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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者陳立夫在晚年的回憶錄中以“泄密”為訪蘇中止唯一理由，但事實上，泄密只是造成訪蘇中止的原因之一，與之相比，1936年1月后中蘇之間的分歧，2月日本二二六事件后蔣介石的對日誤判，3月《蘇蒙互助議定書》造成的沖擊等，都是更加重要的原因。

1、日本的再次“打臉”

然而，后來的史實表明，日本在陳立夫訪蘇與何鍵告密問題上所作出的“冷處理”，只是一時性的特殊現象，就總體來看，日本并未因為國民政府在《蘇蒙互助議定書》后的對日接近而與之相向而行。

導致這一結果的根本原因，是日本決策層雖然對何鍵的告密因其內含疑點而未予特別重視，但對關于鄧文儀的情報，則因其可靠而深信不疑。這使它們更加無法克服對中國“二重外交”的片面認識，而進一步把中方具有“雙真”性質的“二重外交”看成一真一假或以假掩真。

因此，早在蔣介石于1935年底親任行政院長并任命具有留日經歷的張群等人出任外交部長等要職之時，須磨彌吉郎即認定蔣介石不可能真心推行親日政策，并判斷“中國今后極可能對日恢復革命外交”。

1936年1月22日，國民政府公開否認蔣介石同意接受廣田三原則后，日本的反蔣情緒更加強烈。2月起，日本卵翼下的冀東防共政府實行特別關稅，日人在華猖狂走私。3月下旬，日本雖然對何鍵告密做了冷處理，但關東軍宣稱，南京政府在思想上以排日為生命，在財政上以歐美為后盾，所以本質上不可能對日親善。它并據此提出，對付中國的唯一辦法是“按照人文與地理條件使中國大陸各自分立，各分立地區與日本直接結合”。

在中方因蘇蒙訂約而于4月對日提議局部地區的共同防共后，作為交涉窗口的須磨彌吉郎立即提醒東京：蔣介石的真實企圖只是對日試探，故日方不可跟蔣的代表討論軍事協定的具體方案，而應要求中方同意解決整個華北的問題，“只要華北問題得到解決，軍事協定也就水到渠成了”。4月下旬，須磨彌吉郎還強調，蔣介石對日抱機會主義態度，其所謂剿共具有掩護抗日的一面，目前中國內部聯蘇論十分強大。

結果，不僅蔣介石的提議遭到日方無視，以二二六事件為契機恢復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后的日本，軍部的勢力愈加強大，5月15日起，其竟以“應對赤禍”為名，強行將在華北的“中國駐屯軍”從一七七一名增至五七七四名。至于日本在華北的走私，據孔祥熙5月20日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的報告，情形至為嚴重，“不惟影響國庫收入，且關系國民生計”，“現走私范圍已由華北而漸及長江一帶，如不緊急嚴處，日甚一日，國內工商業有總崩潰之虞。”

這樣，與過去的多次嘗試一樣，1936年4月后蔣介石以協商局部地區的共同防共而爭取日本改善對華政策的努力再次遭到日本的否定，而蔣盼望的日蘇開戰當然也未發生。4月底，蔣介石不得不改變自日本二二六事件以來的預測，自記“倭俄形勢始急終緩”。

5月中旬，在“倭在華北增兵，已取包圍北平之勢，豐臺、廊坊、通州皆將駐兵，其必一面逼宋哲元，一面要求中央與之訂立防俄協定”的嚴峻形勢下，為了應對危機，蔣介石只得重敲蘇聯之門，要求恢復中蘇談判。

2、聯蘇抗日政策的出臺

對于中方的變化及其背景，蘇聯當局看得非常清楚。5月19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在致鮑格莫洛夫大使的信函中指出：盡管東京發生了2月兵變，日本軍國主義者對政府的影響近三個月來卻日漸增強。這種傾向使日本軍閥一向主張的肢解中國的方針占了上風，日本軍閥已在準備并部分地實際占領了華北。

