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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書、地名中的澳門多元方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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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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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學界對澳門地區(qū)漢語的關注多集中于粵語,而史料、文物、地名等眾多材料皆顯示澳門所使用的漢語方言具有多樣性特征。文章考察了《葡漢辭典》《澳門紀略》等出版于澳門的文獻,兼及分析澳門開埠以來相關地圖、史料、民間文獻等材料所記錄的澳門漢語碎片,全面探索歷史上存在于澳門的漢語通語及各大方言,建構立體的澳門區(qū)域漢語史,為澳門的多元語言特征尋找文獻實證,增補歷時語言研究中的澳門缺位,將澳門語言多樣面貌納入漢語史系統框架。在建構澳門多元漢語史的同時,文章亦討論了不同類型文獻的研究方法,并與學界已有研究成果進行對話。

關鍵詞:澳門;氹仔;漢語史;閩語;粵語;官話

一、引言

語言學界對澳門漢語的關注多集中于粵語,如《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商務印書館,2012)圖B1-18清晰標明澳門屬粵語區(qū)。共時上,澳門地區(qū)民眾以粵語為主流方言,并與漢語通語、葡語、英語并行,形成“三文四語”的態(tài)勢。歷時上,澳門自開埠以來,官吏、商賈、漁民、旅人云集。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jié)點,澳門也是早期西方傳教士、漢學家進入中國的窗口,辭書、史料、文獻、地名等眾多材料皆顯示澳門所使用的漢語具有多樣性特征。故而,研究澳門區(qū)域漢語史,不應囿于粵語,而應深入考究文獻、史料為澳門語言多元面貌所提供的實質證據,全面、細致探索澳門區(qū)域語言特征,建構更為豐滿立體的澳門區(qū)域漢語史,增補歷時語言研究中的澳門缺位,將澳門早期語言多樣面貌納入漢語史與方言學的系統框架。

關于澳門族群與語言的多樣性,歷史學界與語言學界都做過相關探究。就語言研究而言,漢語歷時辭書與中葡對譯文獻皆顯示早期澳門語言、族群具有粵系、閩系之別,甚至還有客家族群的存在,這些研究共識為構建澳門漢語史奠定了堅實基礎。然而,漢語各大方言存在顯著的內部差異,譬如廣州粵語與陽江粵語不能通話,閩語內部更是超越了“十里不同音”的界限,沿海閩語與內陸閩語特征差異顯著,即便同屬沿海閩語閩南片,福建與廣東、廣西、海南等地的閩南話也并不相通。因此,我們不僅要知悉早期澳門具有粵語、閩語、官話的存在,還須具體回答:澳門粵語、閩語、官話的源流在哪?譜系為何?如此,才能構建出完整具象的澳門多元漢語史。如上文所言,從譜系特征看,歷史上澳門至少存在粵語、閩語、官話三種漢語方言。具體而言,從開埠到20世紀初的澳門粵語并非今天澳門地區(qū)所使用的廣府粵語,而是與中山地區(qū)關系密切的香山粵語;澳門地區(qū)的閩語則主要源于福建漳州地區(qū),是漳州閩語的域外變體,而非今天具有代表點性質的廈門閩語;澳門官話同樣不同于今天所使用的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普通話,而是在南粵地區(qū)具有廣泛代表性特征的南方官話,其基礎方言應為江淮官話系統。本文匯集了17世紀以來辭書、地名等材料,著重以17世紀羅明堅等的《葡漢辭典》與18世紀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紀略》下卷澳譯詞匯表為例,挖掘材料中的語言特征,討論不同類型文獻研究方法的差異,并與現有研究成果對話,還原深藏于文獻的語言事實,構建多元澳門漢語史,為澳門多族群、多文化共融傳統提供語言特征實證。

二、文獻中的香山粵語

澳門地區(qū)多數居民日常使用粵語,這是非常顯見的共時認識。就歷時而言,我們在文獻中也見到諸多顯示澳門粵語存在的事實?;浾Z確為澳門漢語史中濃墨重彩的一筆,不過歷史上的澳門粵語與今天澳門民眾所使用的粵語具有顯著差異。早期澳門所使用的粵語為香山粵語,與今中山地區(qū)的粵語特征更為接近;今澳門民眾所使用的與廣州、香港粵語更為接近的廣府粵語是20世紀的產物(羅言發(fā) 2022),關于這點,《葡漢辭典》與《澳門紀略》澳譯詞匯表提供了重要事實。

