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基列國”發生了什么？

正在播出的《證言》（The Testements）改編自瑪格麗特·阿特伍德2019年的小說，卻不是新的故事。

有時候，現實事件會讓我們對作品的出版時間產生誤解。比如《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發表之時，柏林墻還有四年才會倒塌。盡管小說出版之后很快就獲得榮譽，也在1990年被拍成過電影，但它真正成為當代暢銷書卻是在2016年，也就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后，這導致很多人都有種“這是本新書”的錯覺。

第二年，流媒體平臺Hulu和米高梅聯合推出了小說的電視劇版，當年就拿到了多個艾美獎和金球獎重要獎項，在那之后一直保持著不錯的口碑，直到去年第六季完結。

2019年，阿特伍德又寫出了續作《證言》并獲得了自己的第二個布克獎。它在4月8日作為獨立的劇集開播，關于兩位少女在基列國為培養未來妻子打造的精英學校里摸索前行。當人們還需要目睹“舞臺C位變成了寶媽”這樣的高校宣傳語時，《證言》的時效性毋庸置疑。

證言（2026）

對于《使女的故事》讀者或者電視劇版觀眾來說，這本書的創作背景可能已經是常識：

上世紀八十年代，阿特伍德本人目睹了當時在羅馬尼亞施行的強制生育和反墮胎政策，也了解過六十年代南美內戰時期女性遭受過的暴力和性暴力；此外，納粹德國時期的黨衛軍和集中營、冷戰時期的蘇聯人和東歐人的生活，乃至更早的美國蓄奴制和南北戰爭、清教和基要派等等不同時代的保守宗教派別的傳統，都成為了小說的一部分靈感或原型。也正因如此，她才會反復強調書中所寫的所有細節“都是曾在歷史上發生過的”。

使女的故事 第一季（2017）

不論是原著小說還是影視改編，《使女》和《證言》因為講的是一個看起來不太遠的未來的故事（出現危機的美國被極端原教旨主義男性神權國家“基列國”所取代，女性不僅被剝奪各種人身權利，還被根據價值和功能分配不同等級和職能），所以大部分時候都被放在反烏托邦科幻這個分類。但阿特伍德自己給出的看法是“懸疑/推理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以及“見證者文學”，因為兩部小說都是由女性當事人的自述和記錄組成的，起初是女主角一個人，后來變成了更年長和更年輕的一代。

使女的故事 第二季（2018）

這種類型界定上的分歧，幾乎是所有以將來時講述悲劇的作品面對的長久迷思：作家和導演在創作之初的本意往往更接近警告世人而不是預測未來，比如阿特伍德本人就說自己寫的是“反預言”，即Antiprediction，換言之就是只要可以被描述和討論，它就不會發生。

與此同時，人類又總是無法或者不愿想象未發生之事。《使女的故事》出版次年，《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就認為這本書“過于直白”、不夠深刻，還有人覺得寫得太偏執，這些評價很難不讓人想起另一部因為特朗普當選而在美國忽然銷量激增的小說《這不可能發生》（It Can't Happen Here），內容同樣是一位政客在大蕭條時期時利用民粹主義和媒體造勢最終當選總統并逐步建立獨裁政權，但這本書甚至是1935年出版的。可見總的來說，其實一直沒有多少人太把這些警告當回事。

使女的故事 第二季（2018）

“太過悲觀”“不合時宜”，所有在這個領域有點成就的作品早年得到的差評幾乎都是如此，又或者是被當成單純的類型作品，預言性被有意無意地忽視，直到現實很快趕上這些作品里的情節。對已經得到上帝視角的我們來講，很難不覺得前人的短視匪夷所思：這么明擺著的事都看不到嗎？就像未來的人們一定也不能理解，今時今日的我們為何對前路毫無察覺，以至于一再重復同樣的錯誤。

《使女》第一季首播是在特朗普宣誓就職后幾個月，虛構與現實的互文讓劇中使女的標志性造型（象征生育出血的紅色罩袍，能遮住頭臉的白色波奈特帽子）迅速成為極有辨識度的符號，從那之后的每一年都會出現在許多國家的街頭運動中。

2020年10月，華盛頓的抗議者身著使女服反對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巴雷特；就在同一個月，波蘭憲法法院頒布了進一步收緊墮胎政策的法案，引發了全國范圍內的游行示威，使女裝扮的抗議民眾形象成為社交媒體的詞條；2022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在1973年關于婦女墮胎權合法性的判決（巴雷特也是促成推翻的保守派之一），紅色的袍子又一次出現在了最高法院門外。

在這些事件之間，還穿插著MeToo運動和韋恩斯坦受審、愛潑斯坦被捕和案件文件的公開、塔利班在阿富汗的重新掌權、全球范圍的疫情與隔離、俄烏戰爭、特朗普被裁定性侵、以伊沖突……以至于我們可能已經習慣了一種感受：個體的好消息或許依然還有，但是自己所處的那個更廣泛的群體的好消息，其實已經很久沒發生了。

使女的故事 第三季（2019）

作為從文學和影視當中走出來的文化產品，《使女》系列的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說在這十年里已經成了當代女權主義的重要傳播符號之一。新聞媒體將那些出現在線下的紅色罩袍解讀成一種成功的meme，《連線》雜志（Wired）和之后的某些流行文化觀察，則把它們與電影《V字仇殺隊》里的面具形象并舉。這些互聯網永生的方式，證明了它的生命力。