信函具體分析說：

在日本武裝力量保護下的大規模走私活動，對于推行蠶食中國的政策具有重大作用。

日本軍閥利用這種走私活動收到了“一箭幾雕”的效益：

（1）把抗日斗爭中作為中國統一和鞏固因素的財政改革化為烏有。因為海關收入是南京政府預算的根基，這種無與倫比的大規模的走私活動正在破壞中國中央政府的國力根基和生存基礎；
（2）破壞中國工業；
（3）改變著日本、英國和其他國家間出口的比例，使之有利于日本，并從而把越來越廣泛的日本各界吸引到他們在中國進行的冒險政策中來。

信函接著說：

日本的破壞行為“客觀上迫使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走上抗日之路。因此可以預料，不僅在中國輿論界，而且在中國當政者中間，對蘇聯的向往會進一步加強。近據各種線索獲得幾件情報，確證蔣介石甚至準備武裝抗日”。最后，信函在指出“蔣介石的主要方針仍然是爭取時間，利用未來的日蘇戰爭仍然是蔣介石的最大希望”后，下結論說：“目前可以認為，因蘇蒙條約的簽訂而出現的我們同中國的沖突已經不復存在。”

蘇聯的觀察可謂一語中的。5月27日，孔祥熙再次訪問鮑格莫洛夫，要求締結中蘇互助條約，并強調“該條約可阻止日本侵略，因為日本沒有能力同時對中蘇兩國開仗”。

5月30日，蔣介石在和英國政府財政顧問李滋羅斯談及日本在華北的走私時宣布：武裝抵抗的時刻正在到來。長城以內各省份和東北地區不同，對它們的占領等于是宣戰。我的政策曾是忍耐和抑制全國的抗日情緒，但目前已確認達到了極限。華北的海關是關鍵問題，對海關的任何侵害都將被認為是宣戰。華北不是地方問題而是一個國家問題。如宣戰，那就是一場民族間的戰爭，全國的資源都將被動員起來。蔣最后還特地要求李滋羅斯把中國的宣戰決心轉告日本政府。

6月19日，蔣介石還更加明確地對李滋羅斯說，在解決中共問題后，中蘇即使結盟也不足為奇，如果日本不改變政策，中日沖突就無法避免。

7月，國民黨第五屆二中全會決定組織國防會議，并對外交政策作出“最低限度”的決定，即：“對外決不容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亦決不簽定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協定。遇有領土主權被侵害之事實發生，如用盡政治方法而無效，危及國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時，則必出以最后犧牲之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余地。”

3、聯蘇的糾結

在中蘇分歧特別是《蘇蒙互助議定書》所引發的國民政府的對日改善工作，因日本的排斥性反應而遭到挫折后，日本與蘇聯在對華政策上的相反姿態日趨顯著。

先看蘇聯。在長期困擾中蘇關系的主權問題上，《蘇蒙互助議定書》后，沒有出現新的尖銳對立。而在此前的那些老問題中，除中東路已于1935年3月出售于日本統治的“滿洲國”外，對外蒙與新疆，蘇聯至少在表面上并不否認中國的主權。

另外，在承認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方面，蘇聯除在1936年2月向國民政府表明“中國聯俄聯共本是兩事”，中國拒共出于政體不同，對聯俄“無所為害”外，8月還通過剛剛恢復的同中共中央的聯絡，由共產國際出面指導中共中央：“把蔣介石和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現階段，一切都應服從抗日。”“必須采取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并同蔣介石軍隊協同抗日的方針。”