(一)《葡漢辭典》的粵語層次

《葡漢辭典》手稿成書于16世紀末,以葡萄牙語詞、羅馬注音、漢語詞書寫,第32頁至34頁前三行還附有第四欄意大利語注釋,辭典旨在用羅馬拼音為常用詞匯標注漢語讀法,方便來華人士習得漢語。該辭典所言之漢語為當時的官方通語,其編寫默認規(guī)則為“口語第一,官話優(yōu)先”(姚小平 2014)。《葡漢辭典》補遺篇明確將“China(大明國)”“Cant?n(廣東)”“Chincheo(漳州)”三個地名相鄰緊排。從語言學角度看,辭典所記錄的語言現象應與“China(大明國)”的重要區(qū)域“Cant?n(廣東)”“Chincheo(漳州)”相關。(姚小平 2020)可見《葡漢辭典》雖主要記錄官話,但因其編寫地在澳門,協助編寫者的語言特征多帶南粵特色。從音韻角度看,《葡漢辭典》記音中的確具有諸多廣東地區(qū)的粵語層次,如中古蟹攝咍/泰韻“臺來該在還袋愛”等字讀[oi]韻母,止攝支/脂開/之韻“碑悲是時遲事慈字獅絲”等字讀[i]韻母,咸攝談韻“甘柑”等字讀[om]韻母,山攝寒韻“半干肝安趕/割渴”等字讀[on]/[ot]韻母,這些音韻特征不同于當時的通語,但在粵語系統中非常常見,是粵語層次的重要體現。同時,《葡漢辭典》咸攝談/覃韻讀[om]、山攝寒韻讀[on]的音韻特征與出版于1809年的《漢語字音研究》和《孔子著作》所記錄的18世紀末香山粵語的特征一致,而不同于廣府粵語。該事實證明了《葡漢辭典》所記錄的粵語應為香山粵語,并非今天澳門所使用的廣府粵語。(徐宇航2025)今澳門使用廣府粵語,概與20世紀初期,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澳門作為華南地區(qū)未被日軍占領的城市,吸引了大量源于廣州、香港等周邊區(qū)域移民,從而導致人口來源突變的史實相關。

(二)《澳門紀略》的粵語層次

《澳門紀略》下卷《澳蕃篇》所附漢語-葡語對譯395詞表展現了18世紀澳門地區(qū)的多元語言特征,詞表以天地、人物、衣食、器數、通用為類型,以漢字作為標注工具,列出漢語詞匯的葡語對音形式。其分類體系與中國古代的訓詁辭書如《爾雅》《方言》等非常類似,具有鮮明的漢語辭書傳統特點。詞表以漢字標注葡語音的做法則類似于音韻學上的“直音法”,這種注釋方式雖具有簡單易懂的優(yōu)點,但因生僻字、多音字、音近字的存在等因素,容易出現注音偏差。因此,對《澳門紀略》澳譯詞表的分析,不能如《葡漢辭典》一般,以嚴整的音韻對應去了解當時的字音情況,而應綜合考慮詞表用詞、用字及標注習慣和偏差特征,從宏觀的角度考察該文獻內容。

從用詞用字方面看,詞表的漢語詞匯中出現了“外父”“外母”“蕃瓜”“甕菜”“企”“孖”等不見于通語的用詞用字。其中“外父”“外母”表示“岳父”“岳母”,是常用的粵語詞匯,而不見于吳、閩、客、贛語等其他東南方言系統,“孖”讀[ma]表“雙數”也是粵語區(qū)特有的方言用字,鮮見于其他漢語系統(張雙慶2002),具有顯著的粵語特征,“蕃瓜”“甕菜”“企”等詞亦常見于南粵地區(qū),多數粵語區(qū)同樣使用這些詞匯。故而從用詞用字角度看,《澳門紀略》澳譯詞表具有鮮明的粵語色彩。

在音韻特征方面,鮑登(2004)、胡慧明(2004)、劉月蓮(2004)從對音角度研究澳譯詞表。以下我們結合已有成果及新近考證,梳理這些特征,并討論這種“不準確對音”文獻所應使用的研究方法,為之后研究奠定方法論基礎。一方面,由于語言具有歷時演變的可能,漢語還有漢字的制約,同一個字形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讀音,研究《澳門紀略》澳譯詞表的字音對應,不應僅以今天的眼光審視詞表用字的現代讀音,而須先考察與《澳門紀略》年代相近的漢語字音情況,包括當時的漢語官話、粵語及其他相關方言的音系情況。將年代相近的文獻進行比較,比將其與現代漢語比較更能看出語言性質。另一方面,研究還須考證當時葡語的使用情況,葡語作為拼音文字,語音系統同樣存在歷時演變的可能??疾靂ampaulo(2024)和Naro(1971)研究葡語歷時音變的論著可知,葡語歷時音變至少包括以下四項條件音變:

R1:元音高化:[e]>[i];[o]>[u]

R2:元音鼻化:[a]>[?]/_[+Nasal]

R3:輔音顎化:[t]>[t?]/_i;[d]>[d?]/_i

R4:輔音咝化:[pl]>[t?]

