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車停靠兗州，省委負(fù)責(zé)同志舒同在站臺簡要匯報了大體情況：東郊公社試驗田掛出“畝產(chǎn)一千斤”的牌子，群眾干勁很足。毛主席只是點頭，沒有表態(tài)，要求直接去地里看看。陪同人員心里沒底，卻不敢多說。

汽車搖晃著駛向大辛莊，沿途可見宣傳口號隨風(fēng)翻動，“趕英超美”的標(biāo)語鋪滿田埂。有人小聲嘀咕：“主席會怎么看？”另一人回一句：“實事求是吧，虛的怕瞞不住。”短短幾句對話，透露出基層干部的忐忑。

到達目的地后，二十畝麥田一色翠綠，木牌立在田頭，白漆紅字清晰醒目。毛主席俯身抓起一把麥苗掂了掂，“看上去不錯，可是一畝真能打到一千斤？”他轉(zhuǎn)身問鄭松。鄭松聲音有點發(fā)澀：“只要天氣順，人勤力足，應(yīng)該行。”毛主席沒有追問，只說：“賬目要過秤稱出來，嘴上說不算。”

視察完麥田，他讓隨行人員把那撮發(fā)黃的廢苗包好，說要帶回北京做樣本。有人不解，毛主席淡淡一句：“不黃不硬，哪知土地真實的底色？”這一評語讓在場的干部面面相覷。

時間回?fù)艿狡吣昵啊?952年秋，毛主席第一次來濟南，曾夜讀《濟南府志》，并向許世友、羅瑞卿等人講述“齊魯之邦”的來歷：濟水故道何時改稱大清河，曹孟德何以任職濟南相，明太祖為何把省治定在此地。一席古今對照，聽者受益匪淺，也讓當(dāng)?shù)馗刹扛械竭@位革命領(lǐng)袖對歷史地理的熟稔。

再說1958年“大躍進”剛起，各省報表層層加碼。高唐、壽張甚至報出“畝產(chǎn)三萬斤玉米”的數(shù)字。毛主席起初肯定群眾干勁，但越看數(shù)據(jù)越疑惑。上海會議上他提到：“要防止虛夸，種田不是煉鋼。”正是這種謹(jǐn)慎，使得1959年的實地調(diào)查格外嚴(yán)厲。

濟南座談會被毛主席戲稱為“六級書記”聚在一節(jié)車廂里。為了避免官話，他親自做記錄，用鉛筆記下每個人的話，一個疑問接著一個疑問。有意思的是，他還插入殷墟、龍山文化的掌故，用歷史故事提醒大家：王朝興亡與治荒救災(zāi)都系于糧食，數(shù)字不能輕慢。

四月十三日那天，試驗田的麥穗已露出須根，卻還談不上定產(chǎn)。毛主席再三囑托：“收割時干部親自扛秤，看秤砣落在幾斤幾兩，再寫進報表。”這句話后來被鄭松背誦了無數(shù)遍。

真正的檢驗在六月。省、市、縣、社五級干部連同老農(nóng)組成試打組，二十畝試驗田前后測產(chǎn)，結(jié)果是七百四十二斤；全村一千七百畝平均四百零多斤。新聞稿寫得克制，既說“增產(chǎn)”，也說明與計劃差距。舒同把數(shù)字電報北京，附上一句：“指標(biāo)已降溫，群眾情緒穩(wěn)定。”

九月，毛主席的專列再次停在濟南西郊線，他一上車便問鄭松：“到底打了多少？”聽到“平均四百”這個數(shù)字，毛主席笑了：“這回對得起秤星了。”隨即又叮囑，“種糧人要心里有秤，嘴上留三分余地。”

當(dāng)天下午，他還去了省農(nóng)科所，看了株高近兩米的玉米與套種的大豆。對科研人員的講解，他多次追問光照、密植與氮肥配比，指出“間作不是擺樣子，要算到糧倉里”。雨點落下，警衛(wèi)撐傘，他卻堅持走完試驗地，臨走時對身邊人說：“耽誤幾分鐘不要緊，他們干一年，不看看怎能心安。”

傍晚趕到大辛莊時，七百多名基層代表正等在小會場。毛主席沒有上臺，而是讓大家圍成半圓站著聊。他提出一個問題：“今年再開指標(biāo)嗎？”掌聲中不少人搖頭，鄭松回答：“先把地力摸準(zhǔn)，再談指標(biāo)。”毛主席點頭，示意可以寫進下一年計劃。瞬間，會場的空氣輕松許多。

夜色里汽車啟動，大辛莊人追著送行，塵土飛揚。毛主席側(cè)身透過車窗看著人群，嘴里輕聲念道：“實事求是，四個字不易。”這句并非演講，也沒有記錄，卻在許多知情人的回憶里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年春耕，東郊公社的黑板報換了口號：多收無害，夸張有禍。試驗田仍在，但木牌從“千斤”改成“看產(chǎn)論功”。有人開玩笑說牌子字?jǐn)?shù)少了，鄭松擺擺手：“少寫幾筆，心里踏實。”這或許是那場特殊年代留給濟南農(nóng)民的最實際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