其后，國共兩黨1936年初以來為建立抗日合作而斷斷續續舉行的談判開始取得進展，中國共產黨聯蔣抗日的新姿態，竟使蔣介石不時產生中共已愿“歸順”的錯覺。

與蘇聯形成對照的，是日本在侵華道路上越走越遠，而其背景之一則是對蔣介石的疑懼和對中蘇接近趨勢的仇視。1936年6月10日，陸軍軍務局長磯谷廉介在與李滋羅斯會談時說：蔣介石是中國最強領袖，但南京政府不可信任，只代表暫時的穩定，而日本需要的是長久的穩定。他還提出，中國政府真正代表中國民眾的標準，“是愿意同日本合作，停止反日宣傳，通過各地的鎮壓來消滅共產主義”。為此，日本寧可面對目前的混亂也不愿在日后遇上更糟的麻煩。

三天后，在致李滋羅斯的備忘錄中，磯谷廉介還針對英方“如果日本希望消滅中國的共產主義，那么他們為什么不僅不支持，反而要反對中國遏止共產主義的主要堡壘――南京政府呢？”的問題，回答說：

“因為我們熟知國民黨對待共產黨的方針的歷史，我們自然要懷疑國民黨和南京政府對待共產黨的真正態度。此外，聯系到南京政府中的某些有影響的份子，我們認為，近來關于蘇聯和中國之間達成秘密協定的報告，不能簡單地歸之為謠傳。”“在反共問題上，對這個政府不可能予以絕對的信任。”

其后，8月7日，日本五相會議制定的《國策基準》，確定了對北驅除蘇聯威脅，對南向南方海洋發展的南北并進的擴張路線。

與之配套的《帝國外交方針》則規定，鑒于日蘇關系的現狀，今后對華政策的重點是“首先使華北迅速成為防共、親日滿的特殊地區，并且一面獲取國防資源，擴充交通設施，一面使整個中國反對蘇聯、依附日本”。

為貫徹此重點，其對華措施，是要逼迫國民政府與日本簽訂防共協定，締結對蘇軍事同盟，促進懸案的解決。后者包括要求中國從日本聘用政治顧問、軍事顧問和軍事教官等等。

這樣，日本越是加強對華壓迫和對蘇威脅，就越是促成中蘇接近；而中蘇越是接近，反過來又越是刺激日本進一步加強對華壓迫和對蘇仇視，從而進一步促成中蘇接近。中日蘇關系就這樣陷入了一個特殊的循環。伴之而愈加增強的是中國“親俄而恨倭”的氛圍和“親日是死路，聯蘇是活路”的主張。

在這種內外環境的制約下，蔣介石在客觀上已經沒有多少回旋余地。但和一般民眾不同，面對一面鼓勵中國抗戰，一面拒絕締結中蘇互助條約的蘇聯，蔣介石當然清楚其真實動機。

與之相關，由于聯蘇抗日必然給中共帶來發展機會，蔣介石一邊盼望日蘇開戰，一邊在考慮到長遠的后果時，充滿憂慮。因此，1936年6月以后，蔣介石雖然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日趨堅定，直至在11月發動綏遠抗戰并贏得勝利，但在“聯蘇”問題上他卻仍然處在深刻的糾結與猶疑之中。結果，在行動上，他一邊以抗日為目標通過各種途徑推進與蘇聯及中共的談判，一邊則對蘇聯及中共保持高度的警惕，并繼續以日本最重視的反蘇防共問題為籌碼，謀求緩和中日關系。

從下面按月例舉的幾個相關史實中，人們對此點可逐步加深印象。

6月19日，蘇聯駐華武官雷平通過楊杰告知中方：蘇蒙協定雖有妨礙中國體面之處，然蘇俄之重要主張實對日本，系為遠東問題不惜一戰之暗示。日本陸軍之對象既為蘇俄，若在與蘇俄未開戰之前用大兵向中國挑釁不啻自毀前程。故彼目下一切行動謂之為煙幕，亦無不可。中國如為煙幕所眩則令人可惜。蘇方此言意在推動中國對日抗戰。但7月11日蔣介石仍令張群發表公開談話，在指出華北因日本大規模走私和增兵“頗呈現不安狀態”后，強調“外交似尚不無運用余地”，呼吁日本“為東亞和平前途計，應迅由正當途徑共謀有利于兩國邦交之調整”。