除了上述條件音變,Zampaulo(2024)還提及葡語在歷時上還歷經了單元音復合化、復元音單音化、元音間輔音消失等音變。故而在考究《澳門紀略》澳譯詞表對音特征時,應慮及這些音變,以進行更準確的對應。同時,《澳門紀略》澳譯詞表可以說是一份僅考慮詞匯對應、不考慮語法特征的“實用性詞表”,對葡語固有的性、數、格特征全然不顧,僅能作為引導初學者習得葡語片言只語的“洋涇浜外語”。(張少成 1999)如此,其對音相似性多于準確性,音色相近的聲母或韻母的對音并不能作為反映語言差異的證據。基于此,考證《澳門紀略》澳譯詞表的對音源流特征,存在“度”的把握問題,對音究竟相似到何種程度,才能反映其源流,是整理這份詞表最棘手的問題。

本文以《澳門紀略》最早期版本清代乾隆張氏西阪艸堂刻本(徽本)為考察對象,對詞表395詞中的漢語詞匯、漢字注音、葡語(或土生葡語)詞匯、葡語音標(考慮歷時演變因素)及源流擬測做全面的統計后發(fā)現:我們無法準確判斷《澳門紀略》澳譯詞表中多數對音漢字的來源性質。或者說這些讀音既可能源于官話,也可能源于南方方言。以“消吾”“梭爐”對應[seu]、[sol]為例,18世紀官話與粵語皆能與之形成不準確對音:漢語系統中并沒有以[-l]作為韻尾的音節(jié),故譯者選取以[l-]為聲母的“爐”作為葡語韻尾[-l]的對音漢字。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官話的[lu]還是粵語的[lou],都只能算是不準確對應。類似的不準確對音現象在詞表中非常普遍,包括[ou]—[u]、[t]—[d]、[l]—[j]、[l]—[d]、[l]—[r]、[m]—[b]、[s]—[?]等,這里的漢語聲母[l],可對應葡語[j]、[d]、[r]等多個聲母。此類現象的存在,皆因翻譯者所熟悉的漢語系統中缺少[j]、[d]、[r],因此以“音近字”代替。凡此種種,為我們擬測漢字注音源流帶來了嚴重障礙。那么,對于這類不準確的對音詞表,應如何據其擬測當時的語言事實呢?我們認為,確定語音源流特征的依據,不應是某個詞的聲母或韻母讀法,而應是歷時演變規(guī)則的系統體現及語音本身發(fā)音部位、發(fā)音方法的重大差異。以“系統規(guī)則對應”及“重大音韻差異”兩大標準檢測《澳門紀略》澳譯詞表對音內容,可以發(fā)現詞表中確實具備南粵方言特征,且這些特征皆為粵語所固有,包括:

第一,中古見系字讀未顎化音變的[k]聲母,如(同一例字僅列一次,下同):

熱(堅的-quente)堅-[k];前山寨(家自罷令古-casa branca)家-[k];

保長(架比沙奴牙-cabe?a de rua)架-[k];羊(甲必列度-cabrito)甲-[k];

甕菜(徑公-cancom)徑-[k];床(監(jiān)麻-Cama)監(jiān)-[k];

刀(化加-Faca)加-[k];千里鏡(諫尼渣-canóculo)諫-[k];

書信(吉打-Carta)吉-[k];懶(庇哩機蘇素-Pregui?oso)機-[k]。

上述詞表中讀[k]的例字皆屬中古見系聲母字,該系聲母讀音在漢語史,特別是官話系統(包括南方官話和北方官話)中存在明顯的“顎化音變”特征,即:[k]>[t?]/_[i]、[y]條件演變,這項音變始于中古,不同區(qū)域官話速度有別,如南京官話韻書《五聲反切正韻》(1763)顯示,當時南京話已發(fā)生顎化音變,上述例證中[k]聲母字應讀[t?]聲母。而南方漢語,如粵語中則沒有發(fā)生顎化音變,直至今日的粵語系統中,上述讀[k]聲母的例字仍讀[k]聲母。因此,《澳門紀略》澳譯詞表上述[k]聲母例字反映的是南粵方言系統讀音。

第二,中古微母字未輕唇化讀[m]聲母,如:

一月(誤尾時-um mês)尾-[m];藥材(未知呀-mezinha)未-[m];

呂宋(萬尼立-manila)萬-[m];早飯(亞路無沙-Almo?a)無-[m]。

同理,漢語音韻史中唇音聲母在中古已開始演變,其中微母字屬輕唇音,漢語官話(包括南京話在內的南方官話)早在明代《洪武正韻》系韻書中微母字已讀為[v](葉寶奎 2001),而粵語中古微母字并未參與演變,直至今日仍讀[m]聲母,故上述例字可視為粵語音系的反映。

第三,中古山攝刪韻字讀[an]韻母,如:

行路(晏打-andar)晏-[an];斗(雁打-ganta)雁-[an];

千里鏡(諫尼渣-canóculo)諫-[an]。

中古山攝刪韻字在官話系統中發(fā)生了歷時演變,主元音[a]高化,同時產生了[i]介音,形成了[ien]讀音,這種讀音在明代后期的官話中已能夠見到(葉寶奎2001),而南粵方言則沒有參與這項音變,仍保留[an]韻母特征,故此處[an]韻母的對音具有南粵方言特征。這種特征也常見于粵語系統。

