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補貼不是問題，有人想叫停它才是問題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奧派經濟學）

文丨張是之

外賣補貼不是問題，想要叫停補貼的人，才是問題。

張五常講過一個雞蛋故事。

某家店財大氣粗，想用低價雞蛋把街對面的同行逼死。結果虧了一陣子之后，自己先撐不住了。臨死前去問對面：你哪來的貨，怎么跟得上我？結果對方淡淡一句話：“雞蛋是從你家進的。”

這個故事揭開了一個讓“掠奪性定價”顯得可笑的事實，價格不是你一個人能操控的，市場會自己找出路。

今天那些急著給外賣補貼定罪的人，是因為“低價有陰謀”這個敘事太好用了，立場鮮明，能調動憤怒。至于邏輯對不對，其實不重要。

一、拆穿這場“善惡大戲”

3月25日，經濟日報一篇《外賣大戰該結束了》橫空出世，把外賣補貼定性為“看似惠民，實則內卷”，語氣篤定，像個已經結案的判決書。

4月2日，新京報跟上，搬出“交叉補貼”“低于成本”“掠奪性定價風險”等詞，還給出了“補貼800到1000億元”的公開估算。

這兩篇文章的邏輯，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便宜是陰謀，補貼是傾銷，價格戰是內卷，所以該叫停。

我完全理解這種敘事為什么流行，因為它符合大眾對“資本都在做局”“大公司就是壟斷”的直覺想象，邏輯簡單但情緒豐滿，讀起來像是在看宮斗劇。

但問題是，它是錯的。

市場經濟之下，只要交易是自愿的，低價就是消費者的福利，不需要任何額外解釋。 外賣消費者真實地感到便宜，真實地少花了錢，這不是幻覺，也不是什么“收割前的甜頭”。

更關鍵的是，低價從來也不天然就等于是在掠奪。

外賣不是水電煤，沒人被綁在一個平臺上，也沒有背后的行政壟斷，消費者每天都在多平臺比價、切換、卸載或者重裝。

正因為可隨時“跑路”，平臺想靠“先便宜后漲價”來完成收割，面對的是一道幾乎無解的難題：你怎么保證用戶不在你漲價那天換去對手那里？

低價是現象，不是罪名。把“低價”當作原罪，等于是扼殺了市場最有效的價格機制。很顯然，降價也是市場機制的一部分。

二、“掠奪性定價”：一個被濫用的高級詞匯

“掠奪性定價”這個詞聽起來很嚇人，但它真正成立，需要跨過三道門檻。每一道，都比想象中難。

第一道門檻，連“成本”是什么，恐怕都沒人說得清。

張五常早就說過：什么是“本”不簡單，政府施行此禁制法例，很容易殺錯良民。

這話一點都不假，底層邏輯在于，成本本身是一個主觀判斷。所以企業的成本，從來不是一個Excel表格就能定性定量的。

邊際成本還是平均成本？短期可變成本還是長期增量成本？多業務平臺的共同成本怎么分攤？外賣平臺給消費者這邊的價格可以是零，因為收費的點可以放在商家那邊或者放在未來。

所謂看上去都“低于成本傾銷”或者“掠奪性定價，這本身就是商業模式的一部分。用“低于成本”作為一條機械的判斷紅線，最容易誤傷的是：促銷、創新、規模經濟、效率優勢。

你最可能打死的，恰恰是那個最努力把成本和價格壓下來的企業和企業家。

所以，連“成本”問題這個起點都無法確定，這個指控從一開始就是空中樓閣。

第二道門檻，就算“成本”算出來了，也未必能走到“回本”那一步。

“掠奪性定價”有一個不可或缺的邏輯閉環：先虧本打死對手，再漲價把虧的賺回來。如果沒有“合理的回收前景”，整件事連動機都不存在。

美國最高法院在1993年的“布魯克集團案”中，明確提出了認定“掠奪性定價”的兩項核心要件：第一，企業的定價必須低于其相關成本；第二，企業必須具有在未來通過提高價格“回收虧損”的現實可能性（即所謂的“回收能力”）。

但是法院進一步強調了，如果缺乏這種回收機制，那么即便競爭對手因此受損甚至被迫退出市場，只要市場價格因此降低、消費者在當下獲得更低價格的商品或服務，這種行為通常仍應被視為對消費者有利，而不應輕易被認定為違法的掠奪性定價。

也就是說，雖然低價可以讓你的競爭對手很痛苦，但這并不等于說消費者就成了那個“受害者”。法律不應該把這兩件事混為一談。

外賣這種高頻、可比價、可隨時切換的市場，回本更難、周期更長。用戶遷移成本幾乎為零，監管和輿論盯著，新的挑戰者隨時可能帶著更大補貼殺進來。你剛想漲價，流量可能已經跑了一半。