7月29日，蔣介石提醒自己，對蘇對日都“必先求獨立而后有所運用”。8月6日，他強調中國在外交方針上必須“以獨立自由而不為人工具為基點”。其時，兩廣事變已經接近解決，蔣介石特地要張季鸞轉告日方，“若慮中國政府于解決兩廣后將轉趨強硬，此屬錯誤。實則兩廣了后，政府將愿認真努力于外交之進行”。張同時還告知日方：“關于日本之對俄備戰，中國并不欲加以防礙，故即關于內蒙之事，日本亦盡可與我中央商量。”

4、中日最后的談判

9月以后，中日雙方以“成都事件”與“北海事件”等為契機，就調整中日關系開展談判。談判伊始，日本武官喜多誠一就通過張水淇警告中方：蓉案不重要，重要的是調整全部邦交，而“最緊關鍵”是中方須表明究竟聯蘇抑聯日，如中方不能表明聯日，彼即認中國聯蘇，即辦其應辦工作。恐嚇之意，溢于言表。

對此，蔣介石于9月16日囑張嘉璈向日本“轉達外交最大之限度，如逾此限度當不惜決戰”。9月23日，中方負責談判的外交部長張群還就協商“內蒙一帶”的防共問題，向日本明確提出了交換條件，即下述五項要求：（1）取消塘沽、上海兩協定；（2）取消冀東組織；（3）停止不法飛行；（4）日方停止走私與中方緝私之自由；（5）消滅冀東綏北偽軍及匪類。

但同時，蔣介石決定“持其志毋暴其氣，對倭雖準備犧牲，但仍不忘和平與待時之方針”。

因此，在談判中，圍繞作為主要議題之一的“共同防共”問題，國民政府一邊堅決拒絕日方“一般防共（即全面防共）”的要求，一邊在“局部防共”問題上保持靈活態度。其策略，是將對蘇問題與對日問題融為一體，反對蘇聯赤化與反對日本侵略相互關聯，以收互為牽制、相反相成之效。

作為其中一環，蔣介石在日記中將“對倭外交”概括為：

“甲、談判東北問題之解決，以和緩其共防問題之強迫；與之明言第一步解決滿洲問題，取消塘沽、上海協定，恢復兩國情感，然后第二步再談共同防俄攻守同盟問題。乙、先解決成都北海案；丙、后談五條件；丁、防共問題必須有相當代價，且須與華北問題并論。”

另外，基于對此間正在同時進行中的中蘇談判的感受，蔣介石在9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蘇俄態度冷淡，專在我國社會上工作、宣傳，以為將來使中國不能不出聯俄之一途，其計之險甚于倭寇也”。

為此，在10月8日和川越茂大使的會談中，蔣介石提醒日方：要重視中國人親蘇反日的原因，以行動轉變中國的反日空氣，否則就不具中日共同防共的先決條件。

此時，蘇聯通過中國駐蘇大使館以及與李維諾夫一起在日內瓦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顧維鈞，連續向南京發出“中國須先自助，對日稍加抵抗，然后可說到他國援助”的建議，并在否定互助條約的同時，承諾當中國“與某國發生沖突俄必先以物質協助”。

對此，國民政府外交部指出，蘇方促我抵抗的目的“或盼轉移侵略目標，或冀減少日本實力”；蔣介石的反應則是，對俄交涉須以“中共問題絕對無關”，“不在接濟而在互助”等項為原則。蔣還自戒，“對倭拒絕一切尚非其時，尤以防共問題為更重要，否則不能與俄交涉也”；對中共戰略則須重視“甲、限制其向東奔竄，勿使其挑起中日戰爭，貽害黨國；乙、限制其向北奔竄，勿使其與外蒙聯絡，打通接濟之路；丙、限制其在甯甘阿拉番邊境，設法解決之。”