除了體現上述音變規(guī)則,《澳門紀略》澳譯詞表常以“立”字對譯葡語詞匯[a]韻母?!傲ⅰ弊肿鳛橹泄派顢z緝韻字在官話及眾多漢語方言中主元音一般為[i],詞表以“立”對譯[a],是非常顯見的粵語特征。以發(fā)音部位論,[a]為前低元音,[i]為前高元音,兩者因發(fā)音部位有較大距離,音色區(qū)別也非常明顯,此為我們所言之發(fā)音部位、發(fā)音方法的重大差異。這些音韻理據都能夠論證《澳門紀略》澳譯詞表具有粵語特征??梢娫?8世紀的澳門地區(qū),粵語具有較大的使用群體,故本應以官話作為翻譯工具的《澳門紀略》澳譯詞表展現了較多的粵語色彩。同時,以研究方法論,我們主張以系統規(guī)則對應及重大音韻差異作為考察不準確對音文獻的主要策略,而非以“某個讀音更像共時的某個方言發(fā)音”作為權衡標準。這種研究方法可以避免歷時演變帶來的音韻誤差,亦規(guī)避了不準確對音現象所帶來的研究困局。

三、文獻中的漳州閩語

(一)《葡漢辭典》的閩語層次

承上文,《葡漢辭典》在官話基礎音系下收錄了諸多編寫地方言的音韻及詞匯特征,該辭典收中古遇攝魚/虞韻字的[i]讀音(例字如“書珠數序去”)、深攝侵韻字的[im]讀音(例字如“尋深枕”)、臻攝痕/真/殷字的[in]讀音(例字如“根真神臣人”)、宕攝陽韻字的[ia?]讀音(例字如“張腸樟商唱”)和通攝東/燭韻字的[io?]/[io?]讀音(例字如“中蟲容眾舂/燭贖玉觸浴”),這些字音記錄皆有別于官話系統而與閩語系統契合。同時,《葡漢辭典》所記魚、虞韻字讀[i]、痕韻字讀[in]的層次恰與年代相近的17世紀漳州閩語文獻《西班牙-華語辭典》《漳州話語法》和《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菲律賓唐人手稿》一致,而有別于泉州、廈門、潮州等地閩語,故《葡漢辭典》所呈現的閩語層次,準確說應是17世紀的漳州閩語。(徐宇航 2025)漳州閩人因洋流、季風等因素在遠渡南洋的中途??堪拈T(曹改平 2021),成為澳門早期居民,澳門也是系聯閩地與南洋的中轉站,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jié)點。

(二)“澳門地名”的閩語層次

1.Macao是“馬港”“媽閣”“馬交”還是“泊(舶)口”?

