的在場感，高市以及日本政壇都需要更認真地去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