“掠奪性定價”的回本邏輯可以想象，但回本這件事，本身幾乎不可能發生。

第三道門檻，就算前兩道都過了，整個故事在現實中還是站不住。

所謂的“掠奪”想要成功，必須有個前提，那就是讓潛在的進入者相信“進來就會被燒死”，才能嚇退競爭對手，才能最終獨吞市場。

但今天的外賣市場，輕資產模式、私域流量、社區團購、即時零售，進入方式多得數不清，每隔幾年換一套打法。

沒有任何一家平臺能“關上門”，你燒死了一個對手，下一個挑戰者已經準備好在另一個方向破門而入了。

這三道門檻，一道比一道致命。

所以，“掠奪性定價”這個故事，開頭的成本問題說不清楚，中間的過程走不完，更別說有人真的能走到終點“躺贏”了。

“掠奪性定價”其實很難界定、很難證明，但同時很容易被濫用。

當它從嚴謹的法律概念滑落成一個情緒化標簽，監管者和喜歡監管的群眾們，自己都會變成那個“價格審批員”。

三、歷史早有真相

如果你覺得監管的介入總是站在消費者這邊，總會去維護消費者的利益，恐怕歷史會來打臉。這不是個案，而是一種反復出現的模式。

比如標準石油，是教科書里“壟斷者”的標準模板。很多人只要談反壟斷都會把它當作一個正面典型，但實際上，標準石油是典型的反壟斷受害者。

傳統經濟學教材總會有意無意地忽略歷史的細節：標準石油擴張的那幾十年，精煉石油的價格從1869年的每加侖30多美分，一路跌到1874年的10美分，再到1897年的5.9美分。

標準石油在擴張，但石油價格在下跌，消費者也在受益。但1911年，美國最高法院還是裁定拆分。

這件事本身就很荒唐，當法律的目標從“保護消費者”滑向“規模越大越可疑”“規模做大就是原罪”的時候，你就可能在價格下降、消費者獲益的同時，把企業給拆了。

更荒謬的是，圍繞標準石油“是否存在掠奪性定價”，學界根本沒有共識。連幾十年后學者們都還在打架的問題，當年就被拿來定罪，你說是不是很滑稽？

另外同樣被反壟斷定罪的還有“美國鋁業案”。

美國鋁業公司被起訴的理由非常簡單，就是控訴你企業規模過大，占據了市場主導地位，因此構成違法壟斷。

最初，地方法院判決美國鋁業公司勝訴無罪，但美國政府相關部門表示不服，隨即提起上訴，案件一度被提交至美國最高法院。案件審理過程幾經波折，最終轉由德高望重的漢德法官負責審理裁決。

漢德法官最終作出判決，企業只要在其所處行業中擁有足夠強的市場支配地位，這一事實本身就已經構成違法。案件也因此以美國鋁業公司被強制肢解為數家小公司而告終。

在漢德法官看來，美國鋁業公司“做大”本身就是錯誤的。背后的邏輯，正是主流經濟學對壟斷問題的認識：一旦企業規模擴大并獲得市場支配地位，就必然會濫用這種地位，進而損害消費者利益。

這種預設，幾乎被當作壟斷的“原罪”。

簡單說就是，你做大了，本身就是你的錯。

這套邏輯今天依然有人走照搬硬套，他們固執地認為市場份額高了，所以你一定是在作惡；擴張快了，所以你一定想壟斷。但這是在把“結果”當作“動機”，把“規模”當成了“罪證”。

但從實際結果來看，美國鋁業公司在不斷做大的過程中，并未出現傳統壟斷理論所預言的情形。

相反，鋁的產量持續大幅增長：從1889年時每天僅約23公斤，到48年后被起訴的1937年，已上升至每天約454噸，日產量提高了近兩萬倍；與此同時，鋁的價格則一路下降，從1887年每磅8美元，降至1941年的每磅約0.15美元，價格降到了原來的約2%。

整個過程中，消費者受到了什么侵害嗎？答案是NO。

如果一個行業在規模擴張的同時，產量大幅提升、價格持續下降，消費者真實受益，那我們至少應該問一個更基礎的問題——這到底是“壟斷的證據”，還是“競爭的結果”？

但在現實中，這個問題往往被直接跳過。規模被當作是罪證，價格下降反而成了“有問題”的信號。于是監管的邏輯，從“保護消費者”，悄悄滑向了“糾正市場”。

歷史教訓說得夠明白了，監管者最容易犯的錯，是把“價格下降與規模增長”當作陰謀的證據，而不是當作競爭的結果。

所以，真正該警惕的，從來不是低價，而是有人開始決定，什么樣的價格才是“對的”。

當下，貿易保護主義的陰霾籠罩全球，地緣沖突此起彼伏，通縮壓力如影隨形，普通人如何在這場風暴中守護錢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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