順著《葡漢辭典》記錄澳門漳州閩語的線索,我們檢測了同樣形成于早期澳門的兩大地名Macao與Taipa,這兩個地名的對譯材料都提示其與閩語相關。關于Macao、Taipa與澳門、氹仔的對應關系,學界已有眾多論述(Braga 1949;戴裔煊 1984;白妲麗 1987;湯開建 1995;譚世寶 1998;莊初升 2025等)??傮w而言,關于Macao與澳門的關系,目前主流觀點都認為與閩語相關。Macao是葡萄牙人登陸澳門后所聽取當時居民對澳門島稱呼的翻譯,但Macao到底是“媽港”“媽閣”“馬交”還是“泊(舶)口”,目前尚存疑議。從語言學角度看,這個問題并無爭議。Macao對應的中文應是“媽港”,不可能是“媽閣”“馬交”或“泊(舶)口”。Macao首次出現的文獻年代有爭議,一說是1512年身處澳門的葡萄牙航海家Mendes Pinto在寫給耶穌會會長的信中將澳門拼為Amacao,此后葡語文獻中還出現過Amaqua、Amachao、Amacao、Amaquao、Amaquam、Maquao、Amaugau、Amangao、Amacon等稱呼(白妲麗1987);一說最早出現于1570年繪于果阿的《從钖蘭到日本的亞洲地圖》(Carta da ásia,de Ceil?o ao Jap?o),此時的Macao包括整個香山縣,且Macao的出現年代早于Amaquam、Machoam、Amagao(譚世寶1998)。無論這兩種說法孰是孰非,可以肯定的是,Macao這個地名在16世紀已存在。文獻中之所以出現拼寫不同的Amaqua、Amachao、Amacao、Amaquao、Amaquam、Maquao、Amaugau、Amangao、Amacon等記錄,主要是因為早期羅馬拼音與漢語發(fā)音并沒有形成對應共識,因此同一聲母[k],羅馬拼音可寫作c、ch、g、q,這種“多對一”的音韻對應形式同樣見于早期羅馬字文獻,如上述提及的《葡漢辭典》也有類同特征。(楊福綿1995)同時期的中國文獻《粵大記》所附《廣東沿海圖》(明萬歷二十三年,1595)則有“亞馬港”的記錄,可見Amacao即為閩語“亞馬港”的音譯詞。學界之所以認為Amacao也可譯為“媽閣”,一是因為在漢語母語者看來cao/con類音節(jié)對應“港”并不準確,二是因為澳門確有媽閣廟存在。從音韻角度看,Amacao等中的cao類對譯“港”(音標為[ka?]),是葡語常用的音系規(guī)則,古今葡語?o類符號的實際發(fā)音常為[a?],如li??o的實際發(fā)音是[lis'a?]。同時,這種對譯也是早期羅馬字文獻常用的對譯方式,如上文提及的17世紀《葡漢辭典》中就有符號a’、am、an、?、ao’、?o表示韻母[a?]的記錄。Macao中的ao對譯[a?],正是ao’、?o類符號的簡省形式(“~”符號為語言學上的鼻化表示符號,其發(fā)音部位與鼻音韻尾[-?]同為鼻腔),而文獻中的Amaqua、Amaquam、Amacon等記錄則與a’、am、an等符號相對應。Amacon中的con更是鼻音韻尾存在的例證,證明因鼻音韻尾的存在,主元音音色受韻尾影響有后移a>o的可能。反觀“媽閣”中的“閣”為中古宕攝鐸韻字,在16、17世紀的漢語(包括官話和粵語、閩語在內的南方方言)中屬于帶促聲韻尾的入聲字,讀音有如[ko?],與cao所形成的鼻音韻尾讀法相去甚遠。因此即便有媽閣廟的存在,Macao仍無法與之對應?!榜R交”之說源于《澳門紀略》等文獻,其出現的時間為17世紀及更晚近的年代,因此從時間上論,先有Macao,再有“馬交”,可以說“馬交”是對Macao的翻譯,反之則不然。至于“泊(舶)口”說則無法在語言學上論證。譚世寶(1998)認為Macao是閩語“泊口”的對音,其中[m]是[p](按:原文寫成b并不準確,國際音標b為濁音聲母符號)轉換的結果,并認為漢語[m]與[p]的轉換始于漢譯佛經,閩語廈門話“門蚊武”字,潮州話(汕頭話/海康話)“米馬無”字皆讀帶鼻音色彩的[b](按:這些音標準確的寫法應是[mb]),而這些字在官話(原文寫作“普通話”)及粵語中皆讀[m],因此[m]、[b]可通,“泊口”翻譯為Macao。該論斷在語言學上存在重大問題。一方面,“泊/舶”在官話及漢語眾方言中讀[p]或[ph],而非濁音[b]。閩語“門蚊武米馬無”等字屬于中古次濁聲母明/微母字,而“泊/舶”屬于中古全濁並母字,兩者音韻地位完全不同。閩語閩南片中古次濁聲母[m]發(fā)生“去鼻化音變”(denasalization)讀為[mb](胡方2005;徐宇航,張凌2018),而全濁聲母清化后并沒有發(fā)生去鼻化音變,依舊讀[p]或[ph],因此全濁聲母字“泊/舶”并不存在[m]、[b]可通的現象?;浾Z明/微母字從中古到現代都非常穩(wěn)定地讀[m],全濁聲母字清化后依聲調讀[p]/[ph],與次濁聲母并行不悖,毫不相混。閩粵語這種音韻演變現象與漢譯佛經全濁聲母對音現象并不類同,不具可比性。另一方面,閩語系統并不用詞匯“泊口”表停泊、碼頭之義,沿海閩語多以詞匯“埠”或“埠頭”表示碼頭。(Douglas 1873;徐宇航 2020)“泊”在《說文》中的解釋為“淺水也”,其停船靠岸之義到《玉篇》才出現,《玉篇·水部》“泊,止舟也”,漢語史上表停泊義的“泊”多單用,且多見于書面語系統。閩語并無“泊口”一詞,故認為Macao源于閩語“泊口”的對音難以成立。由此可見,綜合音韻源流、詞匯特征與文獻歷時順序,Macao為“馬(媽)港”的對音最具說服力。

2.Taipa是“潭仔”的閩音還是“大陂”的諧音?

學界對Taipa的研究成果遠不及Macao豐富,具有考證性質的研究見于金國平(2021)與徐宇航(2022)。金國平(2021)檢索中外文獻,認為Taipa為“大陂”的諧音。徐宇航(2022)分析語言特征,認為Taipa是閩語表坑洼凹陷處[tham]/[thap]類詞與小稱“囝”(民間多寫作“仔”,漳州閩語讀音為[a])合音的結果,即Taipa早期應為[thap][a],今“氹仔”讀[t’?m][?i],系粵音讀“氹”,并以粵語小稱詞“仔”訓讀“囝”的結果。本文沿著文獻與語言兩條路徑,再次討論Taipa的對譯參項,進一步考察Taipa的源流,以語言特征為史學界提供實證參考。

