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害的孩子（圖源：澎湃新聞）

老話說“虎毒不食子”，但有時候，人比虎更毒。

湖北的一位父親，報警宣稱4歲的女兒瑤瑤意外溺水身亡。然而警察隨后發現諸多疑點，在審訊攻勢下，他供述了殺女經過：2025年11月28日晚，他帶女兒乘車前往180公里外的武漢長江邊，次日凌晨強行將女兒頭部摁進江水里，再把孩子拋入江中，對她最后的呼救置之不理，眼看著她落水死去。

殺死親生骨肉，這樣的人倫慘劇實在太不同尋常了。在進入司法程序后，這位姚某某的親屬申請啟動司法精神鑒定，理由是他在作案時的精神狀態異常，那意思是“正常人干不出這事，他是瘋了”。

這在網上激起了對“精神病脫罪”的強烈質疑，他殺女時如此冷血，哪像精神病？

他是瘋了嗎？恐怕不是。

在對女兒下手的五個月前，他花60元給孩子買了一份“小頑童”少兒意外險，身故保額20萬元。在警方的審訊中，他承認了存在殺女騙保的主觀意圖。

這意味著，他不僅至少提前半年謀劃，而且在最終實施計劃時，以帶孩子探親名義將其接走，連夜驅車至武漢長江邊溺亡孩子，偽造意外落水現場、冷靜報警， 等孩子遺體被打撈上岸，甚至還假意急救了一番，裝作是一次意外。像這樣的周密計劃，可不是精神失常能解釋的。

北京澤亨律師事務所胡磊律師認為，司法實踐中，是否具備刑事責任能力，關鍵在于作案時能否辨認、控制自身行為，而非事后是否存在情緒障礙。從他的行為來看，他完全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那他為什么要這么做？他自稱是由于孩子有病、自己生活壓力過大、夫妻感情不和，但這些都是借口，仿佛他也是情非得已，但這都不足以解釋他何以能如此冷血。

孩子的母親陳女士說，女兒因患有輕微的白化病，自出生之后就讓生父很反感，“多次表現出厭惡的情緒”，姚某某不止一次在微信群里直言不諱地說到“孩子出事反而欣喜”，乃至公然談到要“消滅廢物”。在審訊中，他也稱“孩子是瑕疵品”。

陳女士說，女兒僅是外表與其他孩子略有差異，并沒有連累父母： “女兒只是輕微白化病，僅膚色偏白、頭發金黃、視力偏弱，無需吃藥、無需特殊治療，正常在幼兒園上學，活潑聰明、乖巧可愛，家庭幾乎沒有任何醫療負擔。”在她看來，姚某某以孩子生病為由抱怨“生活壓力大”，完全是推卸責任的托辭，要求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兇手死刑立即執行。

這并不只是通常意義上的“冷血”，甚至也不只是某個人的心理病態，因為在這背后隱約可見的，是在我們這個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觀念：一個孩子只有足夠好，才值得被愛，而那些有瑕疵的則死不足惜。

按照這一視角，孩子并不是一個完整、獨立的生命，而是滿足家長自戀的工具：如果你能光宗耀祖，就是有用的、好的；如果你是累贅，那就連父母都會嫌棄你。

姚某某說孩子是“瑕疵品”，就明白無誤地道出了這一物化的視角：孩子對他而言仿佛是一件瓷器，“次品”是他不喜歡也不接受的，他也看不到孩子活潑聰明、乖巧可愛這些內在的特質——說到底，他愛的不是孩子本身，而是“能讓我喜歡的孩子”，也就是說，像這樣自戀的父母，愛的其實是自己。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白化病這樣并無大礙的疾病，對這位父親而言如此難以容忍，因為自戀者的心理包容度極為狹小，他只能接受完全符合自己要求的孩子，而任何“瑕疵”都是不可容忍的。在他的潛意識里，孩子只是他的所有物，而“瑕疵品”是他完全不想要的。

由此才能明白姚某某所說的“生活壓力大”是什么意思：那并不是指孩子生病帶來的醫療負擔，而是一個病孩的存在本身對他來說就是拖累和壓力的來源。這才是他真正的殺女動機：只有消滅孩子的存在，他的“壓力”才能消除。

即便到了這一步，他仍不忘記再利用一下孩子：當她的死可以騙保時，“無用”的孩子忽然就轉變為“有用”了。從始至終，他所考慮的始終是自己的利益。如果說這是精神障礙，那這也是自戀人格障礙。

雖然現在公眾無法接受這樣的行為邏輯，但只要那種以家長為中心的傳統文化不消除，社會就始終會存在這樣的心態：父母并不愛孩子，愛的是對自己有用的孩子，至于那些沒用的孩子，死了就死了，再生一個說不定還更好。

2015年7月17日，上海崇明第二人民醫院一名出生才兩天的男嬰非正常死亡。經查發現，兇手竟是孩子的爺爺彭某！是他伙同該院婦產科副主任周某，獲取氯化鉀藥劑后，注射嬰兒致死。最終兩人因故意殺人罪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和五年。

爺爺為何要殺死剛出生的孫子？因為這孩子一出生就確診唇裂畸形（兔唇）。在事后自首時，這位殘殺骨肉的祖父沒有任何悔恨之意，相反，他自認這是“長痛不如短痛”，與其孩子長大后全家人受累，不如他來動手掐死在搖籃里。照他的角度來看，他仿佛倒是在“自我犧牲”：他來干臟活，以自己入獄數年，換取全家清靜。也就是說，他認定一家人其實都盼望這孩子“死了干凈”。

這位爺爺既未騙保，也未掩蓋，還主動自首了，顯得 “一人做事一人當”，以至于當時不乏有人覺得他“雖然違法，但情有可原”，然而，他的行為和那位殺女騙保的姚某某在本質上沒什么兩樣：他們都秉持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念，相信有瑕疵的、無用的人也就無權活著。

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在我們這個社會很多，只不過絕大多數人沒走到殺害孩子這一步而已。且不說每個生命的基本權利不可侵犯，可悲的是，僅僅因為白化病、兔唇就試圖對孩子生殺予奪，你都不知道該說這是冷血還是愚昧。

每次有這樣的事出現，公眾反應其實也很矛盾：一方面，人們普遍無法接受這樣殘忍的手段，當然也不相信兇手是一時發瘋，而要證明他們神志正常，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但另一面，有意無意中，公眾又愿意相信像這種人畢竟只是極端個案，“正常人”不這樣。

如果我們只是把這看作是某個特異的社會新聞，那就很容易忘記一點：這不僅僅是個人品德的問題，它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土壤。只有那種以“有用”與否來看待人的觀念消亡，這樣的悲劇才會杜絕，“把人當人看”才能不再只是一句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