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對伊朗的威脅重新引發關于戰爭罪與非法命令的辯論

2026年4月6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與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在白宮詹姆斯·S·布雷迪新聞發布室談論伊朗沖突。（圖片來源：索爾·洛布/法新社/蓋蒂圖片社）

《防務一號》4月11日刊發珍妮弗·舒特的文章指出，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威脅摧毀伊朗的發電廠與橋梁，隨后又稱準備讓“整個文明”覆滅，這些言論重新引發爭議：何為非法命令，官員若犯下戰爭罪又將面臨何種后果（若有）。

該問題去年首次成為焦點，當時特朗普政府多次打擊加勒比海地區船只，美方稱這些船只載有非法毒品。有軍方與情報界背景的民主黨議員隨后發布視頻，提醒軍人“能夠且必須拒絕非法命令”。

“沒人必須執行違反法律或憲法的命令。我們知道這很難，當下為官從政也格外艱難，”他們表示，“但無論你在中央情報局、陸軍、海軍還是空軍服役，你的警惕至關重要。”

本周，隨著特朗普升級對伊朗威脅，合法與非法軍事命令的問題再次浮現，招致國會兩黨議員譴責；隨后特朗普給伊朗領導人延長兩周談判期限。

但據《州新聞室》采訪的專家稱，究竟何種行為違反國際法或構成戰爭罪往往模糊不清，同理，誰愿意起訴美軍士兵也不明確。

洛杉磯西南法學院法學教授、前美國空軍軍法官蕾切爾·E·范蘭丁厄姆表示：“歸根結底，戰爭法確實允許大量暴力行為與大量平民苦難。”

但她稱，特朗普發出的多項威脅——包括摧毀伊朗發電廠與橋梁——若軍方付諸實施，很可能違反法律。

“無論怎么解讀，這都不可能合法，對吧？因為這完全不區分民用物體與合法軍事目標，哪怕我們放寬合法軍事目標的定義也一樣，”范蘭丁厄姆說。

她表示，加勒比海的船只打擊行動——包括下令對兩名幸存者發動第二次打擊的決定——也可能屬非法。

范蘭丁厄姆預計，特朗普政府不會追究軍方已采取或可能采取行動的任何人責任。但她指出，根據《統一軍事司法法典》（適用于軍人）或《戰爭罪法案》（適用于非軍法體系人員），相關指控通常不受追訴時效限制。

“下一屆政府上臺后，可能會調查我方軍人涉嫌的戰爭罪行。而且他們應該這么做，以表明重新恪守美國法律與戰爭法，”她說。

國會無權起訴任何違法者，但可就國防部官員舉行監督聽證會；若11月中期選舉后國會一院或兩院重回民主黨控制，這種情況更可能發生。

“他們可以舉行公開聽證會，想的話，把參與打擊伊朗命令指揮鏈的每一名軍人都叫來，”范蘭丁厄姆說，“這不是刑事起訴，但能實現透明化。”

議員還可增加撥款，要求五角大樓重啟“平民傷害緩解計劃”——她稱該計劃已被“特朗普政府廢除”。

《日內瓦公約》

密蘇里州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法學院詹姆斯·卡爾國際法講座教授萊拉·薩達特表示，若總統下令軍方違反戰爭法，軍方指揮官或司法部隨后起訴這些行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即便檢察官嘗試起訴，特朗普作為總統的“官方行為”也很可能免受國內起訴。而且身為總統，他可對認為未來可能面臨軍法或民法體系起訴的軍方人員發布預先赦免令。

特朗普有赦免被控違反軍法軍人的先例：2019年，他赦免兩名在阿富汗行動的陸軍軍官，并恢復一名因伊拉克行為被降職的海豹突擊隊員軍銜。隨后，特朗普又赦免2007年殺害十多名伊拉克平民的四名承包商。

但這些保護僅適用于美國境內。

《日內瓦公約》的“普遍管轄權”條款在國際上適用，任何國家均可選擇起訴。

“現在仍需抓獲他們、獲取證據，但世界上所有國家都是《日內瓦公約》締約國，”薩達特說，“因此，攻擊民用物體、市場、醫院、學校或電力設施等違反《日內瓦公約》的罪行，世界上每個國家都可起訴。所以人們在行動前應三思。”

她表示，法國、德國與瑞典均曾依據普遍管轄權原則，起訴敘利亞人在本國戰爭期間犯下的罪行。

“爭議點在于：是否必須在本國領土內抓獲相關人員才能啟動程序？還是即便人員不在本國領土也可展開調查？”薩達特說，“許多人認為，即便相關人員不在本國領土也可調查。不同國家對是否接受缺席審判有不同規定。”

薩達特稱，若涉及賦予美國對數十個國家境內美軍涉嫌不當行為管轄權的《駐軍地位協定》，情況會更復雜。

2012年至2021年擔任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反人類罪特別顧問的薩達特表示，若美軍將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布的部分或全部威脅付諸實施，可能導致各國重新考慮這些協定。

“這最終可能給美國造成巨大安全問題。這也是我希望更冷靜的聲音占上風的原因。要知道，存在一張復雜的條約與協定網絡，”她說。

她還稱，特朗普可能施壓各國不要起訴美軍違反國際法，但未必總能成功。

“最終總會有一個國家不吃這一套，”薩達特說，“所以必須換個角度看待此事，因為存在外部力量與外部行為體，即便美國不執法，他們也可能決定執行法律。”

調查美軍

美利堅大學華盛頓法學院戰爭罪研究辦公室主任蘇珊娜·薩庫托表示，《日內瓦公約》要求美國“調查并處理本國軍隊涉嫌違反戰爭法的行為”。

她稱，這一機制在實踐中的效果“隨時間變化”。

“問題在于，我們有一套體系，但相關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實屬罕見，針對高級官員的案件更是如此，”薩庫托說，“因此，外界廣泛質疑現有體系是否真正有效，能否常規調查我方軍事行動是否涉嫌戰爭罪或違反國際人道法。”

未來某屆總統政府可能要求國防部官員或司法部調查特朗普政府期間出現的指控。但薩庫托稱：“從歷史看，美國官員（尤其是高級官員）被追責的情況并不樂觀。”

她舉例稱，9·11恐怖襲擊后國會對中央情報局使用酷刑的調查就是長期調查，但未導致任何高層起訴。

“即便如此，最終也沒有高級官員因參與該項目被追責，”她說，“只有阿布格萊布監獄的低級人員被起訴，沒有高級別人員被問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