金國平(2021)認為,從文獻上看,明代嘉靖版《香山縣志·卷一·形勝篇》出現了地名“大陂”,“大陂”即為Taipa諧音??甲C文獻可知,嘉靖版《香山縣志》確實出現了地名“大陂”。但此“大陂”與牛起灣、龍?zhí)痢⑸秤康鹊孛⒘?,縣志明確指出這是香山縣(今中山市)“二十里內”的村落?!按筅榇濉苯袢源嬗谥猩绞行∑缴芥?zhèn)東部,村內仍存有正殿始建于明代的華光廟證明其歷史。該地與澳門氹仔區(qū)有逾60千米的距離。因此,嘉靖版《香山縣志》的“大陂”,指的絕非歷史上的“潭仔”(氹仔),可以說兩者并無直接關聯,故以香山縣內“大陂村”的存在考究Taipa的對音并不合理。成書于1751年的《澳門紀略》所載地圖明確標識出了與澳門島相鄰的“潭仔”島,“潭仔”之名也一直沿用至清末,今氹仔市中心區(qū)三婆廟“重修三婆廟碑記”(咸豐九年,1859)有“潭仔信士”字樣;北帝廟門口石柱則仍刻有“光緒七年(1881)季冬谷日重修,潭仔眾值理敬勒”字樣。唐思(1998)認為“潭仔”后漸演變?yōu)椤皻胱小?,而葡語Taipa義謂兩邊高、中間低的地方,與中文“低洼地”意義相同,也與“潭仔”之意相通。以地貌論,氹仔古為“三山兩島”,東部雞頸山與中間觀音巖因泥沙累積逐漸相連,合稱大潭(氹),西部菩提山稱小潭(氹),大小潭山間海峽也因連島沙洲而相連,形成氹仔灣,后經填海形成今日氹仔。如此氹仔確為“兩邊高、中間低”之地,地理情況契合唐思(1998)的論述。據金國平(2021)考證,在制作于1772年的《澳門港圖》上第一次出現指稱氹仔的Taypa。金先生的考證為我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時間線索,據此可知“潭仔”之名至少在1751年已存在,指稱氹仔的Taypa則出現于1772年,即先有“潭仔”,后有Taipa(Taypa)??甲CTaipa與“潭(氹)仔”的對應關系,關鍵在于厘清Taipa的形成是音譯、意譯還是音意合譯,以及是否能找到兩詞相通的契合點。金國平(2021)認為源于阿拉伯語的Taipa一詞在葡語等歐洲語言中具有“夯土墻”之義,因此“當時葡萄牙人的概念中,雞頸和潭仔猶如一堵大墻”,Taipa指的就是中間的豁口。在沒有任何實證的情況下,這種推測概有臆斷色彩。同時,南粵地勢多山,葡國人所見之華南山、海定不僅限于此處,為何Taipa單指雞頸與潭仔間的豁口?可見,以這種解釋難以建立Taipa與潭(氹)仔間的實證關系。徐宇航(2022)則從語言角度較清晰地解釋了“潭仔”為何寫成Taipa(Taypa或Typa等皆可),同時也明確了為何“潭仔”后來會演化為“氹仔”。徐宇航(2022)指出,“潭仔”本是閩人對坑洼凹陷處的稱呼,讀音為[thap][a],音節(jié)[thap]在漢語系統中“有音無字”,故民間常用語義一致、讀音極相近(音韻學上的“陽入對轉”)的“潭”表示;“仔”的本字應為“囝”,“囝”是閩語的重要特征詞,本義為“兒子”,后演化出詞尾小稱標記功能,漳州等地閩語讀音為[a]。本文查閱早期辭書文獻,發(fā)現這種[a]表小稱的用法早在17世紀閩語文獻中已出現,如《漳州話語法》第37頁就有“hiacua歇久仔”的記錄。由此可知,葡人以Taipa翻譯[thap][a],語音極近,Taipa是個音譯詞,這種翻譯策略與上述“亞馬港”一脈相承,是非常一致的平行現象。這種平行現象同樣見于其他地名翻譯,如澳門區(qū)域內的“九澳”稱Ko-ho、“阿婆尾”稱Apomee、“雞頸”稱Ke-king,都是音譯的結果。因此,在沒有其他實證理據的情況下,認為Taipa就是音譯詞較之主觀臆測來得更加科學。至于“潭仔”為何演變?yōu)椤皻胱小保谡Z言學上亦可解釋。“氹”是“凼”的異體字,《說文》:“凵,張口也。象形?!薄墩f文通訓定聲》:“凵,一說坎也,塹也。象地穿?!币簿褪钦f,“氹”與“凼”同表坑洼凹陷之地,與“潭”語義相通。同時,無論是在閩語還是粵語中,“氹”“潭”讀音皆非常相近。當澳門以粵語為主流方言之后,“氹[th?m]”“潭[tham]”在沒有短元音[?]的西線粵語系統中并無音位差異,因此粵音以“氹仔”替代“潭仔”,“氹仔”由此成為澳門的特色地名。