11月4日，張群致電蔣介石，請示能否于翌日向日本提出中方的下述最后意見：

（一）一般防共問題，務望日方撤回勿談。（二）北部邊境防共問題，須日方提出具體內容后方可商討，但冀東及察、綏匪偽軍問題，務須同時解決。若日本堅持冀東等問題，只能作為紳士協定，則我方對北部邊境防共問題，亦只有俟日方履行此紳士協定時，再行商討。并告以此系我政府之最后意見，下次川越大使見張部長時，若能擱置防共問題不談，而就其他問題續行商討，則張部長隨時可接見。倘仍如前數次之會議，以防共問題為中心，則我方對此問題之最后意見，既然如此，繼續談判，亦屬無益。

對此，蔣介石在11月5日一度回復同意，卻馬上又在7日決定“接岳軍來會商，對倭交涉不可堅拒防共問題，但必須以華北主權收回為代價”。

在翌日的談話中，蔣告誡張群，在對日問題上應該“準備交涉破裂，然不主破裂，以對俄有若干作用也。”

其后蔣還在日記中批評張說：

“岳軍（張群字）對防共問題要求川越撤回，殊違意圖，昔日太怕而弱，今日太剛而愎者，是其皆不明情勢與利害之所致也。人才難得，外交尤甚，可嘆。急令其以只要倭暫不再提此案則可止矣。”

在蔣介石的指令下，11月10日后，張群等人繼續與日方談判防共問題。關于“一般防共”，中方強調其前提是首先解決滿洲問題，否則就無法談判。

其理由是：

（1）若交換情報限于國外共黨活動之消息，則殊無締結協定之必要；
（2）若交換情報（包括關于啟發、鎮壓之意見）并指國內共黨活動狀態，則名義上雖為相互，仍有干涉內政之嫌；
（3）日方雖謂非對蘇聯而以國際共黨為對象，但以中日約定之了解，采取一般防共之具體辦法，在蘇聯與一般人士必認為中日聯合抗蘇；
（4）干涉內政，我政府與人民當然不能許可，而在中國主權尚未因中日間之調整恢復之前，中日聯合抗俄，亦必為人民所反對，且足助長人民反日情緒而與反政府派以口實。

關于華北等地的“邊境防共”，中方則堅持必須以日方接受前述張群9月23日的五項要求為交換。對此，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威脅說“若一般防共不能談，邊境防共亦不能辦，則所剩者為中國不愿與日攜手而欲與俄攜手之印象，問題頗重大，予須全般加以重新考慮”。

與之會談的駐日大使許世英回答說：

聯俄決非中國所欲，國府十年以全力剿共，犧牲大而痛苦深，豈有復尚樂為之？愿以個人資格述予私見，貴國欲達防共目的，不應迫國府共同防共，增其對內困難，甚至惹起內訌。極端言之，縱國府因此動搖則繼起者必至勢成猖獗，屆時中國固遭混亂，貴國恐亦成危險，是手段與目的相反。若貴國不談共同防共，減少國府困難而基礎益固，則往年蔓延全國之紅軍猶能以自力擊破，則所余殘部更易消滅，反而有殊途同歸之益，此點國民亦多如此心理。

國民政府外交部則對日反駁謂：

“有田以我國政府為反日親俄勢力所左右，實屬錯誤”，“如日方能使滿洲問題得一適當解決辦法，則中日間任何問題即軍事同盟亦皆可商議，固不僅防共一事已也，想有田猶可回憶。今我方以日本對滿洲問題容有困難，姑俟他日商議，僅提出最足妨礙邦交而有急切解決必要之冀東察綏事為交換條件，希望與華北防共問題同時解決，而日方并此最合理之要求竟不予接受，反借口外蒙，誣指中國不欲與日接近而欲與俄攜手，是足證明中國有誠意而日本無誠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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