2019年（第三季上線那年），澳大利亞文化研究學者Amanda Howell在論文里提出了“Gileadverse”（基列國宇宙）這個概念，她給這個詞的定義是“由官方娛樂產品、粉絲創作和行動者們的表演組成的跨媒體故事世界”——這不難理解，我們對這兩部小說的認識過程，確實是沿著“文字-影音-行動-討論”的軌跡循環上升的。數字文化雜志Diggit的解釋則要更淺顯一些：“宇宙”是一種統稱，因為它催生了現實中的抗議行動和組織。同一個故事，在不同平臺上講述，每個平臺都有獨特的貢獻，最終會共同構成一種完整的體驗。

使女的故事 第三季（2019）

雖然所謂的跨媒體敘事在我們這里往往僅限于層出不窮的社會新聞，但反過來說，哪怕你并不太關心時事，只關心作品本身，其實一樣有話題可以聊：2023年，美國弗吉尼亞州麥迪遜縣學區委員會投票決定，在當地高中下架包括《使女》在內的21本書籍，理由是含有性明示內容。阿特伍德知道之后，在《大西洋月刊》寫了一篇“Go Ahead and Ban My Book”（盡管禁我的書）來回應，在文中還列出了這個官方理由的種種荒謬和自相矛盾之處；因為在前一年，作家本人就已經參加過企鵝蘭登書屋發起的“不可焚燒版《使女的故事》”的活動，共同抗議美國從那兩年開始空前嚴厲的書籍審查和禁令，當時她已經82歲。

使女的故事 第四季（2021）

毫無疑問，阿特伍德是贊成文藝創作需要承擔社會責任和政治性的那一派，所以樂于表態且毫不避諱敏感話題，包括外界對這兩本書的解讀、自己在女性主義里的傾向，以及對宗教、強權和某些爭議人物的看法，而且她經常以寫文章來回應。在文字之外，電視劇的選角也有抓馬之處：女主角Elisabeth Moss出生于一個科學教（山達基教）家庭，自己也從小就是信徒，雖然事件影響不大，但放在一起看難免幽默。

《使女》系列在這十年里引發過的爭議遠不止這些。有人批評作者借鑒了有色人種受到迫害和不公的歷史，卻在書中回避了種族問題；劇版《使女》也多次被質疑為了順應市場制造了太多主角光環和個人英雄主義情節，背離了原著制造的真實感和作者真正想表達的極權壓迫。

但某種程度上，這些批評又引發了新的討論：一些學術研究認為，劇版《使女》對涉及性和暴力的關鍵場面的處理，呈現了一種類似“女性凝視”（Feminist Gaze）的創新，它成功避開了男性視角的某幾個常見問題（比如性化和癖好化），不呈現和停留其他任何多余的東西，“讓觀眾只能看到她所看到的”。或許我們也可以認為，盡管改編之后的電視劇確實給了女主角更多重任，但至少做到了忠實于她的眼睛和她的感受，這種統一至少是值得贊許的。

使女的故事（1990）

回到類型片這個領域，研究流行文化的學者們還給出了更新奇的角度：劇版《使女》通過把原著的各種隱喻視覺化，制造了一種“優生恐怖”（Eugenic Horror）美學，在這個前提下，如果我們把這部劇理解成廣義上的恐怖片，那么女主角也可以說是一個沒有那么刻板印象的“最后的女孩”（Final Girl，恐怖片經典理論之一，指經歷追殺之后唯一幸存且戰勝兇手的女性角色）。

在過去，這類人物的存在通常意味著恐怖片的底色依然是保守和規訓的，因為最后的女孩基本都是那種拒絕煙酒毒品和性行為、道德感強、被迫反擊的特色工具人，但隨著社會觀念的改變，這個符合男性的標準（但有時又能嚇到男性）的形象現在也有了新的塑造方式，那就是經歷過創傷、（可能）有過性行為、主動反抗的、更復雜的女性，而劇中的女主角剛好符合這些要素——考慮到恐怖片這個類別還會一直存在下去，這當然不能算是壞事，至于原著作者和主創們是否真的有想到過這個問題，其實反而沒有那么重要。

使女的故事 第四季（2021）

與虛構的基列國把一切都處理成無事發生不同，我們這個次元的變化確實是過于迅速和動蕩了，迅速到大家幾乎已經想不起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它是什么樣子，也難怪劇集的完結季上線之后，不看好的聲音反而比以前多了起來。

但仔細想想也不算奇怪，AI和短視頻的強刺激，后真相時代的信息垃圾，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割裂和矛盾加深，這個時代的普通人，想把注意力長久放在任何一個事物上都是困難的，生存環境里需要分心和可以分心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如非刻意記住，很難意識到變化是一點點產生的，就像《使女》原著里反復出現的、對曾經“正常”的生活的回憶：“人的適應性真是不可思議，只要有些許補償，對什么都能習以為常”。盡管在網上傳播更廣的是劇中的另一句宣言“Don't let the bastards grind you down”（別讓那些混蛋整垮你），但當下的我們更想聽到哪一句，每個人的答案或許有極大分歧。

證言（2026）

很難想象，一部以政治懸疑和女性視角著稱的小說，不僅伴隨著作者和讀者共同走過四十多年，帶來無數有價值的話題和瞬間，還等來了成功的影視版和同樣成功的續篇，與此同時，它還在持續收到現實的呼應。

去年阿特伍德在獲得英國圖書獎旗下“出版自由獎”的致辭里曾經說，“在我的一生當中，我不記得文字本身曾受到過如此威脅”。一部作品疊加世人的態度，往往會誕生很多新的東西，喚起跨越代際的新的意識，這不能不說是這個時代的幸運。但幸運永遠都是有時效的。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未來總會再有這樣的作品，只是人類會不會再重復這樣的歷史，沒有人能給出答案。