金國平(2021)所舉清代同治版《香山縣志》使用《海道圖說》翻譯Taipa,標注其為“大拔(他亦怕)”的文獻證據也為Taipa與“氹仔”提供了很有意義的時間與邏輯的證據鏈:先有“潭仔”,葡語以“潭仔”閩音將其譯作Taipa,而中文名“潭仔”后寫作“氹仔”。后世文獻知悉“氹仔”葡語名Taipa后,又以音譯方式翻譯為“大拔(他亦怕)”。明代嘉靖版《香山縣志》里的“大陂”,指的則是香山縣的村落,與澳門氹仔無關。

同時,須指出,文獻中的“大陂”與“大拔”也并不是同一個詞,語言學上“陂”字形成極早,金文時代已出現?!摆椤?,金文從“阜”從“皮”,從“阜”之字多與山丘相關,“陂”的本義是山坡、斜坡,《說文》中也有“陂,阪也”的記錄?!鞍巍弊值膽?zhàn)國楚系文字字形象雙手拔草之形,為會意字,秦系文字從“手”,“犮”聲為后世所本,義為抽出、拉出??梢姟摆椤迸c“拔”的語義、源流完全不同。音韻上“陂”屬幫母(全清)支韻(舒聲)字,“拔”則是并母(全濁)末韻(入聲)字,兩者的音韻地位也完全不同。綜上,Taipa是葡語翻譯閩音“潭仔”的音譯詞,“大拔(他亦怕)”則是漢語翻譯葡語Taipa的音譯詞。

(三)《澳門紀略》是否具有閩語層次?

關于澳門閩語的存現,我們還須討論《澳門紀略》澳譯詞表是否具有閩語層次的問題。劉月蓮(2004)通過對詞表對音的研究認為詞表具有閩語特征,如詞表以“滅打比”對譯batavia,ba發(fā)“滅”系b-m音變,是碼頭鶴佬話的反映;同時認為:小西洋(我呀-goa)、胡椒(備免打-pimenta)、檀香(山度路-sandalo)、銀匠(芋哩比-ourives)、眉(甚未賒剌-sobrancella)、耳(芋非喥-ouvido)、肚(馬哩家-barriga)、頸(未氏哥做-pesco?o)、柿(非古加其-figo caque)、甕菜(徑公-cancom)、柚(任無也-jamboa)、牛角(般打地無化立-ponta de búfalo)、海參(未胙孖立-bicho do mar)、二(羅蘇-dois)、十(利時-dez)、內(連度盧-dentro)都與“閩音”相關。劉文沒有說明其所謂“閩音”是哪里的閩語,因其提及“福建、鶴佬”等字眼,概為作者所知悉的某種閩南方言。如上文所述,閩語內部差異巨大,沿海閩語與內陸閩語無法通話,同屬沿海閩語的閩南片方言音韻特征亦存在顯著差別。同時,《澳門紀略》澳譯詞表是一份對音不標準的詞表,我們不能從單一對音準確性角度論證其源流特征。拋卻上述方法論上的質疑,單就劉月蓮(2004)所提出的“閩音詞匯”而言,從音韻角度看亦存在諸多疏漏。劉文多次提及閩語中的[b]與[m]聲母轉化問題,并據此認為以“滅、未、無、馬”等字對譯[b]就是閩語的體現。事實上,各地閩語并不全然存在[b]與[m]聲母的轉化,即閩語內部仍有[m]聲母。上文我們已提及,閩語閩南片[m]聲母轉化為類似[b]、準確音值為[mb]的演變,涉及歷史上的去鼻化音變,其形成的[mb]并不是純粹的濁音聲母[b],而是帶有濃重鼻化色彩的[mb]。換言之,閩語內部也沒有純粹的濁音聲母[b]。而葡語[b]聲母是純粹的濁音聲母,該聲母在漢語通語及多數方言(包括閩語、粵語)中缺失。因此,對譯葡語[b]聲母時,漢語只能選音近字(通常為發(fā)音部位相近的字)。就《澳門紀略》澳譯詞表而言,其選字可謂五花八門。除了劉月蓮(2004)所言之[m]聲母字外,也有[p]聲母字,例如:口(波家-boca)、須(巴剌罷-barba)中的“波”與“巴”??梢娫~表并非僅以其他方言讀[m]而閩語讀[mb]的例字對譯葡語[b]聲母,也因此,以[b]與[m]聲母轉化論證閩語層次并不成立。劉月蓮(2004)另一重要的閩語層次論證點即[l]對譯[d]的現象亦同理。劉文所認為的閩語[d],事實上同樣是由去鼻化音變轉換而來的[nd],并非純粹濁音,故葡語濁音聲母[d]在閩語、粵語、官話等漢語系統中也缺失。漢語僅能以音近字對譯,[l]聲母與[d]聲母發(fā)音部位一致(皆為alveolar),以[l]對譯[d]語音相近,故有“二(羅蘇-dois)、十(利時-dez)、內(連度盧-dentro)”等例子中“羅、利、連”等[l]聲母字對譯[d]的現象,“羅、利、連”讀[l]是漢語官話、粵語及其他眾多方言的共性,因此這種現象同樣不能視為閩語層次。

就《澳門紀略》澳譯詞表整體編寫情況而言,我們找到了粵語特征詞、特征字,也看到了諸多南粵漢語系統的存古特征,但并沒有找到明顯的閩語特征字詞。謹慎起見,我們認為《澳門紀略》澳譯詞表并沒有明顯的閩語層次。若一定要說有閩語特征,也僅能看到其與粵語相同的音韻存古特征。所以我們主張,《澳門紀略》澳譯詞表所展現的南粵漢語以粵語為主。

四、文獻中的南方官話

澳門雖地處南粵,但自古就是西方世界走向東亞,走向中國的門戶。早在編寫《葡漢辭典》的16世紀末期,西方傳教士、漢學家就有意在澳門學習漢語官話,以便進一步了解中國、進入中國。1583年羅明堅致信耶穌會總會長阿瓜委瓦神父時就提及“我學的是宮廷的語言,中國人稱為官話”。利瑪竇1592年寫信給羅馬法比神父時也陳述了類似觀點,他認為“中國十五省都是用同樣的文字,但各省的語言不同,還有一種通用的語言,我們稱它為宮廷或法庭的語言,因為它通用于各省法庭和官場,我們目前學習的,正是這種語言”。而羅明堅、利瑪竇皆有在澳門學習官話的記錄,諸多早期官話文獻的編寫或出版地點都在澳門地區(qū)。以成書年代較早的《葡漢辭典》為例,楊福綿(1995)曾考證《葡漢辭典》手稿標音符號背后的實際音值,整理《葡漢辭典》的聲韻調系統,并結合利瑪竇《西字奇跡》和金尼閣《西儒耳目資》使用的羅馬字注音方式,得出《葡漢辭典》的主體語言正是明代南方官話的結論??梢娭辽購?6世紀后期澳門就有官話的存在,而后17世紀《澳門紀略》澳譯詞表的對譯漢字也多以官話為本,這種官話脈絡從未斷絕,直至19世紀《英華韻府歷階》仍沿襲官話文獻傳統。關于澳門的官話有兩點須指出:第一,澳門官話的使用者多為朝廷官員與北方商人,本土民眾則以粵語、閩語為主要溝通工具,兩者并行不悖(劉羨冰1994);第二,16世紀開始流行于澳門的官話并不是今天以北京話為基礎的通語系統,而是略帶南粵色彩的南方官話,其基礎方言與江淮官話,甚至桂柳官話相關。江淮官話對澳門的影響最深,年代最遠,上述《葡漢辭典》中的官話音系就與其關系密切,桂柳官話之于澳門,則與清代康乾年間閩、粵兩省所設“正音書院”的官話導師多來自桂柳地區(qū)相關。(徐宇航2017;楊文信2003)南方官話并不以北京話為基礎方言,而如上文所言,是以江淮官話為源頭的官話系統,因此,將成書于澳門的諸多官話文獻直接與今通語(源于北京官話的普通話)做比較,是不科學的做法。如學界曾將《澳門紀略》澳譯詞表中古果攝歌韻牙喉音字讀[o]韻母視為南粵方言特征,原因在于這些對音字韻母為[o],而非普通話的[?],例如:西(賀核時-oeste)賀-[o];可(誤可喇-uma hora)可-[o];庫房(哥肥里-cofre)哥-[o];心(個啰生-Cora??o)個-[o]。事實上,從韻母特征看,中古果攝歌韻牙喉音字讀韻母[o]在明清南方官話中非常常見,這種語音特征無法直接視為南粵方言特征。語言具有歷時演變的規(guī)律性,漢語譜系復雜,形成多元,只有深入、細致考察地區(qū)語言的源流脈絡,才能做合理的歷時對比,還原語言及其所關涉史實存在與發(fā)展的真相。

五、結論與余論

基于上述考證,澳門地區(qū)的漢語史,既不單單是粵語史,也并非官話史,而是多元共存、融合并行的復雜語言生態(tài)。就漢語而言,澳門歷史上至少有四個層次,分別為:早期的漳州閩語、香山粵語、南方官話,最后才是通行于現代澳門的廣府粵語。同時,根據鄭德華(2007)、袁理(2010)等研究,清同治年間廣東四邑等地發(fā)生土客大械斗后,部分客家人移居澳門路環(huán)九澳村與黑沙村一帶,故澳門歷史上也應存在客家話層次,但目前澳門客家話研究尚屬空白,我們拋磚引玉,以期來者考證。澳門這種多元漢語生態(tài)正是自古以來不同族群、民系相互聯絡、不斷磨合的真實寫照。復雜的漢語系統再與葡語、馬來語及兩者接觸形成的土生葡語等外源語言接觸、碰撞,形成了澳門獨特的“族群匯流、東亞窗口”特征。澳門因族群豐富、語言紛繁而形成的多元包容、海納百川地域特征也為其作為東西方文化交流、海上絲綢之路溝通的重要節(jié)點角色提供了堅實保障。

作者:徐宇航

來源:《辭書研究》2026年第2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杜佳玲

校對:歐陽莉艷

審訂:賀雨婷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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